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雲臺，名其傑，號雲臺，湖南衡山人，他有一個國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國藩。母親是曾國藩的小女兒曾紀芬。1883年少年時代的雲臺隨父聶緝槼住上海。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回湖南參加童試，中秀才，隨即跟外國人學英語、電氣、化學工程等新學科。後赴美國留學。光緒三十年任復泰公司經理。光緒三十四年改組華新紡織新局為恆豐紡織新局，出任總經理。民國6年（1917年），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臨時幹事。民國8年興建恆豐二廠及織布廠、籌建大中華紗廠，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民國9年當選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此後，還與人共同創辦大通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華豐紡織公司、中國鐵工廠、中美貿易公司及上海紗布交易所，分別任董事長、董事和總經理。其間，在長沙開設協豐糧棧。民國13年為上海總商會特別會董。民國15年，因大病纏身，企業經營不善遂退而成佛教居士。
這是拍攝於1941年的一張照片，畫面裡的一家三代，是近代中國少有的世家大族裡的一個小家庭。中間老太太年近九旬，是曾國藩最小的女兒曾紀芬（1852-1942）；身後是他的三子聶雲臺（1882-1953），他是創辦中國第一家紡織機械製造廠的先驅者，是20世紀初上海工商業領袖，上海總商會會長，可謂近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民族企業家。
聶雲臺一生結識富豪無數，見慣了鉅富之家三代而衰的升沉寵辱，晚年寫下轟動一時的奇書《保富法》，在他看來：
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維奉承。
他總結說：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
在他看來，中國富豪跳出“富不過三代”怪圈的方法只有兩個：
其一，勇於“散財”，善於慈善，救世濟民；
其二，鼓勵子弟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以藝術綿延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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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家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了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產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上海是這樣，在我的家鄉湖南，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僅剩下財產不多的幾戶文官家庭，後人還較好。
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是錢最少的大官，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業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
凡是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幹。其餘文官錢比較多的十來家，現在後人多數都已經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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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紀芬九十歲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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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與晚清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係，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凋零敗落，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多優秀顯達。
最明顯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間房子，也未曾買過一畝田地。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兩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的，就可稱為富家了。
而曾文正公特別諭令曾氏一家人不準承領；在他逝世後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藉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良心，而君子卻是不肯做的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得很詳細，而外面人卻是很少有知道的。
《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無違誓言；這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的。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也受益不小。所以，為官者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貪錢，那麼部下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老百姓就會受害不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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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雲臺父親聶緝槼，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進士，兩世翰林”著稱一時。聶緝槼本人是晚清封疆大吏，民族資本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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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係著別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
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過得幸福，所以拼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
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范文正公，他做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唸念在救濟眾人。後來做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地理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讓全蘇州人的子弟在此處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興發顯貴，那樣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堂。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都發達顯貴，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兒子們曾經請求他在京裡購買一所花園宅第，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遊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遊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園才能享樂呢？”
