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婷（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這個春節，最大的感受是，村民們辦的酒席真多。村裡人不是在籌辦酒席，就是走在去附近酒席場的路上。春節期間的酒席名目大都比較相似，結婚酒、週歲酒、壽酒。新年頭幾天，筆者所在的村裡幾乎天天都有酒席，週歲酒、十歲酒、結婚酒，甚至於一天同時有兩到三戶人家辦酒席，有的農戶不得不安排家裡人輪流或是分頭參加不同的酒席。當然，吃酒只是當地習慣的叫法，更多叫做走人情。按照當地人情的標準，村子中一個普普通通的禮，人情禮金一般200起步，那麼，一天三個禮，也至少有600元的花銷，如果再把關係遠近以及人情名目大小考慮進，這筆花銷只會繼續擴大。筆者訪問了一戶姓L的人家，該戶近十年沒有辦酒，但一直持續參加人情的往來，能到場必到場，不能到場，也會請人將禮金帶到。筆者瞭解到該戶近三個月的人情消費，共有6個人情酒，集中於小孩週歲以及結婚，禮金最低200元，最高800，關係以親友為主，亦有村鄰。L家一家三口人近幾年在城裡打工，一年家庭毛收入達到5萬左右，近三年家庭人情消費年均在1萬左右；也就是說，該戶一年收入的20%花在了人情消費上，若再算上其它的消費項目，一年最多留下2萬的存款結餘，那麼，在當地，普通農戶的這些人情開銷有什麼特點，它意味著了什麼？
筆者進一步瞭解到，當地除了春節的集中辦酒，平常時期的辦酒也不少，辦酒的名目多、頻次高、禮金標準也在持續上漲。近五年來，辦酒的名目有增無減，出生、週歲、考學、結婚、嫁女、建房、過壽以及喪事之外，辦十歲，搬家也皆在辦酒席之列，除以上種類外，其他人情酒名目鮮有人提；辦酒的頻次顯著增加，尤其是放開二胎後，不管一胎二胎三胎，每個孩子的出生和週歲以及十歲都要大辦，老人過了60歲後，往後每年都要操辦；而吃酒席隨的人情禮金也在逐步增長，就一般而言，五年前普遍100元，近三年至少200元，若是姑媽、舅舅、叔伯這樣的親戚，500元起送，一般平均800-1000元，甚至有達到3000-5000，或者個別上萬的也有，當然，禮金並不是隨意上漲的，一般按照市場普遍行情來調整，一個村送出的禮不相上下，一個家族的禮金明面相差適度；並且，除了隨禮金以外，習俗上還要求人要到場捧場並幫忙籌備酒席、招呼來往客人。村民表示，一年之內，出現某戶人家結婚酒辦完半年後接著辦出生酒，再過一年接著辦週歲酒，或者生禮、壽禮、結婚裡在同一戶人家接連舉辦，而有的村民近十年甚至更久沒有辦過酒席，諸如這樣的情況，以前是比較少的，同一戶人家接連辦酒中間至少會間隔2-3年，而像現在這樣的高頻率和快週期，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當然，人情的範圍也逐步出現擴大的趨勢，從十幾戶的人情擴展到幾十戶的人情。除此之外，人情退出也並不是一個簡單容易的事，村莊中七八十歲仍在走人情的老人也有三四個。如此綜合來看，當地的人情負擔客觀上講是繁重的，但是，讓人驚訝的是，村民並不認為人情是個壓力或是負擔，相反，他們會輕鬆笑談“有人情走是好事！”驚訝之餘，讓人不禁停下來，回到村莊之中去尋找答案，理解村民為什麼在筆者認為如此沉重的“負擔”面前不覺壓力反而以之為好？
