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對大清王朝的根基產生了巨大的衝擊。1853 年9月，在上海發生的小刀會起義，使大清王朝局勢更加動盪。混亂的局面中，西方列強美英法等國感到有機可乘，可以趁亂向清廷提出要求，要求進行修改貿易通商條約的談判，希圖對中國進行更多的勒索。
列強為什麼要提出修該貿易通商條約呢？他們不滿足於南京、虎門、望廈、黃埔等條約中的條款，認為，條約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修約的目的就是要增加新的條款，以擴大他們在中國的權益。比如說《望廈條約》與《黃埔條約》吧，法國人提出修約的依據，黃埔條約第三十五條規定： “日後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當就互換章程年月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籌議”。《中美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條也規定：“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以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義，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1]。在《中英南京條約》中也有十二年期滿可以修約的規定。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既然要修約，英國政府對於修約內容提出了五個方面的主張：其一、開放全部內地及沿海的城市，或至少准許在長江上自由航行，並開放鎮江、南京、杭州和溫州，准許外國商人自由出入貿易；其二、鴉片貿易合法化；其三、確認廢除內地的子口稅；其四、外國使臣可以駐紮北京，或至少要求外國使臣能夠與北京主要官員會晤，以及公文來往的權利；其五、外國使節可以與中國各省總督直接會見等等。[2]
英國人提出要修約，實際上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太平軍佔領南京之時，就感到英國可能有此意圖。當時，他在給咸豐帝的奏章中說，文鹹企圖“乘此內地匪擾兵分之際，從旁窺伺別有要求”，藉口南京條約有“十二年後再行更易之議”[3]的條款，提出修約的要求。
當時的奏報，咸豐帝並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表態，葉名琛也就自作主張地不予理會。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的廣州英國商館
英國人要求修約，一個重要的要求就是兌現《南京條約》中規定的允許外國人進入口岸城市貿易通商、居住、傳教等。這一點上，新任公使包令比文鹹表現的更為強烈。1854年春，包令被任命為駐華公使後，即致函葉名琛說，希望到廣州城內拜見。葉名琛答覆說：“現在管理數省軍務，刻無暇晷，但是一俟稍有餘暇，自當擇定吉日接見閣下”[4]。葉名琛沒有接見包令，包令便很氣惱地想對華發動軍事挑釁。當他把這個想法報告給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時，克拉蘭敦制止了他這個想法，讓他不要冒著可能遭到大清帝國報復的危險而採取單方面的行動，況且在英國海軍還不足以對清軍造成威懾的局面下，更應該謹慎。
克拉蘭敦的顧慮是有原因的，因為當時克里米亞戰爭正在進行，英國沒有力量向中國調配更多的海軍。況且，當時英國海軍還要遏制不斷在太平洋上伸展勢力的俄國海軍。
克拉蘭敦的指令使包令不得不改變對華動武的想法，他又給葉名琛發了一個照會，表達希望得以進城會見的願望。這一次葉名琛倒是同意接見了，但是葉名琛提出的接見地點不是在廣州城內，而是在城外河邊的一個倉庫裡。這在包令看來，簡直是對外國使節的侮辱，他沒加思考的就拒絕了。
同包令一樣，美國公使麥蓮與法國公使布爾布隆都希望進入廣州城，得到葉名琛的接見，但他們都吃了閉門羹。
反對列強侵略，廣東百姓組織起來準備抗擊侵略者
麥蓮抵達中國之時，曾經提出希望約定一個會見時間。葉名琛回話了，他對麥蓮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表示歡迎，但因公務繁忙無法接見，對因“公務繁忙他不能接見新任公使表示遺憾，但是，一俟有暇，他就即行擇定吉日”。[5]又是要選定黃道吉日。得到這樣的答覆，到香港的麥蓮一樣很生氣，受到這般冷遇，他發誓堅決拒絕同葉名琛有任何的外交往來，更不會有私人交往。
相同的遭遇，很快使美英法三國公使聯合了起來。三國公使商量對策，表示要共同協作，向大清帝國提出修約要求。共同的目標使三國公使形成了聯合的要求修約陣線。
三國公使聯合起來，要求修約，葉名琛知道修約是大事，是必須要奏報咸豐帝尋求一個解決辦法的。於是，葉名琛也向咸豐帝作了奏報。
當葉名琛再次將修約的情況報告給咸豐帝的時候，他感到十分棘手，他也是找不到合適的對策。乾脆，交給葉名琛全權辦理算了。
列強提出修約，咸豐帝交給了葉名琛全權辦理，但是葉名琛並不懂相關的法規。比如中英《虎門條約》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按照國際法，只是針對“英人”，並不包括政府，更何況修約不應在最惠國待遇之內。但是，對於這些，葉名琛並不知情。他長期浸於傳統學術，和眾多的保守派一樣，對西方世界充耳不聞。雖然，對於列強，他態度強硬，也不怕列強的恫嚇，但是，他一味拒絕的做法，只能是事情向難以控制的方向發展。包令提出要修約，他給咸豐帝信心滿滿地打包票說：“臣惟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葉名琛大包大攬，咸豐帝對他由於信任，自然很是放心。咸豐帝在下發給葉名琛諭旨中，這樣寫道： “葉名琛在粵有年，熟悉情況，諒必駕馭得當，無俟諄諄告誡也。”[6]
1854年4月25日，包令給葉名琛發出照會，以文本的形式，正式提出了“修約”的要求。包令的照會中說，本公使奉女王之命，以全權公使身份，與清國交涉“修約”之事，現因“8月30日為萬年和約（指（南京條約））議定扣計十二年期滿，按照善後約（指《虎門條約》）第八條所載，凡有新施予及各國者，英人亦一體同邀之詞，自可援佛蘭西、亞美利加二國條款，向貴國確要，以前所定和約，重行訂酌會議也”。[7]
