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文物，一段歷史，它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通過它，我們能跨越時空，感受滄海桑田，瞭解社會變遷。
史密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史學界引發不小轟動，陝西安康也因此在研究西周史和青銅器及銘文發展史中佔據一席之地。
1986年在陝西安康市王家壩遺址發現的西周史密簋，是西周中期銅器，距今約有3000年曆史。這個斂口鼓腹、圓底的銅器因它底部銘文而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銘文共有93字，記述周王命師俗和史密兩名將帥東征之事，彌補了史籍關於這次重要戰役的缺載，對研究西周王朝的歷史提供了真實難得的資料，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
安康，地處“秦頭楚尾”、陝西最南端，山川秀麗，資源豐富，歷史悠久。人文史可上溯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境內即有先民在越河川道及漢江兩岸繁衍生息。據文物部門調查和考古發掘，在全區境內，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四十餘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安康五里花園柏樹嶺、柳家河、張家壩；嵐皋肖家壩；漢陰阮家壩；紫陽馬家營；旬陽李家那，龔家梁，新天鋪等遺址，比較完整地展現了先民的聚落。出土的新時器文物，既有半坡文化類型的特點，也有廟底溝文化風格，同時也有李家村文化和屈家嶺文化類型風彩，又具有濃郁的地方文化特點。夏代，安康屬梁州的一部分。據中國最早的地理著作《尚書?禹貢》記載，將全國分為九州，稱“華陽黑水惟梁州”，唐代學者認為梁州為今漢中、安康、商洛一帶。商周時期，安康成為庸國的封地，史稱上庸，為“群夷之國”。商朝建立政權後，對周圍的部族大加征討和掠奪，漢水流域的各部族也未能倖免。在武王伐紂的役中，庸人參加，並能徵善戰。西周時期，曾破昭王膠船，使昭王君臣溺死於漢水。後來穆王、宣王相繼南征，均無功而返。后王室衰微，郡國兼併，東周安康隸楚、隸蜀、隸秦，更變頻繁。這一帶部族也被新起的五霸之一楚兼併。據《太平環宇記》載：“金州於戰國為楚地，附庸地，後為楚所滅，復為楚地”。
作為青銅器銘文中的精品，史密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陝西省安康市漢濱區早陽鄉（今為關廟鎮）王家壩出土，現珍藏於安康歷史博物館。如今在安康仍有遺址尚存，就叫“王家壩遺址”，在安康漢江二橋北頭附近。漢江二橋修葺的時間不長,橫跨南北。佇立橋頭，翹首西望，漢江在不遠處拐了個彎，綿延而來，而又滾滾東去。江對岸，山丘之上，一座名曰“奠安”的古塔迎風矗立，靜默不語。
史密簋，這件寶物的發現、保護過程，在陝西的地區的文物保護工作中非常具有典型性。文物資源的豐富，也造成了一些保護工作頗費周折。
佈滿文字的青銅器在安康很罕見
1987年冬天，時為安康歷史博物館館長李啟良在一位同事家看到紙片上用鋼筆描摹的篆字，發現其中好多字的筆畫很像鐘鼎文，詢問得知摹寫的是一件青銅器上的文字，器物就在安康，流落在民間。從未聽說安康曾經出土過有這麼多銘文的青銅器，李啟良讓同事儘快追尋寶物，但線索中斷。
時隔不到一年，1988年10月份，李啟良意外收到陝西省文物局轉來的一封信，大意是安康關廟早陽鄉有一位農民持有一件帶著許多文字的青銅器，因寫信人地址不詳，要求安康博物館儘快派人去查看。李啟良判斷和他前一年所見的摹本有關。
早陽鄉政府證實該鄉確實有這麼一個人，得知此人不在家。博物館工作者聯繫上他的父親，與他講明情況，他同意讓兒子過兩天到博物館見面。過了幾天，這位青年農民來到李啟良辦公室，談話中，他說東西很多專家看過，絕非一般古物。談了很長時間，約定第二天到青年的舅舅周老漢家看看東西。
第二天，李啟良和同事在周老漢家看到這件器物。這是一件底座殘損的青銅簋，內底部鑄有銘文，持有者曾用砂紙將銘文部位作了輕度打磨，字跡基本清晰，口沿及圈足部分有些殘破。
