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之前的文章裡，我們曾經討論過歐洲地區缺乏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基層社會中為民眾提供保護的是地方上的貴族、莊園主，中央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極差，無力組織起龐大的軍隊。有讀者便就此提出疑問，為何遊牧民族沒有在歐洲建立如金、元、清一般的中央集權的政權？
事實上，沒有建立集權政府，與遊牧民族未能成功侵略歐洲是兩回事，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在之前的文章裡我們曾經討論過，在羅馬帝國衰敗以後，歐洲的中央政府十分孱弱，居民之中很大的一部分都分散地居住在具有堡壘性質的城鎮之中，以避免遭受盜賊、海盜的襲擊。
道格拉斯·諾思曾經就此討論過，認為在中世紀時期，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契約關係並不僅僅是賣身契上的歸屬關係，奴隸主還向奴隸們提供安全與保護（《西方世界的興起》）。事實上，漢代與兩晉時期的豪族也都有著類似的職能，但存在著一個相對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得地方治安更好，這些農民也不必受到奴隸契約的約束而相對自由，能夠開墾更多的農田、發揮更多的智慧。
至少一部分源於這一原因，中國地區的種植更加發達，且呈現相對的集中與精細化種植，人口也更加密集，遊牧民族在進行掠奪時更加傾向於這一片富饒的土地。而農業文明的前提決定了中原政權難以在西北、北部這些地帶建立有效的治理，而漫長的運輸線便可能導致一個帝國的財政危機。如北魏時期的六鎮動亂，其直接動因是六鎮地區的糧食短缺；北宋時期，宋太宗一度試圖放棄對西北重鎮——靈州的統治，其原因在於糧運過於困難導致運費太高，朝臣故而上奏反對堅守靈州，而党項人便就此趁虛而入（《戰爭事典》026）。
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遊牧民族進行掠奪，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得糧食財貨。這樣一來，對分散的聚落進行掠奪就更加麻煩，無法養活一個較大的部族；反倒是集中的農業聚居區掠奪起來更為方便。但限於地理的限制，並非所有遊牧部族都會往東亞地區移動，歐洲地區的海盜、強盜其中一部分也來源於此，而有一部分部族則會定居下來。
▲盎格魯撒克遜人、維京人又何嘗不是侵略者？
正是因為身處於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危險的環境之中，人們也更容易有著神靈崇拜，希望獲得神靈的救贖。歐洲的宗教在這種環境之中迅速發展，他們不僅僅為人民提供精神上的救贖，還提供教育、醫療、音樂以及保護，以此獲得了其合法性基礎，獲得了人們的崇拜，構建了韋伯所說的卡里斯瑪型權威。換句話來說，在羅馬帝國逐漸衰弱以後，宗教與地方貴族、莊園主部分地代替中央政府提供公共品，以此獲得了其合法性基礎，也愈發擠佔其在地方的公共權力。而中國卻出現了與其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制度學派曾經十分強調“制度路徑依賴”的概念，這一概念大致上可以理解為歷史上的制度會對當前的制度及制度的變化產生影響。儘管制度學派主要強調的是“制度”，但在歷史上我們卻能看到另一種現實：在中國古代朝代更替時，政府會繼承前一代政府的各種政治遺產，除了各項制度以外，最為重要的其實是官僚體系。
▲新制度主義代表人物諾獎得主 道格拉斯·諾思
這涉及了人才的問題，因為合格的官僚吸收、培養起來費時費力，更何況是（至少表面上）忠於王朝的人才，畢竟古代沒有現當代這種成熟的人才培養體系，而人才選拔機制的基礎——儒家學說，對於國家治理的指導意義，更多體現在儒家學說構建了一個觀念上的一體化國家，對於社會有著一種非正式的約束；組織上雖具有一體性，但整體結構相對鬆散，依賴著儒家思想所形成的非正式約束（周雪光《黃仁宇悖論與帝國邏輯》）。除了技術官僚以外(如計吏)，其餘的官僚往往需要在官場中打磨、在基層社會任職歷練，才能有足夠的手段、經驗與智慧去考量利弊。正是因此，中國古代官僚的遷轉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著“論資排輩“與經驗主義。
▲張居正的影視形象
若是國家規模有限，這種問題反倒不大，官僚可以根據治理狀況隨時進行調整。但中國自古疆域廣大，中央政府歷行改革時往往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古代代表地方勢力的黨派因為利益問題，與其他派系乃至於皇權發生矛盾的事情比比皆是。如唐代中央政府派遣京官前往地方時，常因地方勢力不加配合而難以進行治理，宋代時期的政治改革也曾因牽涉蜀、洛、朔等派系鬥爭而難以推進。這時候，官員不僅需要依照經驗進行治理，往往還需要妥協或者動用人脈關係進行協調。
▲蘇軾是蜀黨的代表人物之一，最終因烏臺詩案觸怒宋神宗而被貶至嶺南
具有治理經驗的官僚培養起來費時費力，而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又必須依賴於這些“熟練官僚“，這種矛盾使得新王朝必須吸收舊王朝的官僚體系，才有可能進行有效治理。反映在意識形態上，新的統治者往往遵循著儒家思想、奉行科舉制度，以達成這種觀念與組織上的一體化（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正是因為中國有著相對成熟的、不斷擴張的官僚體制、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複合形成的國家治理結構，才可能在兩千餘年的時間裡長期維持著相對意義上的一統體制，而這些邊疆部族也才可能接手中原的統治。
反觀之歐洲地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中缺乏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也沒有這樣一套完整的、成熟的治理結構，於是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建立其有效的、廣泛的集權統治，也就很難在短期之內建立一個有力的中央政府。要知道，中國的集權體制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初步產生，在秦朝才正式確立，直到唐宋才算基本成熟。由於治理的幅員較小，也沒有必要如中國曆朝中央政府一樣去追求效率化改革，構建韋伯所說的“科層制“的官僚體系。
於是在現實意義上，規模較大的遊牧部族侵略歐洲的動機不足，但當地主體民族遭受到毀滅性打擊的事情卻並非沒有發生過；只是這些侵略者在佔領地方後，也因為缺乏相應的治理結構而難以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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