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講香港之前先講京都,日本的那個千年古城。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京都有多麼古?從公元794年到1868年的一千多年時間裡,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日本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事件都發生在這裡,改變日本歷史的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也都在京都留下了重要的痕跡。

京都是日本人的精神故鄉,是日本文化的源點,是日本的文化與大和之魂的象徵之地,是最能代表日本的大都市之一。

然而京都沒有機場。

從外國去京都,大致有三個選擇:

1.飛到關西國際機場(KIX),然後坐高鐵去京都,75分鐘;

2.飛到大阪(伊丹)國際機場(ITM),然後坐機場巴士去,60分鐘;

3.還可以飛到神戶機場,然後坐火車去,90分鐘……

京都沒有機場,卻有任天堂。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任天堂:“野雞”變“鳳凰”

任天堂已經建立130年,原先生產花扎(日本紙牌),40多年前投入電子遊戲產業,現在是全球電子遊戲產業的巨無霸。

花扎跟電子遊戲有一個共同點,都是遊戲。但花扎是野雞,電子遊戲是鳳凰。任天堂從日本紙牌花扎企業改行成為電子遊戲企業,這叫野雞變鳳凰。

號稱“中國最貴的商業轉型諮詢師”劉潤在《互聯網+戰略版.傳統企業,互聯網在踢門》一書中說:“成功的領導者,一定是帶領公司離開這個(夕陽)行業,尋找新的寶藏。”

任天堂的第三任社長山內溥就是這樣的領導人。他1949年到2002年擔任社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親手把任天堂的花札做成日本第一,又因親眼看到美國的世界第一紙牌企業也不過爾爾,認定紙牌工業是夕陽產業,就帶領任天堂轉型,計程車、性愛酒店、泡飯……試來試去,最後定型在電子遊戲企業。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任天堂的第三任社長山內溥

若不是1970年代華麗轉身尋找到“新的寶藏”電子遊戲,任天堂就靠花扎過日子也許還是過得下去的,證據是現在日本人還在玩花扎。但是,有幾個中國人知道現在日本生產花扎的企業是哪幾個?生產花札的企業一年能掙幾個錢呢?

香港本來應該有大疆

過日子和過日子是不同的。

香港有機場,也有任天堂,不過呢,任天堂(香港)只是任天堂設在香港的發行銷售中心而已。

但香港本來應該要有大疆的。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大疆創新公司創始人汪滔

雖然大疆創辦人汪滔是杭州人,但他的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

據媒體報道,2005年他作為港科大的本科生,組團代表香港參加亞太地區機器人比賽,獲得季軍,科大為此獎勵他後來讀研究生的高額獎學金。這筆獎學金應該很高很高,因為汪滔就是拿著這筆獎學金的剩餘部分,在香港註冊成立“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但香港的房租和人工太高,汪滔去深圳租了民房,研發生產直升機飛行控制系統。

5年後的2010年,大疆的銷售額每月有個幾十萬元人民幣了,香港科技大學方面又向汪滔團隊投資了200萬元。

2011年,“科大創業中心”以低廉租金向大疆出租其深圳的辦公室,那辦公室屬於港科大與北京大學、深圳市政府合辦的產業孵化基地“深圳產學研基地”。

後面的情況不消多說了,大疆現在是世界上無人機的巨無霸企業。

“科技產品生產鏈”

再說總部設在日本京都的企業,通常只將運營總部和研發中心設在京都,而將它的生產據點設在日本的其他地區甚至海外。任天堂株式會社今年的一則公告顯示,截至2019年3月底,他們擁有員工人數是5944名。而“界面新聞”2019年4月的一則報道說,截至2018年9月,任天堂在日本僱傭員工總人數為2271人。兩個數字對照著看,任天堂大約有3600多名員工分佈在日本以外的地方。

2014年時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去深圳訪問,期間專程前往大疆公司參觀。汪滔對梁振英說,“深圳有全球最好的科技產品生產鏈”,他的產品只能在深圳生產,公司只有法務部在香港。

什麼叫“科技產品生產鏈”?2017年7月《21世紀經濟報道》曾經發過一個系列報道《中國製造業:景氣2017》,在“企業走訪篇”裡,講到了“‘一小時’供應鏈”。

報道說:廣和通CEO應凌鵬介紹,生產通信模塊所需要的原材料、配件供應商以及加工工廠都能在深圳找到。

報道又說,金立集團執行副總裁、金銘公司總經理李三保表示,用“一小時車程”來形容供應鏈並不誇張,珠江三角洲手機產業鏈很成熟。別的地方如果要把手機品牌挖走,必須將整個產業鏈遷移,如果僅是一家公司過去會面臨一些供應問題。

就算是生產過程越來越智能化、機器人化了,優秀的工人還是非常重要。李三保說,一方面,很多工序的銜接需要人工手動完成,另一方面,因為產品更新迭代快,生產線的靈活度不如人的靈活度高。“機器換人也是換簡單的動作,或者人做不到的動作,但是還有很多是需要人來做的,不可能替代。”

