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說這個話題，緣起於前些年一系列抗戰題材的電影，哪些電影呢？《楊成武強攻東團堡》《楊勇戰魯西》《蕭鋒血戰陳莊》《徐海東喋血町店》《王樹聲征戰豫西》等等等等。片名都是同一格式的這類電影拍了一大堆。
光看片名很是吸引眼球，但光看片名就感覺哪裡不對勁，再看內容，就更是感覺不對勁。
哪兒不對勁呢？這完全是按照表現國軍的套路表現八路，可問題是，兩軍在這同一個戰爭舞臺上最出彩的角色，是一樣的嗎？
1.國共兩軍作戰樣式不同，國軍以師以上大兵團正規作戰為主，八路以連以下小部隊游擊戰斗居多，重頭戲不一樣
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中，國軍打的是正規戰，中共軍隊打的是游擊戰，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作戰樣式。
因為是大規模的陣地戰，就註定了國民黨軍每戰必集中若干重兵集團，你很少看到國軍某個團某個營獨立作戰的例子，所以他們濃墨重彩渲染的對象，自然就主要是在會戰中佔有一定比重的某個軍某個師或某個軍長某個總司令等等如何如何，這是符合他們的特點的。
而八路不一樣，中共武裝是分散在敵人的後方，打的是游擊戰，兵團的作用並不顯著，團級規模的仗已經極少，佔比最多的是分隊規模的戰鬥。比如129師，就曾在1942年的一個發文中明確指出：
“平原是廣泛的游擊戰爭，特別在囚籠網稠密時，非如此不行，就是野戰軍也要分遣成連、營增強與培養地方部隊，大量開展游擊戰爭，而運動戰的機會是沒有的，也不應該空口喊運動戰。”新四軍在1939年呈給國民政府的一份報告中也講到：“本軍系擔任遊擊任務，其部隊類多深入敵後，有時因敵情緊張，為便於襲擾敵人履行任務，甚至一營一連在游擊區內，均需分散行動。”
1942年底，時任太行一分區司令員的秦基偉在一份戰術總結中講到，“分區基幹團亦經常處於分散，以連排班為單位結合營兵、民兵，進行廣泛的游擊戰，今年十個月共計大小戰鬥九十次，其中全團集中作戰只有五月反掃蕩時的一次。”
冀中軍區第36地區隊在一份戰鬥總結中寫道：從1942年8月到1944年5月，共與敵作戰92次，其中整個地區隊集中作戰的1次，連以下規模的71次。
看一看解放軍各軍各師各團抗日時期的戰史，你就會發現，以連以排甚至以班為單位的各種伏擊、襲擊作戰比比皆是，佔了九成以上的絕對多數。
這種戰爭的樣式，就註定了其重頭戲，不可能是像國軍那樣聚焦在大兵團作戰上，而只能是在敵崗樓、據點、封鎖溝林立縱橫的狹小空間內，只能是在偽政權、偽軍、特務遍地的複雜惡劣環境下，只能是在今天突擊排殲偽軍一個班，明天區小隊燒鬼子一個炮樓，後天武工隊打特務一個小隊這樣小規模的襲擊、伏擊戰鬥中。如果說國軍的仗突出的是一個大字，八路的仗則突出的是一個多字。小而多，積小勝為大勝，這才是抗日遊擊戰爭的特色。非要按照國軍《血戰臺兒莊》《鐵血崑崙關》那樣，拍那些排山倒海的大場面，拍那些重兵集結的陣地戰、正規戰，偶爾一兩部沒什麼，拍多了，以次為主了，顯然是聚錯了焦了。
2.國共兩軍的抗戰路線不同，國軍打仗就是軍隊的事兒，八路抗戰離不開老百姓，民眾發揮的作用不一樣
抗戰中國共兩黨兩軍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其主要區別即國民黨抗日依靠的就是軍隊，而共產黨抗日依靠的並不僅僅是軍隊，更主要的是人民群眾和全民族的力量。
因為路線不一樣，所以描寫國軍的抗戰，只寫軍隊就行了。至於民眾，不過就是伕子、苦力而已，自然不可能有什麼戲碼。即便也要點綴幾個非軍人的形象，那他（她）也必須是貴族，要麼是某個海歸精英，要麼是某個大家名媛，而絕對不需要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佔據主要的角色。實際上，國軍題材的抗戰電影電視劇，只表現軍隊不表現百姓沒毛病。
然而中共的抗戰不一樣。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有專門的一章——兵民是勝利之本，其中他講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覆覆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在很多時候，毛澤東甚至把做群眾工作看的比打仗還重要。
朱德在《抗日遊擊戰爭》一文中也說，
“抗日遊擊隊與群眾的關係，好比魚和水的關係一樣。魚在水中才能生存與長大，抗日遊擊隊有了群眾做依託才能生存與長大。魚一離水就死，抗日遊擊隊一離開群眾就也無從生存。”能否發動群眾並依靠群眾，對於八路，是其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
在國軍中，軍裝的發放、公糧的配濟、械彈的補充、傷員的救治、經費的供給、部隊的駐地等等，一般是用不著基層的連排長們去操心的。不僅國軍是如此，所有這種依託大後方保障的軍隊中，比如二戰時的英軍美軍德軍日軍等，也是如此。
