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頻發，給整個社會敲響了警鐘，背後固然有家庭環境、父母教育等諸多原因，但不能否認，這些犯下惡性罪行的未成年罪犯中，有一些就是仰仗著自己有一道“護身符”，才肆無忌憚的行兇作惡。

這種不正常的心態，隨著互聯網的傳播，形成了一股惡劣的風向，越來越多的未成年罪犯，在行兇作惡之時，手段極其殘忍和血腥，能不留活口就不留活，能有多暴力就有多暴力，絲毫不會顧忌後果。

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事，就說未成年罪犯仰仗的“護身符”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是文明社會的一種表現，愛護幼小是全人類的美德。所以，世界各國也都有此類保護未成年人的“護身符”，但並不代表都是一刀切的保護。

未成年人犯罪在世界各國都有發生，在很多案件裡，手段甚至比成年罪犯都要殘忍和血腥，也因此在案件所發生的國家裡也引起巨大的反響，同樣是群情憤慨，那麼這些國家又是如何處理的，我們可以通過下面這些案例，窺得一二。

美國芝加哥口紅殺手

1945年6月5日，美國伊利諾伊州一位名叫約瑟芬羅斯的43歲女子。在身中數刀後死於自己的家中。同年12月20日，在該州芝加哥市，又有一位名叫弗蘭茜斯布朗32歲的女子也被發現死在自己的家中，這兩起罪行的作案手段一樣。

口紅寫字

在現場，兇手都用口紅寫下幾行字：“看在上帝的份上，在我殺死更多的人之前，快抓住我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因為這些字是用口紅寫在浴室牆上的，所以芝加哥媒體都把這個兇手叫做“口紅殺手”。

由於當時的取證條件有限，案件一直沒有突破。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1月7日，又有一個6歲的小女孩蘇珊妮德格南遇難，警方在小女孩家附近的下水道找到了受害者被肢解的遺體。這些惡劣的行為導致芝加哥全城陷入恐慌之中，幾乎人人自危。

年輕時的希爾倫斯

半年後，兇手希爾倫斯因為入室行竊被抓，警察發現其當時還不滿18歲，再一查檔案，13歲就因非法持槍被捕，在少管所中呆了幾個月。釋放後不久他又因盜竊再次被捕，被判接一所青少年犯罪管制學院受管制3年。16歲之後，又犯了幾起入室盜竊案。

兇手說自己之所以偷竊，就因為父母不和，經常家暴，所以他需要緩解壓力。然而警察通過筆跡專家鑑定，發現希爾倫斯的筆跡與口紅殺手一致，另外現場提取的指紋也和他的指紋相匹配，最後他也承認那三起恐怖殺人案是自己乾的。

老年時的希爾倫斯

由於不滿18歲（在當時的美國，屬於未成年人），法律不能判死刑，但是由於所犯之事太惡劣，還是被判終身監禁。儘管入獄後，希爾倫斯一直上訴，並對這三起案件全部否認，但都沒有結果。最後，希爾倫斯於83歲時死於監獄，成為美國坐牢時間最長的犯人。

英國詹姆斯·巴傑爾謀殺案

1993年2月12日，英國利物浦默西塞德郡，兩名當時年僅10歲的男童，羅伯特和喬恩從學校逃課後，先是在一家購物商場中心偷竊，然後他們看到很多小孩，但產生了一個邪惡的念頭，誘拐一個兒童取樂。

羅伯特和喬恩

根據當時商場的監控錄像顯示，兩人趁著一位母親購物的間隙，用糖果吸引其兩歲兒子詹姆斯·巴爾傑的注意，然後將他帶出了購物中心。而周圍的人都以為是兩個哥哥在照顧弟弟，沒有人在意這些孩子的舉動，讓詹姆斯·巴爾傑喪失了最後的生還機會。

羅伯特和喬恩將詹姆斯·巴爾傑帶出商場，在路上就開始又打又踢，他們找了一個偏僻的地方，開始更令人髮指的折磨。先是將偷來的顏料潑進詹姆斯·巴爾傑的眼睛裡，然後又把電池塞進其嘴裡，休息的時候就不斷朝他扔石頭。

虐待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他們搬起重達10公斤的鐵軌用魚尾板砸碎了詹姆斯·巴爾傑的顱骨。之後，兩人開始商量如何擺脫嫌疑，最終他們把小詹姆斯的屍體放在鐵軌上，用石板蓋在他流血不止的頭上。一輛火車駛來，詹姆斯·巴爾傑小小的身體被軋成了兩半……

2歲的詹姆斯·巴爾傑

事後，經法醫鑑定，詹姆斯·巴爾傑的身上共有42處傷痕，大部分集中在頭部，並伴有多處骨折和刺傷的痕跡，生殖器也有被性侵的跡象。警察通過查證，很快就抓住了這兩個小惡魔，並以犯謀殺和綁架指控兩人。