首先，最為凸顯的是儀式性人情的主體性。在當地，恪守傳統的氛圍已經延續成為一種習慣性的共識，由此可以看到人情名目的種類以及延伸方向在相當長時間內基本穩定。從某種程度上講，在村民當中，依然存在著較深的本體性價值的追求。此前，在討論農民的人情負擔時，人情“異化”過程中頻發的“無事酒”成風，使得辦酒逐漸脫離了其原本的意義，單純淪為競爭、攀比或是斂財的手段。如果稍加對比，這裡的大多數人情酒的操辦仍然圍繞著人的某種儀式感與意義感而來；前文中談及的人情名目，在當地人看來，都意味著人的各個重要階段的過渡，比如，小孩出生三天或九天辦一個酒，寓意著嬰兒通過這個集體歡騰的儀式後“便於存活”，週歲酒，則是因為人們堅信祖宗的傳統，認為通過接受親友的饋贈，可以使得幼兒順利成長，婚嫁酒，這是家族成員變動以及香火傳承的過渡儀式，喪事酒，則是送逝世老人去往祖先的世界。一系列集體的歡慶儀式，貫穿於人的出生到死亡，散發著非凡的意義；正是人情的儀式性功能的發揮，凝聚了人情酒承載的深層的而美好的儀式意義，形成了人們樂於走人情背後的價值認同基礎。
其次，較為基本的一個要素是人們對於人情負擔的承載能力大為增強。過去，在土壤相對貧瘠，交通較為閉塞，且市場較不發達的當地，村民依靠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得來的農業剩餘是相當有限的，在諸多的人情往來上，農民常常需要借錢趕人情，所以至今當地仍流行著一句老話“翻牆躲債，借債趕人情”，這也直觀描述了過去當地人重人情而力不足的情形；但從九十年代開始，村莊逐漸有年輕人外出沿海地區打工，或是階段性在近地打工，尤其是在農業稅廢除之後，中年人乃至婦女外出，且基本常年留在外打工，再到2010年以後，新一代的農民工也成長起來，這樣一種打工經濟的深入發展，意味著家庭增收和家庭積累的實現。也就是說，在一個家庭人情消費習慣在相對範圍內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外出務工使得人們幾乎不再經歷“借債趕人情”的窘境，人情的變動與漲幅始終保持在人們可承擔的能力範圍之內。那麼，從這個角度分析，至少可以理解，在適度控制的保持著一定穩定的人情上，當地家庭收入的大幅增長，減輕了村民在人情上的壓力感。
再次，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人情的社會性意涵越來越重要。所謂的社會性意涵在於，通過人情往來，不僅塑造出村莊的公共性，與此同時，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可以從中獲益，比如，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以及社會評價體系的塑造。舉例來講，吃人情酒，除了單純隨禮吃酒席的人外，村鄰範圍之內，親友之內，除了隨禮，還需要幫忙，在酒席“一條龍”服務進村之前，幫忙的人都需要提前一天把餐具桌子“借給”主家，並主動到主家準備酒席食材甚至還需要在擺酒當天“端菜招呼客人”或是主持重大儀式等等，在過去，除了掌勺的廚師外，一頓酒席基本上是由村鄰、親友共同協作出力完成的。因此，一頓酒席不是一個家庭的事情而是一個村莊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酒席藉助眾人的力量得以順利操辦，儀式也得以順利完成，出人力、出物力、出財力各顯其能，皆結成一場人情酒的“虧欠感”，並延伸到不斷拓展的人情往來中，依次形成互幫互助的網絡。由此，筆者也理解了村莊中一位七十多歲仍在走人情的J姓老人，其兒子長期在外，從未參與村莊人情往來，兒子與村莊人情交往的斷裂由老人走的人情彌補，因此，其兒子回鄉裡辦酒時，村裡人才會說，正是看在老人的面子上才去幫忙捧場的。這種社會關係的聯結往往又使得相應的社會輿論以及社會評價體系成長起來。當問及L家自家十年沒有辦酒，為何堅持一直走人情時，他說道“走人情表示著會做人”。在他看來，在村莊的熟人網路中，不走人情意味著與村裡人關係的疏離甚至割斷。周圍的人將會把這樣的人視為不會為人的人，而一旦被村莊社會輿論上評定為不會為人的人，不僅影響其村莊內外的社會關係，甚至會連累子女將來的婚嫁；那麼，相反，走人情不僅可以鞏固熟人社會圈子裡的關係，還會保持輿論氛圍上的有力傾向，尤其對於傾向於本地婚姻，期望通過本地媒人給兒子找媳婦的農村中年夫婦而言就更是於此，在眾多的本地婚姻條件中，家庭氛圍被媒人視為其“工作”的前提。
