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黑人準則”Chris Hedges


新的“黑人準則”Chris Hedges

在貧窮的城市社區,警察部隊裝備軍用級武器,並被授權隨意騷擾和殺戮,以及大規模監禁,這些是社會控制窮人的主要工具。他們很少以正義為藉口,更談不上保護和安全。企業國家和我們的寡頭統治者擔心,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去工業化飛地(Malcolm X所稱的我們的“內部殖民地”)遭到拋棄的人的反彈。“每天的暴行和恐怖讓窮人,尤其是有色人種的窮人,成為奴隸。在美國,平均每年有超過1100人,即每八小時就有一人,幾乎都是手無寸鐵地被警察殺害。這些殺戮不是意外。它們不是一個失敗系統的結果。這個系統完全按照設計的那樣工作。在企業權力體系被摧毀之前,窮人和其他美國人什麼都不會改變。

幾十年前的司法改革,包括正當程序、米蘭達權利和起訴協議,只增加了警察的權力和資源。我們關於種族和犯罪的全國對話,拒絕面對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剝削和白人至上,一直是一種粉飾。大量的失業者和未充分就業的人,尤其是有色人種,是掠奪性企業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這些機構,尤其是警察、法院和監獄,肩負著維持社會對那些被體制拋棄的人的控制的任務,也是如此。

精英們敏銳地意識到,如果沒有警察的恐怖和美國的監獄系統,將會有嚴重的社會動盪。密蘇里州弗格森的邁克爾·布朗、紐約市的埃裡克·加納、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沃爾特·斯科特被警察槍殺,引發眾怒在克利夫蘭的塔米爾·賴斯、巴爾的摩的弗雷迪·格雷和芝加哥的拉昆·麥克唐納等人通過錄像或社交媒體曝光煽動起來的抗議活動,可能導致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組織的興起,但這些抗議活動對遏制警察濫用權力沒有任何作用,將來也不會有任何作用。更多的培訓、隨身攝像頭、社區治安、僱傭更多的少數族裔成員擔任警察、更好的緩刑服務、公平的罰款以及調查警察濫用權力的特殊部門,這些都是公關噱頭。當權的人沒有任何放鬆限制的意圖。當局太害怕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企業和富人的減稅、工業和工會工作崗位的流失、收入穩定的公共機構的崩潰,都大幅削減了市和縣的預算。警察部門被用來通過對窮人不斷徵收罰款來彌補收入的損失,這些罰款通常是人為的犯罪行為,如阻礙行人交通(即站在人行道上)、從開放的容器中飲酒或出售免稅香菸。對這種違反行為的逮捕和隨後的罰款稱為“生活質量”行動。貧困迫使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從非法經濟中獲取收入。合法經濟中工作的缺乏和對政府收入的無底的需求已經把警察變成了對下層階級的持續戰爭。正是在這場戰爭中,加納為了養家餬口而出售免稅香菸,屢次成為警察騷擾的目標,最終於2014年7月17日在斯塔頓島被警察掐死。

馬特·泰比在他的《我無法呼吸:海灣街的殺戮》一書中,用加納之死來揭露國家壓迫的架構。正如泰比所表明的那樣,所有這些壓迫和虐待都不是偶然的,除非企業權力對窮人犯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不公得到糾正,否則這些問題都不會得到解決。

“埃裡克·加納是被歷史謀殺的,”泰比寫道。“動機是一個分裂的社會的秘密罪行,一個被凍結了50多年的國家,阻止了和解的關鍵一步,並決心留在那種狀態。”

對有色人種窮人的戰爭是一個兩黨合作的項目。1968年至1976年間,美國沒有人被處決,但在20世紀90年代,法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比爾•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民主黨和共和黨通過了一系列“法律與秩序”法案,使可判處死刑的犯罪數量在1994年躍升至66起。1974年,聯邦法律只認定了一起這樣的罪行。

用村川直美的話說,雙方陷入了“一場死刑爭奪戰”。”時任參議員的。喬·拜登是擴大死刑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拜登誇口說,他“在聯邦法律中增加了50多項死刑。”由克林頓和拜登推動的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案為數萬名社區警察和毒品法庭提供了資金。它禁止了一些攻擊性武器。它規定,在兩次或兩次以上的犯罪前科之後,包括毒品犯罪在內的任何暴力重罪罪犯都要被判處終身監禁。強制執行的終身監禁被稱為“三振出局法”。

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州監獄和聯邦監獄的囚犯人數增加了67.3萬人,比羅納德·里根總統時期增加了23.5萬人。在貧困社區的街道上,警察變得無所不能。法院成了把窮人送進國家監獄的傳送帶。

2014年,兩名非洲移民的兒子易卜拉欣•安南在斯塔頓島的車裡遭到警方無端襲擊。泰比在這本書的開篇寫道。30多歲的安南被警方用一根可伸縮的金屬警棍狠狠地打在臉上和頭上。他的左腿有三處骨折。一年後,他仍然要拄著柺杖走路。在警察濫用職權的案件中,他受到了多項指控:威脅;非法持有大麻的犯罪行為;阻礙政府管理;非法持有大麻;二級攻擊,三級攻擊,等等。泰比寫道:

對安南的一長串指控是警方和檢察官精心設計的一個遊戲的一部分,他們經常與那些在“有問題的”逮捕中被捕的人玩遊戲。一名腿骨折的黑人幾乎自動地為某些聯邦民權訴訟辯護。但是當逮捕被定罪時,這些訴訟就更難勝訴了。因此,當警察狠狠地毆打某人時,這個城市的第一道防線往往是進攻,並提出一長串的指控,希望其中一項能堅持下來。與此同時,民事律師通常會等到刑事指控失敗後再提起訴訟。

