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全球經濟猜想

2019年,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仍在升級,國際貿易、製造業生產、消費投資信心等降至近年來低點。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主要經濟體央行紛紛降息,全球貨幣寬鬆再度來襲,金融市場高流動性和高泡沫並存,全球經濟日益呈現出高度金融化的特徵。如何破解實體經濟增長困局,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在亞太區域,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為建立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係提供了典範。與此同時,加強創新投資合作,加快新經濟發展,將是提振全球經濟的有效手段。上述努力,將為2020年全球經濟復甦積蓄新的動能。

全球經濟日益呈現高度金融化特徵

2019年,全球經濟陰雲籠罩,經濟增速逐季降低,全年GDP增長預計在2.6%左右(按市場匯率計算),較2018年下降0.5個百分點,創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當前,全球經濟運行呈現高度的“金融化”特徵,逐漸從實體驅動階段轉向金融驅動階段,突出表現為高流動性、低增長、低通脹與高泡沫。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持續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儘管全球經濟實現了復甦,但復甦力度不強。2009-2018年全球GDP平均增速為2.5%,較危機前十年下降0.6個百分點。全球通脹持續下行,尤其是目前發達經濟體通脹逐漸降至1.6%附近,日本和歐元區通脹長期在0-1%附近徘徊。在實體經濟需求不旺的背景下,高額的流動性沒有刺激企業投資快速增長、推高主要國家通脹水平,資金反而流向資本市場,導致主要股指屢創新高、政府和私人債務高企,金融系統性風險逐漸累積。截至2019年12月16日,MSCI全球股指達到653.14點,創歷史新高,年內上漲22.7%,較2008年年底上漲158%。2018年年末全球非金融企業債務佔GDP比重為92%,較危機前增加接近20個百分點。

全球經濟高度金融化帶來三方面挑戰。

一是實體經濟復甦疲軟,全球經濟增速整體下行。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下,市場不確定性加大,企業陷入“流動性陷阱”,製造業遭受衝擊,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悲觀預期蔓延至全球。

二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增長同步放緩。根據IMF預計,2019年全球約90%的經濟體GDP增速出現下調,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增速均將較2018年下降0.6個百分點,“雙核”同步失靈。

2020,全球經濟猜想

三是全球金融市場高度敏感,聯動性增強,波動頻率加大。過去十年,受到危機衝擊、政策不確定性上升、非預期因素增多的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性顯著高於危機前十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均出現了價格、利率、匯率和指數等大起大落的波動。受各國央行貨幣政策極度寬鬆的影響,跨境資本流動頻繁,在實體經濟體外循環,追逐虛擬經濟利潤,資源配置出現了較大程度的扭曲。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融資成本上升、資本大幅外流和貨幣貶值等現象。以美國標普500股票市場波動性指數(VIX)衡量,危機後至今十年的平均波動水平比危機前高出20%。

全球經濟有望在2020年築底

展望2020年,全球經濟下行趨勢可能在上半年延續,下半年有望築底,全年經濟增速約為2.5%,較2019年下降0.1個百分點。主要基於以下判斷。

一是總體經濟增長動力不強。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表現分化,且大型經濟體帶動作用下降。一方面,大型經濟體復甦未有起色,對全球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的美、歐、日、中四大經濟體增長動力減弱;另一方面,阿根廷、伊朗、土耳其、委內瑞拉、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羅斯等遭遇嚴重政治衝突或曾面臨嚴峻經濟困局的國家有望自歷史低位恢復增長,但其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仍然脆弱,從而限制了增長反彈的空間。因此,即使全球經濟在2020年下半年復甦,也是弱復甦,不排除繼續下探的可能。

二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未見根本好轉。主要經濟體從互徵關稅上升到對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限制,關稅覆蓋下的國際貿易規模增加。此外,美歐、美日等地區的貿易摩擦仍在持續,日韓之間爆發嚴重的貿易衝突,全球多邊協調機制面臨失靈。中美貿易談判取得一定積極進展,如果兩國能取消加徵關稅,將極大提振市場信心,降低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但考慮到中美經貿摩擦具有長期性,未來不排除出現反覆的可能。從過去兩年的市場反應來看,中美談判任何一次反覆都將影響市場預期,引發金融波動。