今天的我軍是不是如此呢？同樣如此。因為今天的我們有強大的後方，有集中的領導，許多事情用不著連排長們操心。吃的穿的有上級軍需部門管，住的有營房部門管，經費有財務部門管，傷病員有衛生部門管，兵員補充有軍務部門管，等等等等，反正都有上級部門管。
但敵後抗戰時的八路軍新四軍不是這樣，他們在多數情況下是遠離自己的後方作戰的，是以連或以排為單位的小部隊分散到敵人的後方遊擊的，在這樣的環境下，鞋子沒了誰來給你做？乾糧沒了誰來給你做？彈藥用光了誰來給你送？打仗產生了傷員誰給你抬下去救治？戰鬥減員了誰為你補充？所有這一切，只能依靠地方黨組織，依靠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只有這樣，鞋沒有了才有人做好了送來，乾糧沒有了才有人做好了送來，打仗掛花了才有地方療養，戰鬥減員了才有組織補充，遭遇敵人追捕時才有人掩護。而這，也就成為必須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的緣由與動力。在這樣的戰爭樣式下，你不依靠群眾寸步難行。
京劇《沙家浜》大家都不陌生，那是根據真實故事加工而成的。實際就是那麼回事兒，沒有地方黨，沒有阿慶嫂，沒有沙老太、沙四龍、王福根等最基本的群眾的掩護與支持，那36名傷病員，光餓也餓死了。
表現中共的抗戰，也像表現國軍戰長沙、戰衡陽、戰崑崙關那樣，光表現軍隊，不表現百姓，行不行？不行。魚兒離不開水。中共的抗戰，不能少了區委、區小隊、兩面政權、婦救會、武委會、民兵、青抗先。少了他們，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好比表現漁民的電影看不到大海，表現牧民的電影看不到草原，就不是那麼回事兒了。
3.國共兩軍武裝體制不同，國軍中軍隊就必須穿軍裝，八路中不穿軍裝的遠遠多於穿軍裝的，軍隊風貌不一樣
國民黨執行的片面抗戰路線，決定了他的武力就是軍隊，而軍隊主要就是正規軍。所以，表現國軍的抗戰，滿屏的軍裝軍銜，符合他們的實際。
八路抗戰的陣容，又不一樣了。在廣闊的敵後游擊戰場上，八路軍、新四軍中，不穿軍裝的卻遠遠多於穿軍裝的。
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我各根據地便在擴大主力軍的同時將大力發展地方武裝作為武裝力量建設的重點，形成了村有遊擊小組、區有遊擊小隊、縣有遊擊大隊、行署有遊擊總隊的建設格局。1941年11月，中央軍委頒發《關於敵後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明確規定每個抗日根據地的軍事結構，均應包括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個部分。這個指示的主要精神不是擴大主力軍而是精簡主力軍，是進一步的擴大地方軍與民兵。從那以後，大量穿軍裝的主力團脫下軍裝變成了地區隊、縣大隊，穿軍裝的正規軍更少，不穿軍裝的地方武裝更多了。
關於三種武裝的比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略有不同。一般來說，是山區根據地主力軍與地方軍為3:2；平原根據地為2:3；在環境特別惡劣的平原地區，則全部武裝地方化，一律不穿軍裝。至於民兵的數量，不論平原還是山地，都超過地方軍與主力軍的總和。 由於敵所佔地區與中共抗日遊擊地區高度重合，主要集中於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而很少山地，因而實際說來，中共武力中穿軍裝的正規軍佔比很小，抗戰的主要武力是不穿軍裝的兵民不分的地方軍與民兵。
老的軍教片《地道戰》中的漢奸司令有句著名的臺詞：“共產黨的軍隊和國民黨的軍隊大不一樣，他們誰是軍隊，誰是老百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難分清。”這話說的一點不錯。那個時候（五一大掃蕩後到大反攻前）整個冀中的八路，穿軍裝的只有一個24團，度過這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又在抗戰史上書寫無數精彩戰例的，就是始終堅持在這方家園的不穿軍裝的十幾個地區隊、三十幾個縣大隊、二百多個區小隊和幾十萬的民兵。冀中是如此，其他敵後游擊區也都差不多。
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後，許多根據地實行了一元化領導，縣長、縣委書記就是縣遊擊大隊的大隊長、政委，區長、區委書記就是區小隊的小隊長、政委。在各軍分區組建的不穿軍裝的武工隊中，有地方縣委、區委的幹部參與其中擔任領導，有地方敵工、公安、民運等部門的幹部參與其中充任隊員，而各區、村的武委會主任，有很多又是軍隊派出的排長、班長擔任的。所有這些，又從體制上將軍地兩元變成了一元，軍隊與老百姓更加緊密地擰在了一起。在這種樣式的人民戰爭中，不穿軍裝的未必不是正牌八路。而那年頭八路不像國軍那樣也不像今天解放軍這樣建有軍籍，因而誰是軍隊，誰是老百姓，不惟敵人分不清，就是中共自己，也很難分的清楚，當然也沒想分清楚。
說句題外話，在我的老家冀中地區，一直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許多老人還用“八路”代指我所有國家政權的機器。
