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三)

《明宣宗——朱瞻基》(三)

明宣宗——朱瞻基(三)

北擊蒙古

70、——敵軍望見遠來軍,以為戍守邊疆兵。

朱瞻基擔心秋高馬肥時胡人侵犯邊疆,於是整頓兵馬,駐紮喜峰口以待敵軍。守將奏報兀良哈率領萬名鐵騎騷擾邊疆,朱瞻基精選鐵騎兵三千飛奔前往。敵軍望見遠處來軍,以為是戍守邊疆之兵,即以全軍來迎戰。

《明宣宗——朱瞻基》(三)

71、——全部下馬拜請降,捆縛抓獲大勝歸。

朱瞻基命令將鐵騎分為兩路夾攻敵軍,並且親自射殺敵軍先鋒,殺死三人。兩翼飛失如雲,敵人不敢前進。繼而,朱瞻基又命連續發射神機銃,敵軍人馬死傷大半,剩下的全部潰逃。朱瞻基用數百鐵騎直驅前行,敵人看到黃龍旗,才知道是皇帝親征,於是全部下馬拜倒在地請降,朱瞻基將這些人捆縛抓獲,大勝而歸。

《明宣宗——朱瞻基》(三)

撤兵安南

72、——請求討伐帝不許,冊封黎利安南王。

安南人黎利反叛,屢次打敗官軍。黎利請示朝廷,請求重新立陳氏之後為安南國王。朱瞻基認為國中疲憊,遠征無益,於是答應了他,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徵南兵。後來黎利篡奪陳暠之位而自立為王。派人入朝納貢謝罪,請求皇帝冊封群臣。有人請求皇帝討伐黎利,朱瞻基不許,冊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安南國也就是交趾國,自此以後朝貢不絕。

《明宣宗——朱瞻基》(三)

經濟

73、——戶口墾田逐漸增,糧產增加稅增多。

隨著政局的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朝貢貿易往來活躍。

《明宣宗——朱瞻基》(三)

財政改革

74、——重新組織財政策,蘇州等府取救濟。

宣德時期第三個重要的國內發展是重新組織財政和特別在長江下游諸如蘇州和松江等府採取救濟措施。如前所述,這些負擔著很不公平的稅賦。有意在這個地區徵收懲罰性稅賦的洪武帝后來已下令進行減免;但甚至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蘇州的份額依然高達281萬擔,幾乎是全國田賦總數的1/10。松江的地只有蘇州的1/4,但田賦幾乎為後者的一半,佔田賦收入的4.14%。

《明宣宗——朱瞻基》(三)

75、——沉重稅賦鉅額債,人口出逃民貧困。

朱棣在位時,平均每年的田賦收入提高約10%,以滿足遷都北京及歷次對外征戰、海外遠航的鉅額支出需要。史籍沒有記載蘇、松新的田賦份額,但可以合理假定,它們的份額也相應地提高了。這些沉重的稅賦要求引起了鉅額欠稅和債務,從而導致大量人口出逃和農民的貧困,特別是在永樂晚期自然災害襲擊這一區域時更是如此。

《明宣宗——朱瞻基》(三)

76、——依靠田賦作歲入,運送糧食供北京。

在永樂二十年(1422年)至1428年期間,松江欠稅每年高達幾百萬擔。朱瞻基的北京朝廷既依靠田賦作為歲入,又依靠從長江流域運送的糧食來供養北京。這些運送的糧食宣德元年(1426年)估計達239萬擔。正好兩年以後,運糧翻了一番以上,達548萬擔。因此造成這一極為重要的區域減產的欠稅和農戶出逃,成了一件越來越受到關心的大事。在這些府採用各種減稅免稅的計劃具有雙重目的:保持收入流入國庫,糧食運往北京。它們的實施還基於這樣的信念:帝國的富強取決於其農業人口的富足。

《明宣宗——朱瞻基》(三)

77、——清除稅吏貪行為,消滅當地官弊政。

欽差大臣周乾的報告使朱瞻基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稅賦負擔的嚴重性有了清晰的認識,周幹是奉命去那裡調查財政狀況的。他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的奏疏描繪了農民的逃亡、過多的欠稅以及由此造成的對當地居民和徵稅工作的嚴重影響。他提議減少官田的稅賦份額,清除稅吏的貪汙行為,消滅當地官員的弊政。他請求朝廷指派幹練的官員去管理這些府的財政事務,並派專使去監督他們的工作。

《明宣宗——朱瞻基》(三)

