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今日本派遣遣唐使、向唐朝學習制度文化已傳為佳話，但那是在日本吃了敗仗之後的。公元663年唐高宗時期，那時的日本還叫倭國。大唐和倭國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展開水戰，結果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唐軍在名將劉仁軌的率領下，以少勝多大敗倭國水軍。
這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的第一次交戰。唐軍的勝利，奠定了此後近千年東北亞地區的政治格局和勢力範圍。公元701年，倭國正式改國號為日本，並心悅誠服地派出遣唐使全面複製盛唐文采制度，京都奈良幾乎就是長安洛陽的翻版。直到公元1592年豐臣秀吉再度侵略朝鮮為止，近千年間雖然中國戰亂頻仍、政局動盪，但日本都未敢對中國開戰。
雖然豐臣秀吉以朝鮮為跳板覬覦中國的企圖，因大明國力尚強而告終，但自元末就已經在中國沿海開始騷擾侵掠的倭寇，卻是明朝中國採取“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明亡清興，閉關鎖國的理念卻一直傳承下來。而日本跟當時的中國也差不多，同樣奉行海禁政策、拒絕與外界往來。
終於英國的軍艦敲醒了天朝，美國的炮艦也打開了日本關閉的大門，兩國相繼開始走上變法自強之路。中國的洋務運動，甚至比日本的明治維新還要提前幾年。但小船好調頭，日本更小的地域、更少的人口、更淺薄的文化根基都成為了它快速成功轉型的原因。
日本的國父福澤諭吉認為，日本應該脫亞入歐，不應該跟中國、朝鮮這樣的孱弱鄰邦聯繫太緊密，而應將其視為自身強大的臺階。1894年，為爭奪朝鮮中日兩國再度開戰，對於雙方而言這都是賭上國運的一戰，結果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馬關條約喪權辱國。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進程，被日本一耳光打到停止。
當時日軍攻佔旅順之後，軍方上下群情激昂，要求乘勝追擊一鼓作氣打到北京去，像英法聯軍一樣迫使清政府簽訂城下之盟。此時站出來阻止的人，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作為政治家，伊藤博文比好戰的軍人眼光更長遠。他力主只打一場有節制的戰爭——也就是到此為止，盡全力鞏固來之不易的勝果。若是將戰爭擴大化持久化，不僅日本當時的國力和資源難以為繼，而且還會引來列強的干涉。實際上，旅順即在英俄的聯手干預下，最終不得不交還中國。
伊藤博文的適可而止，為日本攫取了最大的利益。但甲午戰爭的勝利，也讓日本的擴張傾向進一步擴大化。日本人認為既然他們能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裡，完成歐洲二十代人才能取得的成就，那就沒有什麼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1904年，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日本與俄國爆發戰爭並再度獲勝。俄國不但放棄了在東北的多項特權利益，更令日本在幾年後正式吞併朝鮮。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是殖民時代以來第一次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亞洲新興強國對歐洲傳統強國的勝利。這一戰，使日本正式躋身世界列強的行列。
兩次戰爭的甜頭，讓日本人更加膨脹。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此時形容日本“騎在馬上喝醉了的狐狸”。狐狸雖然狡猾，但喝醉之後難免喪失理智，騎在馬上更是岌岌可危。但在一個正被勝利光環炫目的國度裡，唱反調往往都不會有人聽。
一戰期間，因為歐美列強疲於爭戰，中國和日本的民族工業都迎來了一次春天。僅僅從1915年到1919年，日本的百萬富翁就增加了一倍有餘。但根底淺薄、資源貧乏、快速致富造就的貧富分化，一系列問題都在困擾日本社會。
當戰爭帶來的產品需求枯竭，加上戰後西方開始重新在世界各地奪回市場，日本開始經歷經濟衰退。正當艱難恢復之時，又遭遇了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這場8.1級的地震是人類史上破壞最劇烈的地震之一，十萬人死亡的同時，日本一度考慮將首都從受損嚴重的東京遷出。
等到從地震逐漸恢復之時，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又席捲日本，“昭和金融恐慌”令中小企業受損巨大。在經濟和社會全面危機態勢下，日本關東軍主任作戰參謀石原莞爾提出了“滿蒙領有論”，認為佔據中國東北和內蒙地區，是緩解燃眉之急的最好方式。在石原莞爾的一力策劃下，1931年9月18日，日軍炮擊沈陽東北軍北大營，九一八事變就此爆發。
蔣介石採取的不抵抗政策，令鋌而走險的日本人大喜過望，整個東北就此輕而易舉地淪陷。日本扶持溥儀為偽滿洲國皇帝、大量從本國移民到東北、以當時最先進的城市規劃來打造長春，都說明日本佔據東北並非貪圖一時之利，而是想一勞永逸地將中國東北變為日本的海外領土。畢竟，這裡有日本最需要的煤鐵資源。
