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今年4月15日梁建章與黃文政先生寫的文章“中國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再次引起一些關注。該文可以說是他們的核心論據之一。該文基本觀點簡單一句話總結就是：中國人口學者翟振武教授對中國人口數據（主要是總和生育率數據）的估計一直偏高。如果用測量學的語言來描述，其估計值與實測值之間存在一個固定且顯著偏高的系統誤差。表面來看，作為科學的研究來說，如果固定存在一個顯著的偏差，當然會是一個問題甚至嚴重的問題。所以，該觀點的確讓很多人，包括很多嚴肅的學者受到影響。本文將從真正科學的角度澄清這樣幾個問題：

• 為什麼中國人口學界對總和生育率的估計偏高是合理的，甚至是他們的正常和慣例的職責使然？
• “低生育率陷阱”並不是什麼國際公認的理論，在今天的中國過度宣傳純屬一個忽悠。
• 單純談生育率是沒有意義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是人口總量與資源量之間的矛盾。而梁建章和黃文政先生在這方面純屬外行，並且未作任何專業研究。所謂“適度人口論”，只是他們自設的靶子，自談自唱。

為什麼對總和生育率的估計應當偏高？

單純看對中國人口數據的估計，的確中國人口學界偏高，而且還是持續的、固定的偏高，甚至在很多人大量批評這種數據偏高後他們依然堅持偏高。但如果因此就輕易得出結論說：中國人口學界的人“有問題”結論的話，有沒有想過還存在另一個更大的可能，真正有問題的是以此為理由攻擊人口學界的人？

如果單純看人口領域的話，是搞不清楚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情況：中國大量與實際工作相關的領域，學術界與實際之間的數據都存在一個固定的偏差，並且這個偏差本身就是刻意為之的慣例。

中國GDP增長數據曾經在非常長的時間內，目標值與實際值之間都存在顯著的偏差，往往是實際值遠高於目標值。在中國GDP幾十年內以2位數持續增長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每年制訂的GDP增長目標基本都是固定在8%，並且在制定目標的時候就明確說了：“制訂目標要留有餘地，實現時力爭超過”。

中國郵電通信在過去非常長的時間內，5年計劃的目標值與最後實際實現值之間，都有一個固定的一倍左右的偏差。這同樣是制訂目標時留有餘地，實現時力爭超越的結果。1987年制定的2000年移動通訊發展目標是達到80萬移動電話用戶保有量，最後到2000年時80萬隻是一個星期新增的移動電話用戶量，目標與實際之間相差幾百倍！

......

梁建章和黃文政先生只是少見多怪、對中國的執政經驗和慣例搞不清楚罷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任何價值。那為什麼需要在學術界的估計值與最後實際值之間，要固定存在一個偏差呢？如果什麼事情都這樣豈不是沒有準確的學術研究結果了嗎？當然不是這樣。要理解這一點，必須清楚中國領導者一個的確非常正確有效的工作模式——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年代都有一句經常聽到的話，叫“料敵從寬、禦敵從嚴”，就是要把困難估計得儘可能充分一些，把問題想得儘可能周全一些。工作規劃時留有“餘地”，實際執行時避開最困難最危險的狀態一定距離。這個“餘地”，就是人為設定的一個差值。“底線思維”也是同樣道理。差值的方向，就決定了工作的導向。如果估計的數據與實際之間的差值正好就是所希望設定的餘量，這不是偏差，而正好就是最準確的估計。這種偏差不僅不是人口學界獨有的錯誤，而且是大量不同行業普遍存在的情況。

搞明白了嗎？

不要以為只是中國政府這麼做，“留有餘量”也是一切科技和工程中的慣例。Intel公司的CPU會標稱它的鐘頻是多少，但人們使用中經常進行超頻，實際與標稱值有偏差。如果你真拿這個偏差說事兒，說Intel公司數據有錯，並且計算機專業人士都懶得理你，你還真以為自己發現了什麼真理嗎？

橋樑建設中以最大車輛載重進行承重計算，計算之後會乘上一個大於1的係數，以留出餘量。標稱最大重量10噸，可能會按15噸來進行建設。這是偏差嗎？當然不是。

更進一步就需要說明，為什麼人口學界需要對中國總和生育率的數據高估這些值，並且這就是他們正常職責使然？我們會在文章後面再深入談到。此處先來揭穿一個偽人口學家們嚇唬人的幌子。

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

這些偽人口學者忽悠人的最重要說詞就是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理論，並且聲稱這是一個“國際公認”的理論。學術界的確存在這麼一個理論，它是2005年Lutz和Skirbekk提出的，並且他們在後來不斷補充相應的觀點。這個理論是說，當一個國家總和生育率低於1.5時，會因為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機制而自我強化，從而這種低生育率機制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

