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東地區誘發的各種矛盾重組和利益碰撞，無論是在各國內部，還是整個地區，甚至世界範圍，都充滿變數而令人眼花繚亂。
比方說突尼斯和埃及吧，兩國並非阿拉伯經濟發展科目的劣等生，但是，兩國的經濟改革成果未能及時轉換為百姓兜裡的財富，普遍存在高物價、高房價、高失業率的“三高”現象。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執法事件表達的是不滿物價上漲，高呼“要麵包”、“要黃油”、“要石油”、“要飲水”；埃及的街頭抗議最初被稱為“大餅革命”，因為政府補貼食品難以為繼而黑市價格高得離譜。
同時，房價、房租與普通人的收入相差懸殊，導致大量青年無力買房甚至無力租房。
另外，高失業率也嚴重困擾著突尼斯和埃及。突尼斯官方公佈失業率約為14%，中立機構估算在20%，15至36歲就業骨幹群體失業率高達30%，部分行業甚至高達60%。突尼斯每年有8萬名大學生畢業，卻僅有2萬人能找到工作。
因此，城管人員羞辱毆打失業大學生並導致其自焚身亡，頓時引爆所有失業者心中壓抑的怒火。埃及的失業率也比較高，過去3年官方公佈平均約為9%，實則不然。20至24歲年齡段失業率為51.1％，25至29歲為22％，15至19歲為18.4％；另外，高中畢業生失業率大致在55％，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為31.7％。
同時，這兩個國家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數的“三低”問題相當嚴重。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費不足2美元，低於聯合國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換言之，3200多萬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費用只夠在北京買一碗牛肉麵。
埃及公務員月薪大約600元人民幣，外企高級白領約為4000元人民幣。這樣的收入很難讓普通埃及人擁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滿足感，甚至有報道稱，60%的適婚男性無錢買房、租房結婚，40%的適婚女性也因經濟拮据待字閨中。生計難保、幸福缺失的社會不滿情緒無處不在，而且經歲延年，積累到臨界點便一觸即發。
民生危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於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約旦、敘利亞等國。數年前的統計顯示，不足3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00萬人失業，失業率甚至在沙特這樣富甲天下的王國也高達30%。民生艱難的對面，卻壁立著萬億石油美元的海外資產及帝王將相窮奢極欲的排場腐化。
受東方文化、政治傳統和民族解放運動多份遺產的影響，阿拉伯國家在半個世紀前形成一批介於獨裁與民主之間的“基利斯馬”型權威領袖，如納賽爾、布邁丁、布爾吉巴、薩達特、薩達姆、阿薩德、阿拉法特、薩利赫、卡扎菲乃至剛剛倒臺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們在帶領人民實現國家與民族獨立和提振國際地位等方面發揮過歷史作用，做出過傑出貢獻，進而長期成為國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領導，叱吒風雲，影響世界。
長期執政、大權獨攬使阿拉伯國家深陷老人政治的死水與泥潭，了無新意和活力。老人政治的惡果不僅在於長期盤踞權力的金字塔尖，還在於黨內大搞一言堂、獨角戲，家長作風十分嚴重。這種依附於個人權威的制度也使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生態嚴重單一化、脆弱化，政權內部、政黨內部均不能實現有序更替和新陳代謝，外部更缺乏有效監督與制衡，或將公平競爭、輪替上崗機制虛化為擺設和陪襯。
突尼斯雖在1981年實行三權分立和多黨競爭，執政的憲政聯盟卻從未真正給予其他黨派參政機會。埃及民族民主黨執政32年，當局卻把憲法反恐條例和緊急狀態法當做兩道緊箍咒，長期壓制和排斥異己。
阿拉伯世界，因其正處於歷史嬗變的黎明與陣痛，力量更加分散而微弱，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力量和影響反而順勢上升，但是，阿拉伯民眾的覺醒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帶給世界新的希望，阿拉伯文明歷史復興的啟明星也以前所未有的光芒在歷史的天空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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