在法庭上，羅伯特和喬恩全盤否認之前的謀殺、綁架及綁架未遂的供詞，並便一直保持沉默。最終通過大律師們的努力下，控方成功的證實兩人“完全具備分辨是非的能力”，推翻了“兒童無犯罪能力”的假定。

與此同時，英國上下都知曉案件，一時間群情義憤，不僅要警方公佈兩名兇手的真實姓名，還要求重判。不堪輿論的壓力，官方公佈了兩名兇手的信息，法院將原本判刑8年的決定，增加至15年。

然而由於羅伯特和喬恩在獄中表現良好，刑期最終被減至8年，於2001年，在一片爭議聲中釋放出獄。但喬恩似乎並沒有真的悔過，出獄後多次因鬥毆與持有可卡因而被警方傳喚，2010年2月，警方發現其電腦中存有大量兒童色情影音資料，隨即將喬恩送返監獄。

日本“酒鬼薔薇聖鬥事件”

英國詹姆斯·巴傑爾謀殺案發生後的第四年，日本神戶也發生多起未成年人虐殺兒童案，手段極其兇殘，其中一個男童被殺害後，頭部被切斷，嘴裡夾著署名為“酒鬼薔薇聖鬥”的犯罪行為聲明書，放置在一所小學門口。

兇手甚至把威脅信寄到警察局，自稱“校園殺手”，信上寫道：“各位愚鈍的警察諸君，試著來阻止我吧，關於殺人我感到非常愉快，好想看到人的死亡，用死亡來制裁骯髒的蔬菜吧，用流血來制裁我經年累月的怨恨吧。”

媒體對事件的報道，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也被稱為著名的“酒鬼薔薇聖鬥事件”。這個事件由三個事件構成，最具代表性的被認為是最後一個事件，採用了類似“劇場型殺人”的特殊犯罪手法，因此引起全日本民眾的關注。

第一件事發生在1997年2月10日，下午4點半左右，在日本神戶市的街道上，兩名國小女童被少年A從後用槌子攻擊，其中一人重傷。 女童在當時目擊犯人穿著西裝外套，手持學生用的書包。

第二事件發生在1997年3月16日，中午12點25分，兇手誘騙一名國小女童到學校的廁所時，隨即用鐵錘攻擊女童之後逃逸。之後女童被送往醫院，最終因為腦挫傷而死亡。在逃離案發現場的過程中，兇手又用小刀刺傷另一名國小女童，導致其住院治療2個星期才痊癒。

第三事件發生在1997年5月24日，神戶市的少年土師淳在前往祖父家途中，與兇手偶然相遇。當時其正尋找犯案目標，看比自己年少的土師淳（11歲），便將他誘拐至附近的高臺上，用繩子將其勒死，並將受害者遺體隱藏在該處後離開。

第二天，兇手再到案發現場將受害者的頭部割下，並將遺體的面部割開傷口以飲其血，然後放入事先準備的膠袋帶走隱藏。凌晨1點至2點左右，兇手將受害的頭部放置在一所小學門口，並在嘴上夾著那封署名為“酒鬼薔薇聖鬥”的犯罪行為聲明書。

兇手（左）和受害者土師淳

警察破案之後，誰也沒想到，罪犯居然是一位神戶市14歲學生，當質其問犯罪動機時，兇手冷冷答道：當我殺人或導致他人身體遭傷害時，我覺得自己會從持續的憎恨中獲得自由。我能夠從中得到和平。減輕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

後來日本檢方一致認為這名未成人兇手擁有“反社會人格”，並患有“同一性障礙”，無法將性慾與攻擊欲分開；同時自我價值感低下，缺乏共情能力，並且長期持有虛無主義的人生觀，這些因素綜合導致了其走向極端犯罪。

最終，神戶家庭裁判所於1997年10月13日判定將這名14歲學生送至“關東少年感化院”。此後，由於治療相當順利，又被轉移至“東北中等少年院”。2002年7月，神戶家庭裁判所判定，雖然治療相當順利，但是還有接受更細密的教育之必要，因此將繼續收容。

2004年3月10日，已經成年的兇手從少年院退院，踏上重回社會的道路。日本法務省向受害者的家人傳達兇手假釋退院的消息。2015年，兇手就自己所犯下的事，出版書籍《絕歌 神戸連続児童殺傷事件》。

書中他詳細記述案發經過、自我剖析犯案前的性衝動和精神狀況，同時也有自我辯護和消費受害人的嫌疑，因此受到日本各界輿論的猛烈批評，認為其沒有真心的悔過，並在受害者家屬的傷口上撒鹽。