經瞭解得知這件器物是青年從一位村民那裡買的。原來有一位叫王金富的老農民，他在漢江河邊種河灘地的時候，遇到一個很大的土塊，然後用钁頭敲擊之後，看著鏽跡斑斑的，於是拿到漢江河邊去清洗，最後發現是個銅器。李啟良給這位青年做工作希望他把這件器物交給國家。隨後，李啟良瞭解文物發現情況，最早發現此文物的村民說，銅器是幾年前他的女兒回孃家來幫忙做農活，在土裡挖出來的，掏出泥土一看像是個帽子，認為是古代頭盔，沒什麼用處，就放在門前做餵雞的盆子。
這件史密簋可謂命運多舛，先是被發現者差點當作廢銅爛鐵賣掉，後來又被文物販子四處倒賣。當時剛剛大學畢業，只有21歲的安康博物館幹部施昌成跟著館長四處尋寶，最後在公安部門的配合下，國寶史密簋才最終被安康博物館收藏。
93字銘文記載西周東征
後來，這件這件史密簋銅器被有關部門收回。經過專家考證，銅器共有銘文93字，記述西周時期師俗和史密將帥同受周王之命進行東征之事。這篇銘文，不僅為研究西周王朝與南夷及東方國家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而且也彌補了史籍關於這次重要戰役的缺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學勤看了相關資料後，將這件銅器定名為史密簋(guǐ)。它曾被陝西曆史博物館借展多年，著名文博專家吳鎮烽、張懋鎔和李學勤教授先後撰寫了論文十多篇，為研究周代歷史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如今，史密簋陳列在安康博物館，他破損的缺口，像是一個微笑，不知疲倦的迎接著每一位遊客。徑直走向安康歷史博物館青銅器陳列處，在一安靜角落，史密簋就在一廂玻璃展櫃裡踞著，暈黃的燈光下，散發青銅特有的琥珀色，古舊而冷靜。
口沿直徑約20公分，一側破缺，一側似曾有耳；高約12公分，底部有三處等距離破洞，一處似為足部殘存；腹部圓弧狀隆突，竊曲紋和和絃紋環繞。若復原，當是一個精緻的四足兩耳竊曲紋簋。
更精緻的還在內部，曲曲折折勾勒銘文93字，看筆畫起落似為刻銘而非鑄銘，筆意古拙，排列有序，雖有殘損，尚可辨別。內容如下：
惟十又一月，王命師俗、史密曰：東征，敆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雚，不折，廣伐東國。齊師、族徒、遂人乃執鄙寬亞。師俗率齊師、遂人右，伐長必。史密左，率族人、萊伯、僰，周伐長必，獲百人。對揚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史密簋”的歷史故事
因為斷句不同，因為個別文字辨識有差異，也因為對周邊少數民族情況不詳，專家們對這段銘文理解存在一定分歧，但銘文記錄的大體事實趨於一致，它講述了一段戰事：
幾個蠻夷部落聯手在大周東土搞破壞，不守規矩，蠶食土地。周天子很生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嘛，命令一個叫俗的軍官帶領齊國軍隊、遂人，一個叫密的史官帶領族人、萊伯、僰人，一右一左，在一個叫長必的地方合圍夷族，取得大捷，還抓獲俘虜100多個。戰爭結束，史密感恩天子，專門為父親鑄造了這尊青銅容器以作紀念。
長必之戰場面並不大，但史密作為周天子史官獨立帶軍征戰記入史冊尚屬首次，為研究西周的軍事史填補了空白。
文字中只有“十又一月”，沒有確切年號。專家推斷，應為西周中期。彼時周天子實力仍在，可以安排親信調遣諸侯國軍隊來征伐蠻夷。
至於長必在什麼地方，也沒有確切說法，有人說是長勺（今山東萊蕪），有人說是高密，都在與齊國相關聯的地方，屬今天山東境內。
當然，銘文的發現還引發了史學界關於周朝“鄉遂制度”以及周邊少數民族發展史研究的興趣。
安康歷史博物館鳥瞰圖
安康歷史博物館
安康風景
一件記錄發生在山東境內戰爭的青銅容器為何遺落在一個叫“王家壩”的漢水邊？
關於安康市“王家壩遺址”官宣這樣表述：面積約1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2米，夾雜大量西周至秦漢遺物。1986年出土史密簋，是陝南地區迄今出土銘文最多的西周青銅器。