78、——皇帝下令國減稅,周忱受權管直隸。

朱瞻基的注意力被這種情況所吸引,朝廷進行了討論;大學士支持減稅,戶部官員則反對,因為擔心減稅後的影響。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皇帝下令全國減稅。十月,皇帝派幾個財政官員作為巡撫到各地總督稅糧徵收工作。當時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其中包括蘇、松兩府。

《明宣宗——朱瞻基》(三)

79、——況鍾幹練財專家,當年六月蘇州府。

在以後幾年他和況鍾(1383年—1443年)在宣德的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況鍾是一名同樣幹練的行政官和財政專家,在當年(1430年)六月任蘇州府知府。周忱和況鍾在承擔新的責任時面臨艱鉅的任務。特別在蘇州和松江,他們發現不但有鉅額的欠稅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間稅賦份額的差異,而且發現大規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稅賦負擔。

《明宣宗——朱瞻基》(三)

80、——奉皇帝命行減稅,消滅稅吏貪腐化。

例如,周忱注意到,蘇州府太倉縣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的40年中,納稅戶少了90%,只有738個納稅單位,而該縣負擔的稅賦份額則保持不變。但況鍾和周忱並不僅僅是不顧戶部的不斷阻撓而奉皇帝命令進行減稅。他們還開始實行旨在消滅稅吏徵稅中的不法行為和貪汙腐化的一系列措施。

《明宣宗——朱瞻基》(三)

81、——衡量單位標準化,防止稅吏多收糧。

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5項重要的財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稱讚:1.徵糧的衡量單位的標準化。這個措施防止稅吏欺騙和多收糧食。2.每個縣設糧倉以貯藏地方行政官員監督下徵收的稅糧。這樣就能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

《明宣宗——朱瞻基》(三)

82、——方便地點繳稅糧,繳納特定附加稅。

3.對官田和私田的稅糧採用一種稱之為平米法的附加稅。這項附加稅用於運輸溯運河而上直達京師的糧食,附加稅的一切結餘都儲存起來用作緊急儲備。百姓可在運河河畔的方便地點繳納稅糧,另外繳納一種特定的附加稅,作為士兵們然後把糧食用船運至目的地的報償。這樣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運輸的人的負擔。

《明宣宗——朱瞻基》(三)

83、——豐年平糴收餘糧,災害歉收時分發。

4.在這些府的每個縣設濟農倉。它將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的餘糧,以便在自然災害或歉收時分發。5.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繳納稅糧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換率定期調整。這個制度對平民和官府都大為方便,還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貨幣經濟和紡織業的發展。

《明宣宗——朱瞻基》(三)

84、——朝廷批准部分議,貫徹常受戶部阻。

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議,但它們的貫徹常常受到戶部和地方行政官員的阻撓。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和況鐘關於不折不扣地給蘇州減稅的要求才得到皇帝的批准,減免數相當於以前份額的1/4以上。對其他的府也相應地進行減稅,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議卻被戶部成功地否定了。

《明宣宗——朱瞻基》(三)

85、——改革死後仍進行,其他計劃被採用。

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後仍在進行。他的其他計劃在正統帝1436年初期登基後被採用。還有一些計劃後來給張居正(1525—1582年)在長江下游諸省的財政改革提供了樣板。 記錄表明,朱瞻基統治時期田賦年平均收入已下降到30182233擔,比明仁宗統治時期少8%,比永樂時期少5%。在正統時期,此數又進一步降低了10至15%,在以後明朝各代皇帝統治下,年平均徵收的稅糧始終在2500萬至2800萬擔之間。

《明宣宗——朱瞻基》(三)

86、——國家大量減支出,能經得住收入少。

要解釋這些數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沒有關於耕地面積和納稅戶實際數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項目列出的國家收支數。的確,明代不存在國家“預算”。但是一般地說,在宣德期間農民似乎從全面的減稅中得到了益處,而國家由於大量減少支出,也能夠經得住收入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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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直線上升政支出,被迫加徵附加稅。

但在以後幾代統治時期,情況有了變化。由於直線上升的行政和軍事支出,政府被迫加徵附加稅以補充稅收的不足。這些附加稅轉過來造成了嚴重的新財政問題,這些問題使16世紀晚期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改革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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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88、——試圖實踐儒原則,編寫為帝指南訓。

由三楊監修的這個時期的官方記載把朱瞻基描繪成一個擅長文藝和獻身於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試圖實踐儒家的原則,而且通過編寫為帝的指南《帝訓》(1428年)和類似的教誨官員的手冊《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則留給後世。

《明宣宗——朱瞻基》(三)

89、——雅尚翰墨工山水,人物走獸鳥草蟲。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於畫山水、人物、走獸、花鳥、草蟲等。書畫作品當作圖書贈重臣,上書年月及受賜者姓名,鈐“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聽從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建議,停止用兵交。重視整頓吏治和財政,實行為政以寬的措施,對宦官控制嚴格,改革科舉制度,史稱“仁宣之治”。

