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黃炎培暢談:跳出興亡週期率唯有靠“民主”


毛澤東與黃炎培暢談:跳出興亡週期率唯有靠“民主”


毛澤東與黃炎培(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國家人文歷史》,原標題:黃炎培與毛澤東暢談“歷史週期率”

2012年12月24日到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一起,登門走訪8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主席陳昌智說,總書記對民建的歷史非常瞭解,談到了毛主席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週期律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黃炎培是民國時期有名的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六十多年前他曾在延安與毛澤東有一場精彩的“窯洞對”。

清朝舉人做了革命黨

光緒四年(1878年),黃炎培生於江蘇川沙縣,現屬上海市。他出生那一天,恰是伯父去世的日子。祖父黃厚餘在失子的悲痛中得孫,嘆道:“我們家何其不幸,還望生個好孫子嗎?”在黃炎培滿月時,祖父也離開了人世。

黃炎培的父親黃叔才是一個沒有土地、房產的底層文人,在鄉間開私塾謀生。雖然才華橫溢,但家裡一沒錢,二沒背景,所以黃炎培的婚事可是愁壞了家人。對於他的求婚,姑娘家不是回覆八字不合,就是直言不嫁窮小子,一連碰了五次壁。結果有一位附貢生王筱雲,曾見過黃炎培的文章,知道這個青年日後必有作為,就讓女兒王糾思同黃炎培訂了婚。1899年,21歲的黃炎培在松江府試中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中秀才,王筱雲老先生大喜之下,就讓女兒正式嫁進了黃家。

新婚後兩年,黃炎培辭去塾師的營生,到上海南洋公學讀書。那裡的中文總教習蔡元培發給每位學生一張選課單,上面有哲學、政治、法律、財政等二三十種課程。黃炎培選學外交,蔡元培就讓他讀《萬國公法》和一些外文資料。到了1902年,江南鄉試已改八股為策論,題目中有一道題,要求考生論述如何收回治外法權,正中黃炎培下懷。他於是從國際法說起,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長文,考上了舉人。此後他回到家鄉,興辦小學、女學,傳播新思想。

1903年,黃炎培應邀到南匯縣新場鎮給青年們演講,結果被舉報誹謗皇上和皇太后,由上海外國牧師營救,才得以脫險。黃炎培等四人各自撿了一條命,不敢再在國內停留,買了船票東渡日本,直到原先的知縣被撤職,才重回上海。

黃炎培本來不是革命黨,但是被清朝地方政府這麼一折騰,就給逼上了梁山。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負責上海工作的蔡元培登門“發展”黃炎培,對他說:“只有集合同志,組織起來,共同奮鬥。現在愛國志士集中於中國革命同盟會。同盟會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興中會、黃克強先生領導的華興會和無政府主義派連同其他革命人士會合起來的,你願不願加入?”黃炎培當即回答:“刀下餘生,只求於國有益,一切惟師命。”第二天晚上,在蔡元培主持下,黃炎培宣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蔡元培去德國留學,同盟會在上海的工作就由黃炎培接手。

 辦職業教育,辦成了通緝犯

回國後,黃炎培先是與毀家興學的老朋友楊斯盛一道創辦了浦東中學和浦東小學,不久又當上了江蘇諮議局的議員。辛亥革命爆發,黃炎培被任命為江蘇的教育司長。

1913年,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與原同盟會的關係日趨惡劣。黃炎培在1914年辭去江蘇省教育司長的職務,後來北洋政府兩次徵召他為教育總長,都被回絕。袁世凱曾對人說:“江蘇人最不好搞,就是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黃炎培無疑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卸下在政府裡的職位,黃炎培一邊閱讀西方教育學經典,一邊到安徽、江西、浙江,乃至美國、日本、菲律賓考察教育。他最後認定:“提倡愛國之根本在職業教育!”1917年5月,黃炎培創立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為了實踐職業教育的理念,改變青年人“畢業即失業”的狀況,黃炎培又創建了中華職業學校。這所學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倡導“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的實用教育。

從1917年到1927年,在黃炎培的努力下,職業教育在全國各省遍地開花。但當北伐軍兵臨上海時,黃炎培被蔣介石視為“學閥”,成了通緝犯。黃炎培與夫人王糾思帶著簡單的行囊,匆忙跑到日本佔領下的大連避難。黃炎培辭去了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職務,在各地遊歷。1931年,政府對他的通緝令才撤銷。

中共如何走出“歷史週期率”?

“一·二八事變”期間,黃炎培與史量才、杜月笙合作,組織“上海市地方協會”,發動各界募集物資、搶救傷員,有力支援了十九路軍的抗日。1937年,黃炎培隨國民政府撤往重慶,任國防會議參議員;1938年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黃炎培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並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創立中國民主建國會,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6月,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希望訪問延安,為兩黨談判搭建橋樑。不久,中共中央回電歡迎。

除了王雲五因病受阻外,其他六名參議院登上前往延安的飛機。7月1日,延安的中共領導人,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下,全部到機場迎接。當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時,毛澤東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一下很愕然,一問才知道,1920年杜威訪華時,黃炎培曾請杜威在上海演講。當時臺下聽眾中就有毛澤東。

第二天,黃炎培等人到楊家嶺,拜訪毛澤東。黃炎培見會客室的四壁掛著幾幅畫,其中一幅是沈鈞儒次子沈叔羊畫的一瓶茅臺,配有自己的一首七絕:“喧傳有客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這幅畫是1943年國共關係惡化時,沈叔羊為他父親“畫以娛之”的。在請黃炎培題詞時,他想起長征時謠傳共產黨人在茅臺酒池裡洗腳,當即題了這首詩。黃炎培忽然在這裡見到舊作,知道中共是把自己當朋友的。