當然，人情仍具有重要的經濟支持的功能，比如，建房和考學，最初都是通過辦酒，集中人力或資金；就現階段來看，隨著村莊第一波建房潮逐漸消退，在城鎮買房的搬家酒替代了建房酒。考學酒原本只有考到了好學校才會辦酒，主要為了獲得親友的支持，現今多少也帶有面子的成分；無論考到何種學校，考學酒一辦，意味著類似於家庭榮譽東西的獲得，經濟支持也不再那麼重要。對多數進城一代的家長而言，大學費用也逐漸是可以負擔的一項教育性投資。此外，隨著村莊人，尤其年輕人逐漸建立起面向城市的生活面向，年輕人參與村莊人情極少，大多數保持村莊人情來往的是老年人以及大部分中年人。那麼，人情既有的功能發揮的限度及其目前經歷的變化，也讓筆者對幾個問題進行了思考。
第一， “人情酒”意涵的日益複雜性。正如筆者所言，原來的“人情酒”，貫穿著個人生命、家族發展、村莊交往的全部意義，通過辦酒而進行的過渡儀式以及村莊交往，在這個過程中凝聚了價值認同，鞏固了關係網絡。但是，隨著人的在場變成禮金的在場，走人情中“走”的消失，人情中彷彿只剩下貨幣的往來，而不是真正人的交往。比如，由到場幫忙、隨禮到親友墊付、帶禮走人情，再到微信、支付寶紅包直接轉賬，不僅年輕人，中年人亦是如此；再比如，原有的村莊內共同操辦的酒席，全部由專業廚師的“一條龍服務”替代，甚至逐步由市場中的各類酒店酒席替代。人們不再有如村莊這樣一個熟悉的生成村莊公共性，鞏固情感價值的穩定場所；或者，換句話說，村莊中的人情酒正在急劇失去其傳統的價值與意義承載的空間，而同時，一種新的具有某種競爭面向的、某種社會榮譽感的價值被塑造出來。
第二，隱性的或是變向的“無事酒”。“無事酒”的最大目的在於利用一切理由進行斂財。當然，這在當地並沒有如此明顯，主要在於人情名目種類的相對穩定性，人們隱約認為新增的借辦酒獲得收入的人情名目，幾乎都與傳統的人情酒名目相關。比如，筆者在詢問村民近年來為何十歲酒風靡，大多說不出理由，無非是看到其他人都在做，沒有人說，也跟著做，反正有錢做，也可以收錢回本；再比如，搬家酒，一些離開村莊到鄉鎮或是縣城生活之前，也會辦個酒，但是，對於這種酒，村莊裡的人並不都買賬，一些村民的考慮主要在於，搬離村莊的人以後參與村莊人情幾乎無可能，有事也不可能來幫忙；並且關鍵一點在於，在這同一類名目的事酒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以後在外買房，買房辦酒更多帶有的是一種炫耀的意味。對於這類人情酒，人情的意味更淡了，甚至於對於維繫社會關係沒有未來預期，這類酒實質上變向為一種無事酒，或者準確說，這類酒席更為明顯地成為家庭內部的事，而不是村莊內的事。
第三，代際差異與人情斷裂。村莊中老年人的人情圈普遍建立在地緣和血緣之上，其社會關係網絡也是如此，而年輕人的人情圈更多地以分散化的業緣性關係為基礎，參與村莊人情往來極少，代際之間人情圈的差異性是明顯的，那麼，在村莊中，隨著老年人最終退出人情，年輕人愈益融入城市生活時，由此形成的代際之間的人情的斷裂則可能意味著，社區內部聯繫鏈條的斷裂，甚至消失。
那麼，當人們不再需要借債走人情時，樂於走人情的確體現了農村人在一個大的時代裡經濟能力的提升。但是，也需要有冷靜回看和看向更遠處的思考。一方面，人們仍堅守著傳統的形式，操辦各類人情酒，實踐那些祖宗留下來的精神，另一方面，高度競爭、快速發展變化的環境也使得經濟理性浸染進傳統的領域，引導著人情酒的形式、功能乃至性質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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