《明宣宗——朱瞻基》(三)

90、——仁宣二主世承平,當是之時典籍盛。

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佔十三成,抄本佔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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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鄭和七下西洋

91、——外番多不來朝貢,命令鄭和再出航。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外番多不來朝貢為由,命令鄭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間,鄭和因勞累過度於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裡去世。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據載有27550人。這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

《明宣宗——朱瞻基》(三)

萬國來朝

92、——數十國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

朱瞻基登基後不久,明朝周邊的哈密回回、滿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數十國前來朝貢明朝,幾乎是每年都來。

《明宣宗——朱瞻基》(三)

蒙古

93、——阿魯臺領東蒙古,脫懽領西面瓦剌。

雖然在以前幾十年明朝經常遭受蒙古諸部落的騷擾,但朱瞻基在位時期的北方邊境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暫時平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阿魯臺對東蒙古人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已被永樂帝的無情征討所破壞。結果,部落領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到朱棣去世時,阿魯臺已經江河日下,因為重新振興的瓦剌人在脫懽(死於1439年或1440年)的領導下屢次侵入他的領地,迫使他東移。這樣,蒙古聯盟一分為二:阿魯臺領導東蒙古人,脫懽領導西面的瓦剌諸部落。雙方戰爭不斷。

《明宣宗——朱瞻基》(三)

94、——派遣貢使去北京,絲綢緞子禮回贈。

阿魯臺的領導權還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衛的蒙古人的挑戰。在明仁宗統治時期,他們曾經徒勞地尋求中國人的援助去反對阿魯臺。在這些威脅面前,阿魯臺再次爭取與明朝廷和睦相處,他的提議得到熱情的回報。宣宗登基以後不久,阿魯臺每年派遣納貢使團去北京,中國人則以珍貴的絲綢、緞子和其他的禮品回贈。

《明宣宗——朱瞻基》(三)

95、——兀良哈惕受鼓舞,不時威脅中國境。

明廷希望瓦剌萬一進攻時能夠從其處得到幫助,但阿魯臺十分虛弱,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盟友。由於阿魯臺的無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時威脅中國邊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當這夥人襲擊中國領土時,恰好皇帝率領3千騎兵視察邊境,親自擊退了侵犯者。

《明宣宗——朱瞻基》(三)

96、——放棄開平前沿戍,以便縮短供應線。

後來對邊防作了一些變動。在戰略要地開平衛之南,中國軍隊在薛祿將軍的率領下在一些城市構築防禦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後,薛祿建議把邊境防務集中在此,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這個決定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因為它把幾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時又限制了中國軍隊,使他們越來越採取守勢。

《明宣宗——朱瞻基》(三)

97、——西面瓦剌已強大,宣德擊敗阿魯臺。

同時在西面,瓦剌已經強大,並在宣德六年(1431年)擊敗阿魯臺。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沒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脫懽領導下的瓦剌部擊潰了阿魯臺並把他殺死。瓦剌無可爭辯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這次勝利後,脫懽保持著與明廷的友好關係。當他野心勃勃的兒子也先(死於1455年)繼任瓦剌的領導權後,立即試圖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權,局勢就完全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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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98、——朱瞻基在位期間,設法改日本關係。

朱瞻基在位期間,明廷設法改善與日本關係。朱瞻基恢復了與日本正式關係,由於日本將軍足利義持的敵意,這種關係在朱棣時已經處於冰點。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單方面取消了關於納貢使團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協定,以改善關係。他增加了准許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員。但足利義持繼續阻礙任何協定的達成。

《明宣宗——朱瞻基》(三)

99、——繼承者足利義教,復關係很有興趣。

不過,他的繼承者足利義教(統治期1429年—1432年)則對恢復關係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朱瞻基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足利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係和增加批准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

《明宣宗——朱瞻基》(三)

100、——回派使團送回國,日本受到好接待。

足利義教對所提的內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使團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冑、刀劍和其他土產等貢品。七月,中國皇帝回派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朝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

《明宣宗——朱瞻基》(三)

101、——雙方各為己打算,進行貿易獲厚利。

這些互相往來的活動恢復了中日之間的官方關係,其間關係雖然偶爾發生破裂,但是一直維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雙方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將軍及其繼承者願意合作,是因為日本人熱衷於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進行貿易,並且獲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鎮壓倭寇方面取得將軍的幫助。明廷認為,他們未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對方對他們慷慨大方的反應採取了半心半意的態度。但實際上將軍對海盜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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