這個照會中，包令提出六條需要交涉的事項。即進入廣州城；茶葉抽釐；廣州租地；中英官員平行拜會；華人欠英國商人商款；英人在華被襲等問題上的交涉。對於這些問題，包令提出，要求在廣州城內兩廣總督府會商。
咸豐帝像
這個照會使葉名琛明白，英夷仍然是希望借“修約”事來實現入城的目的。葉名琛自然又是不作答覆，這樣的態度，包令也料到了。因而，發出照會後，採取了新的策略。他給美蓮的信中表示要通過武力來迫使清廷就範。他說：“對於談判修改商貿條約之事，英國僅僅希望（中國方面）一個否定的回答。接到這樣的回答，英國將安排立即北上。我（包令）希望月底以前能和你（麥蓮）在上海見面。很大可能我陪著英國艦隊司令和他的艦隊一起北上。”[8]
包令給美國公使寫信之時，美國公使麥蓮正在上海與兩江總督怡良會談“修約”的問題。會談中，麥蓮向怡良表示：如果總督先生願意向大皇帝奏準同意，美國自當派出軍隊幫助清國剿平叛亂（指太平天國）。隨後，麥蓮又對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說，如果貴國大皇帝同意在鎮江、南京、漢口開放貿易，這些地方的亂軍，美國也願意幫助清國剿滅，並將小刀會起義時沒有交納的稅費全部交納，作為清國的軍費。
在外國侵略者威脅利誘之下，吉爾杭阿建議清廷“不妨曲示包荒，許其所請；倘大為悖謬，亦不妨直言杜絕，免其覬覦”[9]。
當吉爾杭阿向咸豐帝奏明此事時，遭到了咸豐帝的駁斥。咸豐帝此時懷疑外國侵略者會支持太平軍，認為外夷所謂的補稅，很可能包藏著險惡的用心，因而拒絕談判，並申斥了吉爾杭阿。
包令與麥蓮碰了壁，很不甘心。三國公使再次商討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時候，英、美、法三國公使都已接到本國政府的訓令，要他們相互配合，共同向中國提出修約，這意味三國公使的聯合已得到了各自國家政府的支持。根據這個指示，三國公使在香港舉行了一次會談，一致認為若與強硬的葉名琛交涉，肯定不會有任何的進展，於是決定，聯合起來再次北上。1854年9月，三國公使到達上海，要求修約。這次，他們打算把葉名琛拋在一邊。英國公使包令對吉爾杭阿說，建議中國派出德高望重的大臣“前來議定妥協章程，允其所請。”
葉名琛被捕
包令的威逼，吉爾杭阿很擔心，一旦各國翻了臉，太平軍尚未剿滅，外夷的兵艦又來，到那時可真是不好收拾了。但是他又感到如果外國人在中國的內戰中，真要幫助哪一方的話，肯定會幫助清軍，不會幫助太平軍，因為這一切都出於善意。因而，他慌忙又給咸豐帝上了摺子，說：“若雲助逆犯順，則長江現為賊踞，何妨藉此橫行，而乃赴粵赴滬，並赴天津，必待請命而行，似又並非惡意。” 他還說，現在英、美各國都表示願意幫助大清鎮壓太平軍叛匪。這樣的請求，我們接受他們的幫助，這樣並不失中國禮儀大體。如果他們“倘有違言，或生異志，再圖綏輯之方，則不如早用懷柔之法”[10]。吉爾杭阿的意思是，外國人還是很友善的，他們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咸豐帝卻不這麼看，他看了吉爾杭阿的奏摺，氣不打一出來。他作了大意是這樣的批示：外夷所提各條，純屬荒謬，必須一一反對，杜絕他們這種貪得無厭地索求。
三國公使第二次提出修約要求，仍然遭到拒絕。美英法三國公使都不甘心。感到心中有種惡氣憋著，散發不出來。他們決定北上對清廷進行武裝恫嚇，以此迫使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國皇帝就範。但是，咸豐皇帝沒有就範，他沒有想到，他沒有策略地一味死扛，卻招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發生。（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晚清外交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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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92、9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
[2]（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767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6月版。
[3]《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１冊，第8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4]《英國議會文件：1850—1855進入廣州城通信匯編》，第15頁，英文版。
[5]（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465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6月版。
[6]《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１冊，第27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7]茅海建：《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第14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
[8]茅家琦：《太平天國與列強》，第14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9]《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１冊，第30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10]《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1冊，第349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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