這類暴力的受害者總是被公眾誹謗,因為公眾有一種傾向,害怕被警察盯上的人。還有那些作證的人,比如拉姆齊·奧爾塔,他用手機錄下了加納被殺的過程。

泰比寫道:“試著想象這樣一個世界,那裡沒有一個巨大的不言而喻的共識,那就是黑人天生就是可怕的,而這些警察的攻擊在媒體上就像自發的瘋狂攻擊一樣。”“相反,它們被作為佔領故事中的戰鬥場景出售,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外星種族星球上巡邏時,一個快速扣動扳機的手指是很容易理解的。”

警務工作的成功與否,不是通過打擊或調查犯罪來衡量的,而是通過逮捕和發出傳票來衡量的,這就把警察部門的工作變成了泰比所說的“工業生產計劃”。“與此同時,有必要儘可能多地壓制重罪報告,以產生有利的犯罪統計數據。這就造成了一種情況,正如泰比指出的那樣,警察“不鼓勵報告社區中的真實犯罪,這(已經)產生了這樣一種效果,即讓人們知道,警察對把資源投入到他們的實際需要中不感興趣。”

警察因為一長串的原因被授權阻止任何人,包括“不得體的著裝”和“可疑的隆起”。“這為警察進行的隨機攔截和搜查提供了合法的掩護,特別是針對男孩和有色人種。加納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被騷擾的。

“加納是無害的,但他也是一個身材魁梧、引人注目、衣著邋遢的黑人,在工作時間站在一個街區,”泰比寫道。“像他這樣的人會成為一場執法革命的焦點,到本世紀頭十年末,執法革命已經成為美國各地的知識分子時尚,它有一個令人動情的名字:破窗。”

從根本上說,“破窗政策”——即對輕微違法行為的逮捕可以防止重大違法行為——被泰比所稱的“令人不寒而慄的推論結構:害怕犯罪的紐約人已經是受害者了。”許多紐約人害怕黑人。因此,身為黑人是一種犯罪。”

正如泰比所寫的那樣,正是在這種構想下,“90年代紐約因毒品犯罪而入獄的人中,90%到95%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儘管研究顯示,該市72%的非法吸毒者是白人。”

對有色人種窮人的隨機攔截和搜查被稱為“攔截搜身”,是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的堡壘。市政府辯稱,它沒有進行種族定性。它阻止了貧窮的黑人和棕色人種,因為從統計上看,他們更有可能成為罪犯。泰比寫道,202011年和2012年,“黑人和西語裔佔到了所有人的87%。”紐約市稱,“大約83%的已知犯罪嫌疑人和90%的暴力犯罪嫌疑人是黑人和西班牙裔。’”

這是倫敦金融城令人吃驚的承認,但它解釋了這場針對窮人的戰爭。泰比寫道,“在這些搜查中,至少有80%的理由是‘合理懷疑’:他們是高犯罪率社區的黑人或西班牙裔居民。”

警察以黑人為目標是美國曆史上一個漫長的連續體的一部分。它起源於南北戰爭後的黑人法典,其中禁止黑人擁有武器,限制他們的財產權利,禁止他們聚集在一起,並對他們的輕微或無意義的罪行施加嚴厲的懲罰。泰比寫道:“無論在什麼時期,從內戰到後來的吉姆·克勞時期,警察總是有一系列高度靈活的法律,如果他們覺得有必要逮捕那些不夠合作、沒有犯下實際罪行的黑人。”

他寫道,我們的“種族群島”和犯罪猖獗的社區,是“由一系列房地產犯罪騙局人為製造出來的”。20世紀60年代,房地產公司利用恐嚇活動驅逐白人居民。他們帶來了“一群新的房主,通常是少數族裔,通常信用不良,工作狀況不穩定。”他們賄賂聯邦住房管理局的官員,讓他們批准所有人的抵押貸款。提款會被誇大。貸款會被批准用於修理,但修理永遠不會進行。”

在這場騙局中,典型的目標房主是一個為了逃避南方種族主義而搬到紐約的黑人家庭。這家人將看到一所位於紐約東部的房子,實際上它只值1.5萬美元。但評估結果可能是偽造的,一筆1.7萬美元的貸款也將獲得批准。

這家人一搬進來,馬上就會發現自己住的房子比買價低了2000美元,而且廁所、照明、暖氣都有問題,窗戶(諷刺的是)還壞了。與此同時,當時由美國東部服務銀行等貸款機構發放的政府支持貸款,已被賣給了二級市場上的一些“傻瓜”:一家儲蓄銀行、一家養老基金,或者可能是政府支持的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

不久,這個家庭就會違約,被取消贖回權。投資者會乘虛而入,再一次以低價買下這處房產。接下來,單戶住宅將被改造成三戶或四戶的出租房,這當然會很快陷入更嚴重的失修狀態。

這一過程幾乎立即創造了貧民窟。種族隔離是紐約東部如何從1960年90%的白人變成1966年80%的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原因。

一旦有色人種的窮人被隔離在這些貧民區,他們幾乎不可能出去。

激進的警察是種族隔離的美國的堡壘。警察在城市荒地和富裕的白人社區之間的邊界巡邏。泰比寫道,這種政策“通過讓警察為藍牆另一邊的白人納稅人所推行的政策承擔責任,維持了融合的假象。”

泰比寫道:“幾乎所有這些警察暴力案件的邏輯結論,你最終會回到一個可怕的真相。”“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都在努力維持事實上的種族隔離的緊張停火狀態,被佔領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被精心地隔離在人們的視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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