范文正公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範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佈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思想，舍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範墳一帶，仍然有很多範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子孫後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積福給子孫，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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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像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他是元太祖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藉此而救全了無數的百姓。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諫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生活儉樸。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慾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做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蓄私錢，而子孫反而享大發達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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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楚材像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他是反對英國侵略以致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想發財，當時弄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認為鴉片貽害人民非常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燬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曾孫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顯達者。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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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書法
再看與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場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這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落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幹，才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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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十三行總辦伍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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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大闊老很多，我所認識的，也可以舉幾個例子：
一個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揚州鄙嶽蕭家，就認識這位大富翁。有一天，周翁到蕭家，怒氣衝衝的，原來是因為接到湘潭分號經理的來信，說是湖南發生了災荒，官府向他們勸募捐款，他就代老闆周翁認捐了銀子五百兩，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張，捐得太多，所以才發怒。那時他已有數百萬銀兩的財富，出個五百兩救濟，還不捨得。後來住在上海，有一天，譚祖安先生與他同席，問他，如何發到如此的大富？他說，沒有別的法子，只是積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歲才死，遺產有三千萬元，子孫十房分了家，不過十幾年，就已經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孫，略能做些好事，這一房就比較好，但也是遭遇種種的意外衰耗，所餘的錢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來說，無論如何，每房子孫都有三百萬，不會一齊敗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實上卻是如此衰敗。若是問他如何敗法？
讀者可嘗試著閉目想一想，上海闊少爺用錢的道路便能夠明白，不用多說了。這位老翁，也是正當營業，並未取非分之財；不過心裡慳貪吝嗇，眼見饑荒，而不肯出錢救濟，以為積錢不用是聰明。卻不知道此種心念完全與仁慈平等的善法相違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獨富之心，而不顧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極處。除了本人自己受到業報外，還要受到餘報的支配，也就是《易經》所謂的餘慶、餘殃的支配，使獨富的家敗得格外的快，使大眾親眼見到果報的昭彰，能夠醒悟。
再說一家，是上海十幾年前的地皮大王陳某，家中的財產有四千萬銀元，兄弟兩房，各分兩千萬。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過一次飯，他住的房屋十分的華貴，門前有一對石獅子，是上海所少見的。他的客房，四面的牆壁全部都裝了玻璃架，所陳列的銅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這些古董告訴我說：“這一間房子裡的銅器，要值銀元一百五十萬，中國的有名古銅器，有一半在此。”這幾句話，正是主人最高興聽的。原來，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誇耀我有的東西都勝過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譽、學問是錢辦不到的，這些富人無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寶、房屋、器具上爭豪鬥勝，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處的客人來恭維奉承。在我見了他之後，不過才七年的時間，上海地價忽然慘跌，加以投機的損失，以致於破產。陳家的古銅珍寶、房屋地產，一切的一切，都被銀行沒收變賣，主人也搬到內地家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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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同花園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園的主人，近日報紙上常有譏諷的評論，說他們生平對於慈善事業不肯多多幫助，並說他有遺產八萬萬銀元。
試設想一下，財產八萬萬的收入，就照二釐的利息來計算，每年也應該有一千六百萬，如果他們肯將這尾數的六百萬元，用作救濟貧民之用，那麼全上海的難民，就可以得救了。
在三年前，上海的難民所中，有十萬人，每人的糧食，以每個月兩元計算，全年不過才兩百餘萬元。到去年米貴的時候，難民所中的難民才不過一萬幾千人，每人的月花費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萬元，也還不過是他們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罷了。
再說上海死在馬路上的窮人，去年將近有兩萬多人，前年不過一萬多人，再前年不過是幾千人。就單說去年米貴，死人最多的時候，如果辦幾個庇寒所和施粥廠，養活這兩三萬人，也不過一年花個五六百萬元就夠了。這在富豪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一毛，他們卻捨不得拔。
如果能花幾百萬元，就能救幾萬個窮民。他自己的家用，若是沒有特別的揮霍，就算出手如何得闊綽，還是可以將一年所餘的上千萬利息來用作儲蓄的。這樣一來，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譽，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萬的積蓄。這樣的算盤，實在是通極了。然而他們卻沒有這樣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這一千六百萬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銀行帳上，歸為己有，任意揮霍。竟然沒有想到這肉身是會死的，自己既無子女，結果財產全歸了他人。幾萬萬的財產，一旦變為空花，只是徒然帶了一身的罪業去見閻王，而且又遺下一片“為富不仁”的口碑，留在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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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總商會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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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說過：“現在社會的人，左手進了一百萬元，右手佈施了一二元，就稱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這種行為是世界的通病。但普通人，還情有可恕，至於信佛的人，應當勉力改之。總要大家發起真慈悲心，救濟一切苦難同胞，以唸佛修慧為正行，以力行種種善事、救人修福為助行，庶與佛法福慧雙修，正助分明之旨相合才好。我略將上文結束，條例如下：
一、數十年來所見富人，後代全已衰落。
二、六十年來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後人不興。
三、惟有不肯發財的幾個大官，子孫尚能讀書上進。
四、官極大，發財的機會極多，而不肯發財，念念在救濟眾人的，子孫發達最昌盛，最長久，一一都有歷史事實為證。
五、上文舉幾個實例，有的三千萬，四千萬，及幾萬萬的幾家，忽然一旦全空，這幾家都是不肯做救濟善舉。
六、大富者，只顧自己闊綽享用，積錢留與子孫後代，見有饑荒，卻不肯出大宗的錢救濟災難，無異犯殺人之罪，是要受道德上的譴責、業報的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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