首先我們需要破除一下所謂的“國際公認”這種迷信。國際上各種理論和觀點都有，絕大多數都只是部分學者的觀點而已。“低生育率陷阱”理論只是一個很小眾的學者們認可的觀點，大量國家人口發展的事實早就推翻了這個觀點。以下是幾個“陷”到遠遠低於1.5總和生育率國家的變化數據。

與“低生育率陷阱”理論幾乎是完全相反，絕大多數曾經陷入低生育甚至極低生育率的國家，經過大約20年之後生育率都經歷了持續反彈到1.5左右或以上。就這個問題對更大範圍的國家進行專業和系統研究的文獻可參見：靳永愛：“低生育率陷阱：理論、事實與啟示”。

關於這個問題更深入一點的討論，黃文政先生曾直接約我在網上交流過，我坦率且客觀地給他說到，他與梁建章先生寫了那麼多東西，也不能說一點價值也沒有，他們對生育意願的討論應該說是有啟發性的。在問卷調查時說自己有生育意願的很多婦女，最後卻沒有選擇生孩子，也就是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行為之間有很大的偏差。研究這個偏差是非常有價值的。過去人口學界關注點不在這方面，所以沒有注意到過這個問題，而現在對這個問題在人口學界的研究已經非常多了。為什麼人們不願意生，或者想生而又不敢生，只要把這些問題弄明白，並且解決了，就沒有什麼越不過去的陷阱。如果房價問題解決了，養育子女的成本問題解決了，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之間就不會有太大差異。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盲目地叫喊放開生育，結果只會是城市尤其大城市高素質人口的生育率照樣提不起來，而窮困地區和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生育率卻完全失衡、極大幅度地上去了。這不是在嚴肅地解決問題，而是純屬製造混亂。

我曾建議黃文政先生可以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學術研究，但很遺憾，他和梁先生對這個真正有價值的利國利民的學術問題，似乎並無實質性的興趣。

問題的關鍵：人口總量與資源量的矛盾

這個道理簡單至極。如果沒有人口總量與資源量之間的矛盾，當然是人越多越好了，還需要你們這些人來強調嗎?這如同只要沒吃飽飯，再多吃一些好吃的東西當然沒問題了。人需要吃飯這個道理還需要談那麼多嗎？所以，如果真有興趣的話，只要把總量問題談清楚，一切就都清楚了。你可以去認為現在應該放開生育，但唯一符合邏輯的理由只能來自於人口總量與資源量的關係研究，而不能是別的。他們只是用所謂“不存在適度人口論”來完全否認這個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存在。這等同於說人根本就沒有飯量的問題，可以無止盡地吃。

人口學界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固定數值的“適度人口論”一說，如果有人提到那也只是極少數人的表達方式差異而已。學術界真正的研究規範是“人口生態學”，其中主要是以糧食約束為基礎的羅輯斯蒂方程、土地人口承載力和生態足跡等方法。你們連邊都沒粘上，整天嘮叨什麼呢？

人口學界不是一點兒缺陷沒有，但只要是以正常的學術交流方式提意見，別人是會樂意接受的。過去對於如何研究糧食極限問題的確存在很大的不足，我建立了“主糧法則”等研究方法加以彌補。對於如何正確地研究這個問題，我在

《生態社會人口論》和《即將來臨的糧食世界大戰》等書中已經論述得非常清楚，此處不再重複了。

我們這裡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為什麼要設定一個與實際之間固定偏高的總和生育率值？目的就是把人口總量偏高當作一個超越極限的危險和需要防範的狀態。需要估計到生育率最大的情況會不會導致人口總量超越中國資源的極限。這樣的估計策略當然就肯定會偏高，但這樣的估計值中國決策者和領導人一般也不會認為真的就會達到，也絕對不能讓它達到。中國總和生育率有不同的數據，人口普查數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學術界作各種估計的數據。學術界的使命和任務就是估計最壞的情況下，是否人口普查和國家統計局有遺漏，導致實際數據比它們高。這三個數據的不同，梁建章和黃文政先生你們都能知道，以為決策部門的人都是傻瓜，全都不知道嗎？

來自測量學的說明

我們來以最嚴格的測量學知識說明這個問題。最準確的總和生育率測量會是一個以數學期望為中心的高斯分佈。這樣，有50%的機率實際的數據小於這個數學期望值，也有50%的機率大於這個值。

數學期望

如果我們是要設定一個安全的餘量，肯定不能設在中心的數學期望值上，因為那樣的話就有50%的機率超越這個限度，這還得了？

假設我們要設定一個安全限度，使得實際值有很大概率小於這個限度，應該怎麼辦？這就需要採用上規範限策略。例如，以高於數學期望6個西格瑪（6倍的均方差）設定這個偏差，就可以使實際值超過限度的概率小於百萬分之3.4。這就是說，如果總和生育率的數學期望是1.4（很可能來自人口普查，但並非絕對），均方差值為0.05，那安全限度就會在1.7左右。這樣就會存在0.3的固定偏高的差值。偽人口學家們注意到了這個偏差，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只是一般人不知道這個偏差的真實含義到底是什麼。