在這場由中共領導的人民戰爭中，穿軍裝的八路不是沒有，有，但不佔多數，佔多數的是不穿軍裝的八路。喜歡看滿屏威武的軍裝秀，是個人的自由，但表現八路的抗戰，沒有這個自由。非得像表現抗戰時的國軍那樣，千篇一律只表現穿軍裝的八路，而忽略乃至無視佔絕對多數的地區隊、縣大隊、區小隊等不穿軍裝的八路，從頭到尾滿屛清一色的明盔亮甲，襯衣雪白，褲線筆挺，裡外三新，一塵不染，那不是美化，那是對歷史的歪曲、戲弄。
4.國共兩軍的歷史觀不同，國軍倚重的是上層高官、精英，中共依靠的是下層兵民、草根，突出的對象不一樣
國民黨軍的歷史多表現軍長師長總司令等高級將領而極少表現底層士兵，也是由他們的英雄史觀所決定的。這從他們抗戰期間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的階級比例，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來。
在抗戰期間全部170個青天白日勳章獲得者中，其中將官137人，佔80.5%；省部級文官5人，佔2.9%；校官23人，佔13.5%；尉官3人，佔1.7%；軍士2人，佔1.1%；兵……沒有。
看到沒有，將級和省部級高官，佔了全部受獎者的83.4%，而犧牲最大流血最多的最底層的當兵的一個也沒有。
在國軍意識裡，歷史就是由這些上層精英書寫的，跟你下層當兵的沒關係，你不過就是拉來給我賣命當炮灰的。所以在描寫國軍抗戰的文藝作品中，突出表現那些高級將領，符合他們的一貫思想。
然而中共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不一樣，同樣以抗戰時期為例，中共軍隊中獲得英雄模範等最高榮譽的183人中，營以上幹部只有4人，其他179人全是連以下幹部戰士和民兵、群眾。
八路的高級將領極少立功受獎，不是因為他們比受獎的國軍高級將領貢獻差，這同樣是史觀使然，是信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動力的認識使然。
淮海戰役中，中野3縱8旅在宿縣戰鬥後，剛剛從國民黨軍俘虜後參軍的新同志有54人記了功，87人記了好。八路軍中當兵的居然可以立功受獎，一個機槍手居然能和縱隊司令並肩坐在主席臺上，這讓眾多的解放戰士感到詫異，因為這在國軍中是做夢也不會有的事。就是這種巨大的反差，讓上百萬的國民黨兵脫胎換骨，成為掉轉槍口埋葬蔣家王朝的勇士，並湧現出如愛兵模範、一級殺敵英雄王克勤、智取華山的偵察參謀劉吉堯、奇襲白虎團的偵察排長楊育才、烈火中永生的邱少雲以及不久前才被發現的戰鬥英雄張富清等一大批英雄、楷模。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關於這一點，高戈裡在《重論國共抗戰英雄之比較》一文中，有十分詳實的解剖和論述，很值得一讀。
不僅立功受獎國共兩軍的傾斜角度不一樣，在宣傳造勢上兩軍也嚴重的不一樣。很長時間以來，記述軍閥和國民黨軍，都習慣用像什麼《郭松齡兵指秦皇島》《孫立人奏捷仁安羌》等標題，用以突出高級將領個人的地位，而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的幾十年間，中共文藝作品中歌頌的，都是如狼牙山五壯士、馬石山十勇士、劉老莊連、安東衛連、爆破大王馬立訓、太行勇士李殿冰、礦工旗幟節振國、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等這樣的草根。有興趣的留意一下，自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重點打造的抗日偶像，連以下的佔了多少，營以上的又佔了多少。儘量多的突出工農兵草根形象，儘量少的宣揚高級幹部個人，已經成為我黨我軍長期以來的一貫作風，也是與舊軍閥國民黨軍的最大區別。那些年，還甭說刻意突出了，就是在作品中出現幾句飄揚領導的話都未必能過審。話劇《東進序曲》最初的版本中，有一句“陳毅不愧大將風度”的臺詞，就是被陳毅勒令刪掉的。
然而今天不一樣了，大概從三十多年前開始，太多所謂新潮的文化人一步一趨地向國軍看齊、一味效顰國軍作派的風氣蔓延開來，突出高級將領個人的標題黨呼啦啦越來越多起來。
到了後來解放戰爭時期，我軍主要是大規模的運動戰了，對於這樣動輒幾萬幾十萬重兵的對決，把鏡頭對準高級指揮員這沒錯。但在抗戰時期，在分散的、主要以連或排為單位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中，也把鏡頭主要對準他們，就錯了。因為在那樣的戰場，在那樣的作戰樣式下，高級指揮員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也沒什麼重頭戲，中共抗戰舞臺上的主要角色只能是那些連長、排長、武工隊長、區小隊長、民兵隊長、婦救會主任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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