既然不是墓葬群，就有理由推斷它是一個生活區，從西周延續至西漢。可以想象，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周史官密的後人離開京都，抱著簋從關中翻越秦嶺，在王家壩生存，延綿子嗣。也或許密本來就是安康人，做到了史官的位置。那麼，密參加長必之戰所帶領的族人就是安康本土先民了。是庸人？是巴人？還是銘文中記載的萊伯、僰？一切只能猜想。
從安康博物館到王家壩往返不過一小時，一尊青銅簋和他的主人卻穿梭了數千年，默默記述著那個年代的攻伐生殺。
唐人孟浩然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無論矗立在漢江畔細數風雨的奠安塔，還是靜臥在陳列館的史密簋，都在時間的長河裡靜觀古今風雲、人事代謝。（作者：盧劍利）
簋：古代中國盛食物的器具，因為是重要禮器，敞口、束頸、鼓腹、雙耳。自商代開始出現，延續到戰國時期。《周禮·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古籍中多寫作簋，而銅器自銘則常為“皀殳”。青銅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樣，變化複雜，有圓體、方體，也有上圓下方者。早期的青銅簋跟陶簋一樣無耳，後來才出現雙耳、三耳或四耳簋。據《禮記·玉藻》記載和考古發現而知，簋常以偶數出現，如四簋與五鼎相配，六簋與七鼎相配。
流行於商至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用於放置煮熟的飯食。簋的形制很多，變化較大。商代簋形體厚重，多為圓形，侈口，深腹，圈足，兩耳或無耳。器身多飾的獸面紋，有的器耳做成獸面狀。西周除原有式樣外，又出現了四耳簋、四足簋、圓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種形式，部分簋上加蓋。簋是商周時重要的禮器，宴享和祭祀時，以偶數與列鼎配合使用。史書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青銅簋出現於商代中期，但是數量少，晚期前段逐漸增加。商代簋形體厚重，多為圓形，侈口，深腹，圈足，兩耳或無耳。器身多飾的獸面紋，有的器耳做成獸面狀。
西周時期簋的數量甚多，早期一般沿襲商式，中期變化較大，樣式繁多，晚期又趨於定型化。西周簋器大體分為萌芽與奠基、創新與繼承、過渡時期與全盛和衰亡四個階段。萌芽與奠基階段的青銅簋器形制上是商末流行式樣的沿襲，一些特徵不明顯的器型難以精確地區別其為商器或周器，乃是殷周之際的式樣。青銅簋器的紋飾保持最初的獸面紋，與殷末相比增添了有觸角的臥狀體驅的怪獸紋，出現了以鳳鳥為主題紋飾的器物。隨著青銅器的不斷髮展，簋器出現了變形紋飾，活潑有力，可以說是抽象的變形紋飾佔領裝飾藝術舞臺的新時期。在完成創新後，簋器銘文用筆純熟，結體圓渾，和前期筆畫不相同，其內容除少量反映政治事件外，大多是承平時期世官司世祿的記載，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從而可以看出，西周中期的青銅器，在完成周人自己的禮器體制過程中，帶有徹底淘汰舊、積極創造新的特點。西周後期青銅器的鑄造及紋飾呈現出退步的趨勢，簡草、粗疏、衰頹成為一時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的重器才顯示出較好的工藝技巧，個別的作品甚至產生新的構圖，而成為藝術的翹楚。盤旋龍紋等已形成，這是日後春秋時代盤龍紋的濫觴，簋器由此開始走向沒落。 整個西周時期，簋的形式有較多的發展，可分為四耳簋、圈足簋、四足簋、圓身方座簋、三足簋、弁口簋和大侈口簋等各種形式，部分簋上加蓋。商周時多數簋體形厚重，飾雲雷、乳釘等紋飾，少數為素面或僅飾一二道弦紋。春秋時期簋沿襲西周晚期形制，沒有根本的變化，到春秋中晚期，簋這種食器不甚流行，在傳統的禮器體制中尚有所發現，但形制有較大變化。簋的銅胎變薄，花紋細碎，有的簋蓋鑄成蓮瓣形。戰國以後，簋極少見到。
宋朝時期，兩宋時期制瓷工藝的發展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勢，以瓷取代銅製簋成了皇家沿襲古代禮儀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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