關東軍的僥倖成事，不啻於日本軍方的又一針興奮劑。日本軍方開始越俎代庖，越來越頻繁地代替政界來左右國家政策，而異議人士則直接以刺殺的方式解決。1932年，時任首相犬養毅被一群不滿的海軍軍官直接衝進官邸刺死。四年之後的2月26日，日本陸軍軍官率領1400名士兵發動兵變，多名政要被殺。
雖然裕仁天皇處決了二二六兵變的幾名首領，但造成的影響卻已難挽回。蘇聯駐日大使佐爾格在給莫斯科的詳盡報告中指出：此一事件或是導致日本社會變革、或是長期對外擴張——一旦擴張，則必定是中國方向。
九一八事變後，兩國有識之士都看到：中日必將一戰。但尚為農業國的中國，卻比已為工業國的日本百倍希望這場戰爭開始得越遲越好。
至少對於蔣介石而言，在東北不抵抗是出於不得已。此時中國不但國力與日本相去實在太遠，而且更重要的是差不多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自從袁世凱去世以來，軍閥割據、各自為政一方的態勢，使得名義上的中華民國表面尚為一國、實際形同唐朝藩鎮割據。蔣介石雖然在中原大戰中戰勝了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但山西、雲南、廣西、四川……全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外。
蔣介石此時的目標，是一邊全力收拾國內各路豪強，一邊全力發展中國的工業經濟，同時期待列強處於自身利益會對日本的擴張有所掣肘，“一國和平未到絕望之時，決不輕言放棄和平之旨。”而知識精英階層，也有類似看法。例如北大校長蔣夢麟和胡適便主張忍辱求和，“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胡適更希望在中日之間維持50年和平，“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立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
中國在蓄力避戰，日本何嘗不知？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後，中國要求收復失地的抗日情緒空前激烈，令日本也如坐針氈。自始至終，日本最忌憚的並非中國，而是北方的蘇聯。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始終不動，正是為了防備蘇聯。
日本上層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只要對中國開戰，勢必能在短短數月之間拿下。此時反而是石原莞爾全力反對對中國全面開戰：他認為當務之急是鞏固中國東北，像當年的伊藤博文一樣。全面開戰，必將得不償失。
但日本內閣、軍方、外交的脫節，尤其是裕仁對軍方的寬縱默許，都令日本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強硬。終於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開始往中國增兵。此時的蔣介石也沒有了退路，事態已經沒有給他繼續避戰的選擇。
經歷十四年對抗、八年慘戰，中日兩國都被這場侵華戰爭磨完了元氣。日本終於在核彈的攻擊下投降，而中國雖然慘勝，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山河破碎不堪看。日本把中國和自己都變成了輸家，而中國的損失要慘重得多。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武漢會戰、衡陽戰役……每一次中國軍民的累累白骨觸目驚心。
七七事變剛剛爆發之時，只有很少的人看到了結局。曾經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民國國防部長何應欽，對他的老同學喜多誠一表示：“如爆發戰爭，中日兩國都將戰敗”，唯有其他人會坐收漁人之利，“你現在不信的話，十年後看。”
愚蠢的日本、缺乏遠見的日本、不見棺材不落淚的日本，狂熱的軍政高層和更加狂熱的底層一起，第二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跟萬千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相比，投降書顯得實在太輕飄。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日本人都是狂熱的好戰分子。1937年戰爭爆發時，宮崎世民已經35歲，仍然被徵召入伍前往他只在書上認識的中國。
“目的地是上海。在吳淞口海面，有很多軍用船排長隊等待入港，所以船在海面整整停泊了三天。夜間為了避免空襲，實行燈火管制。因為實在百無聊賴，所以大家決定辦一個演藝會玩玩。我被大家推著登上了演出臺，沒有辦法，吟了一首唐詩《涼州詞》。幸運的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詩的含義。”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當島國被偏激情緒裹挾、當出乎意料深陷中國戰場泥淖時，更不計後果的選擇就指向了珍珠港，愛和平的人士也在漩渦中無可抽離。閉目塞聽、自我膨脹和無來由的一意孤行，讓後人每年在日本的投降日這一天，只能一邊苦笑、一邊嘆息。永遠不要輕視戰爭的代價。無論之前有什麼追求，戰爭帶來的空前毀滅會讓任何追求最終都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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