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開辦“集體食堂”的，可能要屬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孟嘗君最大的特點是禮賢下士，招徠了大量食客，為他們提供免費的食宿，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千多人。
而完整意義上的“機關食堂”制度確立於唐初。李世民坐上皇位後一度成了工作狂，延長了朝會的時間。那時候中央機關官員上班本來就早，雞還沒叫就要起床。會議時間長加上沒椅子坐，散會時的飢腸轆轆可想而知。於是唐太宗以“聊備薄菲”為配套措施，與會者都可享受一頓免費的“朝食”。這頓工作餐是在廊廡下設食堂，有時又稱“廊餐”。這頓“朝食”標準還不低，比如說，四至五品的標準是菜餚七盤，細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六至九品的標準是菜餚五盤，白米二升，面一升一合，油三勺等。貞元初年，洛陽的CPI漲出天際，一般人家捨不得吃好東西，河南府兵曹庚倬每次都省下一份工作餐打包帶回去，給姐姐品嚐。
有了固定的餐食後，也就有了相應的用餐場所，唐朝機關食堂裡檔次最高的是“公廚”，那可是皇帝在金鑾殿上擺下的國宴。宰相辦公的政事食堂稱為“堂廚”，各地方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的派駐機構也有自己的食堂，如中縣食堂、判曹食堂等。一般辦事員用餐的地方還有“吏廚”“佐史廚”或“府史廚”。
這麼好的飯菜自然受歡迎，但也會招致不滿。唐高宗時期，宰相們曾針對削減伙食標準開會討論，有人反對說，這頓豐盛的公餐，是皇上對中樞機務特別重視的體現，如果我們不稱職，就該自請辭職以讓賢能，不必以減削標準邀求虛名。於是削減標準的討論只好作罷。
後來柳宗元還寫稿子總結了“食堂制度”能夠堅持始終的幾個原因：平時大小官員各辦各的公事，藉助工作餐有了一個和睦交流的氛圍;其次，食堂還創造了一個集思廣益的群言堂，啥事都好商量，“堂之作，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
唐代以後，食堂制度被推廣到了京師其他官署和各級地方政府之後各朝均沿襲了這一制度。宋代官員的福利待遇豐常優厚，他們的工作餐也叫“廊餐”或“廊下餐”，吃飯時安排在左、右勤政門北的東廊、西廓下，文官坐東廊，武官坐西廓，排場非常大。
到了明代，“公務員”食堂制度還經歷了一點小波折。朱元璋給朝會官員配免費工作餐，用以養廉。就餐地點在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臣子按品級高低就坐，秩序井然，公侯一品官在門裡吃，二至四品在門外吃，五品以下在臺階或空地上吃。只是吃飯的禮節太重了，餐前要給皇上磕頭，飯畢還得拜謝，磕頭退下。而且這種工作餐規模較大，標準較高，日復一日，操辦麻煩，後來禮部打報告請求撤銷，朱元璋順水推舟，下令只在每月初一、十五吃兩頓。不過朱棣上臺後又恢復了工作餐的制度。
最牛的還屬清朝，乾隆年間，某些肥缺部門的機關食堂奢侈得讓人吃驚。有文史資料描述，當時各地河務機構的食堂從頭吃到尾，吃到半夜都不消停，小碗就有一百多個;且每個廚師只做一道拿手菜，廚房裡煤爐數十具，目不旁及。
光緒時，京師都察院修改了作息時間，食堂裡的午餐供應也改成早餐。院中有個官員發現，御史陳應禧每日必到，風雨無阻，就為了這頓早點。七月初的一天，該官員值夜班，早晨起來，發現大雨如注，想著陳御史大約不會來了，豈知茶役走來說：“開飯否？後堂陳老爺待之已久，專候老爺同餐！”
古代“公務員”食堂不僅免費，而且有時候還有伙食補貼，可以“吃不了兜著走”。多餘的伙食費，叫“伙食尾子”，可按人頭分掉，品級高多得，品級低少得。至於食堂的開支，大體而言，“廊餐”的經費由國家財政在預算內撥款;“百司官廚”用穩定的預算外收支科目;地方“官廚”費用來源，柳宗元說用的是“羨財”，比如拿“公廨本”做商業經營，或是放高利貸。官署創收賺來的錢，一部分作為官衙的“小金庫”，用於辦公經費、機關食堂開支等，一部分當福利分了。正是因為機關食堂總管掌管著食堂的財務、採購和“伙食尾子”的分配，動歪腦筋的人會把這個差使委派給自己的親信，從中謀取一些不正當利益，這種人在歷史上叫“長隨”。
在肚子都難填飽的時代，天下還有吃飯不要錢而且吃嘛嘛香的職業，這種做“公務員”的誘惑難免不讓人羨慕嫉妒。所以，唐代詩僧王梵志詩云：“仕人作官職，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廚，坐時請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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