日本“福田孝行殺人案”

“酒鬼薔薇聖鬥事件”發生的兩年後，即1999年4月14日，日本山口縣光市發生了一起殺人姦屍案，一對母女被一名18歲的少年殘忍殺害。這名兇手的名字叫做福田孝行，所以這個案子也被稱為“福田孝行殺人案”。

福田孝行在14日下午兩點左右，喬裝打扮成檢查排水管的工人，按下門鈴順利進入被害人家中，準備強姦這位年僅23歲的新手媽媽本村彌生。然而沒想到，在犯罪過程中，由於本村彌生的反抗激怒兇手，福田孝行殘忍地掐死了她。

福田孝行

據事後的供詞顯示，本村彌生死後，福田孝行並沒有放過她，竟然做出令人髮指的姦屍行為。更讓人憤怒的是，兇手並沒有放過受害者11個月大的女兒本村夕夏，他先是幾次將嬰兒重重地往地上摔，然後再用繩子勒死。

案件曝光之後，由於兇手作案手段極其殘忍，轟動了整個日本，但日本法律規定，20週歲才算成年，而兇手行兇時才剛滿18歲，屬於未成年人，如何處罰成了大問題。而此時的福田孝行，在辯護律師指導上，開始戲精上身。

他在法庭上對著被害人家屬方向鞠躬，說了一句：“真是對不起，我做了無法寬恕的事。”就此博得了法官的好感，同時也認為其“已經有了悔改的意思”，於是一審決定判決福田孝行無期徒刑。

看上去很嚴重，然而根據日本的司法慣例，出於未成年人的保護法律，即便被判了無期，只要在獄中表現良好，關個七、八年後就可以出獄。讓悲憤交加受害者家屬，即本村彌生的丈夫本村洋憤怒了，於是在一審判決後召開了一場記者發佈會，發表了下面的言論：

我對司法很絕望。原來司法保護的是加害人的權益，司法重視的是加害人的人權。被害者的人權在哪兒？被害者家屬的權利在哪兒！？如果司法的判決就是這樣，那不如現在就把犯人放出來好了，我會親手殺了他！！

他的這番話不僅打動了負責這個案子的檢察官吉田，更是打動了無數民眾，媒體也隨之邀請本村洋參加了節目。在日本朝日電臺的一檔熱門新聞節目，本村洋對著全日本的觀眾再次說了一番讓人心碎且無法反駁的話：

在現今的刑事訴訟法中，就我知道的範圍之內，關於被害家屬權利的部分，什麼都沒有。不但沒有權利這兩個字，就連被害家屬可以做什麼也完全沒有提及。

現狀是這樣的：國家獨佔了刑罰權，居於強勢位置的國家（政府）裁決處於弱勢地位的被告人（人民），所以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被告人（人民），有著許多法規保障被告人（人民）的權利。

可是在這樣的體系之中，完全將受害者及其家屬屏除在外。所以，我帶妻女的遺照出庭，也被阻止。

此番言論，瞬間引爆整個日本，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政府官員，都在反思。當時的日本總理小淵恵三，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法律對於無辜受害者的救濟跟保障很顯然是不夠的。身為政治家的我們，對本村先生的情境跟訴求不容忽視！”

受害者本村彌生和女兒木村夕夏

在總理小淵恵三的推動下，日本國會通過了《犯罪被害者保護法》、《改正刑事訴訟法》、《改正檢察審査會法》三個法案，這意味著從此受害者家屬可以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意見，他們的聲音終於被法庭所正視。

另一邊，深受觸動的檢察官吉田，繼續向高等裁判所上訴，請求判處兇手死刑，但被二審法院駁回，理由跟一審類似，由於是未成年人，思想並不成熟，並不能意識到自己所造的嚴重後果，未來仍然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因此決定維持一審的判決。

檢查官吉田沒有放棄心中的念頭，又向最高法院繼續上訴。讓人沒想到的是，福田孝行在三審的時候居然全盤否定了一審和二審時的供述，此時的他已經得知前兩次的結果，並且也有陣容更大的律師團。

在這群律師的操作下，福田孝行的入室強姦是為了尋求缺失的母愛，姦屍則是一種起死回生的儀式。繩索11個月大的本村夕夏，只是因為看到她一直在哭泣，想在脖子上綁上蝴蝶結，讓她停止哭泣。總之一切結論都是為了得出，福田孝行不屬於故意強姦殺人。

這種情況下，對於控方非常不利，然而這一切，卻因為福田孝行的愚蠢和狂妄而翻盤了。原來，他在獄中時候，曾經寫信給自己的朋友，說到這世界終究是由惡人獲勝的，並聲稱7、8年之後就可以出來，到時準備舉辦盛大的party歡迎就行。

