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掉我“仕途”的同窗

小學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因為怕寫作文，我就瞞著父母，悄悄地給自己“留了個級”。可能是復讀生的緣故，我能回答同學們不能回答的問題，會做大家都不會做的題，因此我頗受老師的重視。就這樣，在期中考試後，我毫無意外地被老師直接任命為班長，也因此有了人生的第一段“仕途”。走馬上任後，我身上全部的正義感和正能量被徹底激活，班級也被我管理得“安安靜靜”。

一天，老師因為家裡有事不能到學校，這讓大權在握的我有了空前的滿足感。早讀結束，我發現“死黨”蔣紅兵竟然沒來學校，這還了得？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裡。於是，我安排好班級事務，隻身一人前往田間地頭實施“抓捕”。等我找到他時，竟發現他正在夥同幾個年齡相仿的學生分享他們盜來的橘子。在一番唇槍舌劍的交鋒後，我的滿腔怒火和義正詞嚴沒能抵制住眾人的勸說和誘惑，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並且還密謀了第二天的野炊行動。

當我帶著蔣紅兵回到教室的時候，看到的是老師鐵青的臉和憤怒的眼神⋯⋯我的第一次“仕途”就這樣被同窗“毀掉”了。從此我再無出頭之日，甚至成為教師和班幹部最頭疼、最痛恨的人。

這些年，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每一個“壞孩子”的出現，都是有故事的？

給我第一張獎狀的貴人

我人生的第一張獎狀，是在1997 年香港迴歸的時候得到的，而“給”我這張獎狀的，是改變我人生軌跡的老校長——楊國傳。

1995 年，因為工作表現“糟糕”，我被一紙調令發配到最偏遠的村小。這紙調令，讓我與教辦主任開啟了長達兩個月的“鬥爭”，鬧得全區“家喻戶曉”。當時鎮中心小學校長楊國傳找到教辦主任說：“他不去就算了，我這裡需要一個搞少先隊活動的人，這個小夥子舞跳得不錯，球也打得好，乾脆讓他到中心小學吧。”

就這樣，我被重新“調到”中心小學。儘管我還是一如既往地疾惡如仇、我行我素，但這裡沒有人大會小會批評我。在“小夥子，你能力不錯，好好幹，我相信你”的誇獎中，我逐漸收斂鋒芒，安心做事：組織運動會，策劃“六一”會演，建立大隊委，主動承擔教研課⋯⋯一年半以後，我人生的第一張獎狀不期而至。

在楊國傳校長手下工作的3 年時間，改變了我的一生，讓我找到了自己想要走的路。1998 年，楊國傳校長讓我到安縣去聽課，藍繼紅、陸芳兩位28 歲的特級教師讓我第一次有了“做個好老師”的強烈願望。於是，我開始逼迫自己讀書，報考自學考試，練習三筆字，暑假外出打工⋯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

很幸運，我遇到了我的貴人。我時常想：假如每一個校長都能成為教師的貴人⋯ .

讓我深陷“泥潭”的伯樂

2012 年，四川遂寧進入民辦教育高速發展期，遂外第一任校長離職。當時董事長找到我，讓我出任校長一職，我果斷拒絕了。因為我知道，不管是性格和能力，還是謀略和理念，我都無法扛起一所學校的未來。後來，董事長又多次找我談心，我只能硬著頭皮接受了這個任務。

當校長，我完全是個新手，但是骨子裡的“好戰”與從小練就的過人“膽量”，讓我很快忘記了之前一大堆的擔憂。接下來的事情卻沒有想象中簡單，每一項工作推進都需要思慮再三，因為我不能給教師添麻煩；每一個人的需要和心境都得顧全，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就會“不辭而別”。這對一貫“肆意妄為”的我來說，簡直是痛苦煎熬。

如今，7 年過去了。我很慶幸，我沒有把自己“幹下課”，居然把遂外發展得更好。這倒不是因為我能幹，而是因為我有一個“心在一起”的團隊。依靠團隊、相信團隊，是學校發展的有力保障。

於是，我們以

“贏在團隊”為核心思想，開始引領全體遂外人從利益共同體起步，不斷走向發展共同體、精神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旨在打造精神尺碼高度一致的教育鐵軍。從此，我和我的管理團隊開始帶領一群80 後、90 後的年輕人，以最大的包容、最多的激勵和最有效的幫助，努力讓自己成為教師們的“貴人”。我們至情至真，知冷暖、懂悲歡、助成長，把管理化作深情的期許；我們眾志成城，一群人、一件事、一條心，堅守著“在一起”的幸福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