黃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滿目的商品、各式各樣的新房,以及街道上的意見箱——每個延安人都能“直達上聽”,給毛澤東提建議。他發現,在延安喊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很少會稱職銜。黃炎培在同中共領袖交談時,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的“樸實穩重”,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晚上,毛澤東設宴款待客人。黃炎培在宴會上說:延安“就我所看到的,沒有一寸土地是荒著的,也沒有一個人好像在閒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政府對於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負責,這句做到,在政治上更沒有其他問題了。”

六位參政員將要回重慶時,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聽了他這番話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黃炎培看來:“這話是對的”,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歸來發起“拒檢運動”

在重慶,黃炎培閉門謝客,由自己口述,夫人姚維鈞執筆——原配王糾思在1940年過世後,黃炎培在貴陽大學演講,女學生姚維鈞一見傾心,後來兩人書信往來百餘封。等到姚大學一畢業,就同黃炎培在重慶成婚。黃在婚禮時散發的告親友書中說,此是“佳人易得,同志難求”。他們夫妻聯手,用幾天時間,寫出一本小書——《延安歸來》。

黃炎培這本74頁的小冊子分為“延安歸來答客問”與延安五天日記兩部分,回憶了他訪問中的所見所聞,呈現給外界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延安歸來》先是在《國訊》雜誌發表了兩天的日記,讀者反響熱烈。但是當要發行單行本的時候,遇到了問題。原來國民政府規定,新書出版要送有關部門審查。黃炎培知道如果自己走合法程序,這本書就會被扣,所以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也不送審,就直接印刷發行了。這本書出版當天,政府就出動人馬四處搜查。封禁行為成了一種“廣告”,讀者們對書的內容更為好奇,初版的兩萬冊在幾天內銷售一空。

國民政府的書報審查制度始於1931年。從1937年到1945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檔案中有案可查的,就有1311種書刊遭查禁。從1938年3月到1945年8月,國民黨中宣部和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檔案顯示,被禁書刊有2000種以上。這還不包括各地自行查禁的書刊。

黃炎培與朋友們即以《延安歸來》為契機,發起了一場“拒檢運動”。在重慶媒體界的壓力下,當年9月30日,《中央日報》發佈了《出版檢查明日廢除》的消息。

黃炎培一門七右派

國共大規模開戰後,黃炎培將責任歸咎於國民黨,一怒之下辭去參政員,回上海賣字為生。1949年初,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轉道香港到北平。毛澤東、周恩來在香山的雙清別墅接見了黃炎培。

黃炎培向毛澤東談及民主建國會成立的經過,毛澤東說,民建以民營實業家為主,要以推動民營工作為主要工作。毛澤東給黃炎培吃了一顆“定心丸”:新中國成立後,不會如斯大林那樣對民營企業“趕盡殺絕”,而會予以利用和發展。中共建政後,黃炎培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70多歲的黃炎培成了政府主要領導,他不肯尸位素餐,不改直言本色。他親筆給毛澤東寫的信有一百多封,毛澤東的回信有六十多封,他們討論的大都是國事。如1950年,因為之前抑制通貨膨脹,隨後一度出現市場蕭條、商店關門的情況。黃炎培遂將自己的建議,致信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分管經濟工作的陳雲、薄一波。毛澤東收信後,又請黃炎培當面討論。放鬆銀根、增發貨幣、增加信貸等建議被中央付諸實施,穩定了經濟狀況。對於毛澤東的從善如流,黃炎培很是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如願了。”

1949年後最初幾年的發展,讓黃炎培以為中國走出了“歷史週期率”。1951年,黃炎培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中說:“對人要和大眾緊密聯繫,對己要自我批評;這些武器,會從人群中放出萬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實已經證明,並不是誇張。到今天,我識得了,當時延安一席談,我估計低了,所得到的答覆,是正確的,‘只有人人起來負責,這好政府才會久長’。”

學者朱宗震在《黃炎培日記》中也發現這樣一段內容:1952年8月4日,全國政協召開常委會議,毛澤東在晚餐後向各民主黨派徵求意見,黃炎培表示:“‘三反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覆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覆的週期率是正確的。”

在黃炎培與毛澤東交往中的一個故事可見他耿直的性格。黃炎培藏著一幅珍貴的書法作品,毛澤東知道後就借來一閱,約好一個月歸還。但只過了一週,黃炎培就打電話問什麼時候歸還。毛澤東對工作人員說:“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他失信。”又過了幾天,黃再打電話,毛澤東問:“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等到一個月期滿,毛澤東命人把書法用木板夾好,限令零點前必須送到。毛澤東說黃炎培“索帖”的行為是:“不夠朋友,夠英雄。”

正因為黃炎培相信中共,所以敢於平等地與毛澤東交往,直率地發表不同意見。他反對對農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致在人大會上被批,毛澤東稱黃炎培是“資本家代言人”。黃炎培此後直至1965年12月去世,都再沒有說話的機會。如黃萬里在詩作《念父生平》的註文中所說的那樣,父親在“五四年糧食統購統銷後於國事無所建樹”。

反右時,黃家六個子女和一個女婿都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夫人姚維鈞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腳棍棒、人格侮辱,終於在1968年1月20日服毒自殺。她在絕筆中叮囑子女們:“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黃家子女後來大都成才,尤其是黃炎培三子黃萬里,繼承了乃父的錚錚鐵骨。

(參考資料:黃炎培《八十年來》、黃方毅《黃炎培與毛澤東周期率對話——憶父文集》、尚丁《黃炎培》、傅國湧《筆底波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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