所謂“科技產品生產鏈”,指的就是:原材料、零配件供應和加工工廠,以及技術純熟的工人。

這些,在香港都找不到。

所以,照這麼說,香港本來就不應該有大疆,大疆的宿命是深圳。

哪一個政府敢拿納稅人的錢“玩”兒

這些年常見到香港的一些專家批評香港創新科技不振,並且又把這所謂的“創科不振”歸咎於港府“官僚思維僵化缺乏識見,難引領香港產業升級”,云云。

對此觀點,不敢苟同。

先不去評價香港的創科振還是不振,先來說政府在創新科技發展中的角色。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思平2018年10月曾在《第一財經》發文指出,深圳的民營高科技之所以能夠取得優異成績,主要有三個基本因素:

第一,民營企業產權清晰,權責明確,企業家有追求創新和資本增值的巨大動力。

第二,民營企業具有良好的風險承擔機制。

第三,民營企業決策主體單一、決策程序簡化,具有決策快、效率高的機制。

關於第二,“民營企業具有良好的風險承擔機制”。張思平說,世界上企業創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我國連5%可能都達不到。“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敢去投資成功率只有5%的項目嗎?能承擔95%失敗的風險嗎?”

借張先生的話來問一句:港府能夠承擔95%的風險嗎?

看看大疆的創業歷程吧,大疆創業之初,並不是汪滔一人單幹,他有兩個同學合夥。可是,在歷經了兩年的艱難困苦後,兩個同學相繼離開。

汪滔能夠堅持下來,第一是他從小就對飛機、航模非常感興趣;第二是他對自己充滿信心,認為自己是個聰明人,這個世界上就連喬布斯,他也僅僅是讚賞而已。嗯,除了自己之外,他認為任正非也是個聰明人;第三點跟第一點有關聯,由於他對飛機對航模感興趣,所以大疆從創業到現在,他一直都在玩,而且玩得很嗨。

2017年他回答《中國企業家雜誌》時說,他的人生願景“就是想好好玩一把。”“玩”是什麼意思?“玩”享受的是過程,結果怎麼樣是第二位的。試問,哪一個政府敢拿納稅人的錢給汪滔這麼“玩”?

政府的全資公司承受不起太多失敗

現在,又一個“大疆”在香港誕生了,這就是研發出中國第一個“5G動作傳感仿生機器人”的香港路邦動力科技公司。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所謂“5G動作傳感仿生機器人”就是將機器人作為真人的替身派往疫區、核洩漏災區、火場、未爆彈地點等危險地帶,它在前方看到的一切,都傳導給後方的操作員,佩戴機械臂傳感器的操作員在後方動手。他怎麼動作,機器人就怎麼動作,就這樣完成救災排險工作。

傳統的機器人一般是透過人工智能或編程技術或遙控器操作,諳熟鍵盤操作的操作員通過鍵盤向機器人發出指令,是一種間接的操作。而路邦動力的“動作傳感仿生機器人”,操作員用身上佩戴的傳感器控制機器人的整個上半身,真人跟機器人兩者動作完全同步,真正達到人機合一。

2018年,路邦動力的機器人參加了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創業日”,它一出現就驚豔全場,一炮而紅。接著,路邦動力的這個機器人奪下了2019年度香港信息及通訊科技獎“信息科技初創企業獎”大獎、硬件與設備組別金獎。

路邦動力的創始人有兩個:自小喜歡機械英雄的麥騫譽以及跟他志同道合的呂力君,他倆是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2011的同學。公司成立之初,幸運得到港府全資擁有的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50萬元資助。數碼港管理公司屬港府全資擁有,正式成立於2004年,由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提議創辦,使命是致力推動本地創新科技發展,也擔當培育年輕人、初創及企業家投身數碼科技行業的角色,並積極為他們聯繫策略夥伴和投資者,促進科技企業與本地及國際商業夥伴的合作。

50萬很少,算是個心意。好在創辦人自己很強,據媒體報道,“兩人當時各自出資7位數”合資創辦路邦動力。“7位數”就是百萬,100萬到999萬都是“7位數”。他們的公司就安營在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的地盤裡。大疆的汪滔沒這麼多錢,所以去了深圳。

或問,數碼港公司幹嘛不多給些資助呢?前述張思平的話擱那兒了,政府的全資公司承受不起太多失敗。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本來還想說,路邦動力將來可能會是“香港的大疆”,沒想到說時遲那時快,路邦動力已經進入粵港澳大灣區了。麥騫譽和呂力君明白,路邦動力的未來在大灣區、在一帶一路上。

2018年路邦動力在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創業日”打響之後,就獲得與中國移動及中興通訊建立策略合作伙伴關係的契機,成功製造全中國第一臺5G動作傳感仿生機械人,他們迅速把業務擴展到大灣區多個城市,已在廣州、東莞、江門等大灣區城市落戶,一方面吸納內地科研人才;另一方面跟當地學院合作,對照產業應用而開展研發項目,為當地工業進行整改服務。談到未來目標,他們透露正進行機械人動力反饋研究,即把機械人取物的重力感覺傳給操作員,並構思機械人飛行的可能性。

為什麼阿里巴巴出在杭州?因為馬雲在杭州。

為什麼騰訊出在深圳?因為馬化騰在深圳。

為什麼大疆出在深圳?因為汪滔租不起香港的樓。

為什麼路邦動力出在香港?因為香港有麥騫譽和呂力君。

此乃時也、運也、命也。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目標:大灣區,衝啊!

香港,敢問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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