三是國際直接投資依然低迷。近年來,受保護主義影響,全球投資限制措施不斷加劇,國際直接投資流量自2016年以來連續三年下降。2018年全球FDI減少13%,2019年上半年環比繼續萎縮23%。隨著美國稅改因素消退、資金迴流美國減少,未來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可能小幅回升,但總體規模仍然低於過去十年平均水平。在全球經濟放緩、貿易局勢緊張、投資回報率下降的背景下,全球直接投資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2020,全球經濟猜想

四是全球政策調整空間有限。全球主要央行仍將在一段時期內繼續採取“低利率+量化寬鬆”操作。美國經濟增長處於週期後半程,經濟下行壓力、大選臨近、股價及債務高企,均要求寬鬆的貨幣政策予以支撐,預計2020年美聯儲還將降息2-3次。然而,經歷一輪非常規貨幣政策週期後,當前貨幣政策空間普遍收窄,同時長期低利率也將埋下風險隱患。在此情況下,加大財政政策成為重要選擇。然而,高額的政府債務限制了發達國家的財政政策擴張空間。2019年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平均達到104.1%,預計2020年這一比率將進一步上升至104.8%。

政經風險交織將影響2020年走勢和判斷

2020年,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可能在於美國,且政治因素將成為重要的擾動因素,美國大選、中東地緣政治將與貿易摩擦、債務風險等相互疊加,使得全球經濟走勢面臨更大的波動。

● 美國經濟下行風險

美國GDP佔全球的比重達到24%,其經濟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將會影響全球增長格局與市場信心。2019年以來,隨著美國國債收益率倒掛範圍擴大、持續時間拉長,關於美國經濟衰退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受消費表現不穩、私營投資下降、貿易逆差惡化、大選年財政支出乏力等因素影響,2020年美國經濟仍處於下行區間,一旦出現超預期下滑,可能使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

●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風險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正朝著緩和的方向前進,雙方已經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但這只是“停火協議”,雙方在觸及核心利益的重大領域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不排除仍有反覆,並且戰場有可能由雙邊轉向多邊等。因此,對2020年中美貿易摩擦前景不應過分樂觀,應做好衝突長期化、複雜化的準備。

● 美國大選和地緣政治風險

2020年全球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美國競選活動的影響。2019年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圍繞雙方候選人已經出現較大紛爭,並造成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隨著2020年正式進入競選階段,雙方將不斷出招,鬥爭也將日益激烈,全球市場情緒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此外,大國在中東地區,尤其是圍繞伊朗、敘利亞等問題繼續角力,對石油等價格有重大影響,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和進口的發展中國家將受到波及。

2020,全球經濟猜想

區域合作與科技創新是帶動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重要力量

綜上所述,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恐將成為未來幾年全球經濟的主要特徵。有觀點認為,當前全球經濟已經步入日本式衰退。如何破解這一困局,需要全球共同努力。

面對近年來不斷興起的逆全球化風潮,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主動作為,以開放合作抵禦逆全球化。在亞太,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正在加快,RCEP 15個成員國結束了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性所有市場準入談判;在歐洲,歐盟與日本簽署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正式生效,與拉美的南方共同市場經過20年的艱難談判後也終於達成自貿協定;在非洲,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開始正式運行。在當前多邊貿易機制遭受嚴重挫折的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得迅速發展,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逐漸成為國家之間開展經貿合作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各國政府受制於赤字和債務問題,財政刺激缺少進一步加碼的空間;同時,過去的經驗證據表明,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顯得無能為力。未來全球經濟增長重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科技的發展和新經濟產業的興起,以科技創新助推實體經濟。

當前,以數字化為代表的先進科技正在重塑全球價值鏈,數字平臺、區塊鏈和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將繼續降低交易和物流成本,促進全球貿易和經濟發展。在此過程中,由大型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直接投資對激勵創新、促進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全世界由企業出資的研發活動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全球百強跨國企業。然而,2016-2018年,全球直接投資連續三年收縮,至今仍處於低位。

因此,全球加強國際投資合作至關重要,例如取消不當投資壁壘,減少投資安全審查壁壘的負面影響,推動雙多邊投資協定簽署,促進多種形式的國際投資合作,為全球科技創新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 ■

(作者:廖淑萍,中國銀行研究院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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