而徹底讓福田孝行墜入地獄的，是他在信中對受害者的侮辱：

不過就是一隻公狗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隻可愛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的就騎上去了……這樣也有罪嗎？

這封信很快就落得檢查官吉田手中，隨後在法庭上公開了，被告方的辯護律師團徹底無語，法官也意識到福田孝行不僅沒有悔過之心，更是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有清醒的認知，如此惡劣的態度根本就是惡魔在世。

2012年2月20日，日本最高法庭最終對此案做出判決，對被告一方的辯護主張全面否定，宣判福田被告因惡行重大處以死刑，並用“冷酷、殘虐、非人道“來形容案犯。這也是是日本自二戰之後，判處了第一個未成年人死刑的案例。

世界各國是如何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

在對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上，英美等國在立法上，一直與時俱進，例如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多個國家根據國情采取措施，進行了一場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改革。

在美國，隨著青少年犯罪比例的不斷上升，各個州也開始逐步降低未成年人刑責年齡，到如今，大多數州設定的是6歲到10歲，遠低於其他國家。更誇張的是。有些州甚至不設刑責年齡，還要追究父母的之責，做到了子不教，父母之過。

美國各州設立的刑責最低年齡

英國自詹姆斯·巴傑爾謀殺案之後，各地就陸續提出法律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聲音，並逐步得到政府的認可，如今的英國，已經將最低刑責年齡降至10歲。一海之隔的法國經過刑法改革委員會調研後認為，13歲這個年齡是“最合適承擔刑事責任的年齡”。

日本國會也因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情的增多，將刑責的最低適用年齡從20歲降至14歲，之後就要負完全刑事責任（我國則需要年滿16歲）。但仍有不少國民認為不夠，近些年，關於是否需要再降低最低刑責年齡，又在商討之中。

目前世界各國，大多數還是遵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建議，以12週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標準（原公約是希望在這個基礎上提高），但受法系傳承及地區因素的影響，各國的區別非常明顯，有些甚至低於這個標準。

根據法系，我們可以分為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兩大類，具體標準如下：

大陸法系國家：受德國法律影響較大的國家一般為14週歲，如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受法國影響較大的一般為13週歲，如法國、阿爾及內亞、尼日利亞等。受前蘇聯法律影響的國家，如中東歐的一些國家、中國等是14週歲。

英美法系國家：英美法系國家的最低刑責年齡普遍較低或者無年齡限制。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所以不盡相同，50個州大部分地區都沒有最低刑責年齡限制，有限定年齡最高的州也不超過10歲。英國，一般以10歲為最低刑責年齡。

世界各國最低刑責年齡分佈圖

而拉美及非洲的多數國家按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建議，大多數定為12週歲。從上圖可以看出，12-14週歲為最低刑責年齡的國家最多。我國香港繼承了英國法的傳統，早期一直以7歲為限，2003年之後改為10歲。

從兩大法系，我們可以看出，大陸法系國家偏保守，立法之後，很難改動，只有出現較大事件之後，才有可能調整，日本就是典型的案例。英美法系國家在這方面就比較靈活，不墨守成規，不僅大幅度下調刑責最低年齡，還增加了“惡意補足年齡”法則。

惡意補足年齡：處於一定年齡段的未成年人被推定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若控方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該未成年人在行為實施時具有惡意，能夠辨別是非、善惡，則對其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推定可以被推翻。

這條法則簡單明瞭，如果在未成年人殺人犯罪案件當中，有證據顯示該未成年人在犯罪時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特徵，即有惡意，能夠辨別是非、善惡，那麼即便你沒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然會按照成年人的方式進行審判。

寫在最後

從前面列出的案例，可以看到未成年人罪犯用法律當護身符，甚至形成某種暗示：我還小，犯事並沒有什麼關係，不會受到處罰，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這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都令人頭疼的問題，直到現在都不能徹底解決。

儘管如此我們也要知道，法律的公平正義，不應該只體現在未成人罪犯身上，同樣的還要考慮受害者及家屬的權益。正如受害家屬本村洋所說，如今的法律都在保護未成年罪犯的權益，受害者卻連基本的權益都沒有，甚至陷入做什麼都沒用的地步。

這方面，英美等國則是有過深刻反思的，所以能及時做出相對應的法律調整和補充，讓受害者及家屬的看到公平正義 ，同時也保證了未成年罪犯的人權。如今我國也同樣面臨諸多未成年人惡性犯罪事件，希望在此基礎上，能更好的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規定。

這是我寫得關於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 ），只因為自己也是一名父親，能理解受害者父母的憤怒，希望法律能讓他們得到安慰，彰顯公平正義，最後用一張圖來表達一下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