問題只在於：我們究竟需要設定上規範限還是下規範限，設定多少，3個西格瑪還是6個西格瑪？這不取決於人口數據的測量方法本身，而是取決於人口總量與資源量的關係。相對來說，最接近實際的是人口普查的數據。但這個數據已經有了，如果要以它們為依據進行預測的話，只需要在電腦中輸入需要查詢或預測的條件，然後按回車鍵或用鼠標點擊一下——OK，所有數據全有了。這根本不需要人口學家再做什麼，也根本不需要那些偽人口學家做什麼。人口學家的職責甚至使命，就是要考慮如果存在各種人口普查時未考慮到的因素影響，或存在偶然變化因素刺激的話，“最壞情況下”總和生育率數據最大會達到多少。因為過去中國根據預測的人口總量與資源量之間的關係為依據，確定了以控制人口總量不能超限為目標，採用的就是上規範限的策略。因此，這不是中國人口學界想偏高，而是中國決策者賦予他們的工作使命，是他們的職責要求他們必須要在這個歷史階段這麼做。

在過去GDP增長等領域，要控制的是經濟增長必須保證一定的速度，因此採用的是下規範限策略，當年鄧公南巡時講話就是“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那時我們迫切需要速度，速度不能低於8%，因此長期有“保8”的要求。當然速度也不能太高，也有上規範限的問題，但不是通過某個上限的GDP增速值，而是通過表徵通貨膨脹的CPI以及“煤電油運”等緊缺情況的指標來規範。現在對GDP增長率要求沒那麼高了，進入了新常態，所以現在目標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偏差也就沒那麼大了。

在中國決策層面，肯定不會只是以人口學家們的這些安全上限數據為依據，而是綜合考慮人口普查數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農業部門數據、國家糧食局數據、地理氣象等數據、國外糧食進口狀況數據等進行決策。梁和黃等他們的數據來自哪裡，不也是來自人口普查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嗎？這些數據中國決策者全都已經有了，你又多提供了什麼？

每個行業的慣例或不成文的規範

在每一個行業或專業，都有一些行業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慣例或規範。身在這個行業的人都知道或習以為常。是否知道這個行業的慣例尤其不成文的慣例或規範，這是判別是否是這個行業的人，或屬於這個圈子的人關鍵標誌。如果你發現了，並且把這些差異說出來，提醒別人注意，這也算是好事情。但如果因此就永無止盡地大驚小怪，那就除了只是在不斷提醒你是外行以外，再也起不到其他作用。

人們在計算GDP數據時，有兩套不同的數據，普通人很少關注到。在公佈GDP增長率時，採用的是叫“不變價”的口徑，它是剔除了通貨膨脹因素的。而在比較不同國家GDP誰大誰小，誰排老大誰排老二時，全都採用的是當期“現價”的口徑，這個現價是含了通貨膨脹因素的。但有很多學者卻就是用公佈的不變價GDP增長率去預測多年以後的GDP值，然後再以此比較不同國家的GDP數據。這隻有在兩個國家通貨膨脹率完全一致、且匯率完全不變的前提下，兩套數據才可能相同，但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按兩個國家現價GDP的增長數據去估計，可能與實際符合度更高。我也曾寫文章提醒過這個問題，提醒過一次就足夠了，沒必要一再去大喊大叫。

我幾十年前曾在郵電設計院工作過，當年郵電通信發展的規劃都是設計院的人做的，所以我很清楚數據是怎麼來的。我在通信設備企業工作時也曾寫文章提醒過，如果按過去實際通信發展的數據（過去的郵電部、信產部，現在的工信部網站上都有）對未來進行預測會更符合實際，如果你真按規劃的數據進行預測，每5年會固定有一倍的偏差。但提醒過、大家知道也就可以了，沒必要天天去吵鬧。你不可能要求改變這個行業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的存在有它自身的價值和意義。

以人口實測數據，也就是人口普查數據進行預測，與最後實際發展情況會更加一致。這個專業術語叫“時間序列法”，就是根據過去的數據簡單外推。這種方法很簡單，但在預測近期數據卻很有效，且準確性也可能很高。人口學家們進行研究所基於的數據也是人口普查的數據，人家不知道嗎？當然都知道。你可以去提醒一下人口學家的數據與人口普查的數據之間會有一個偏差。這不是哪一個人口學家估算得偏大，而是幾乎所有人口學界的學者估算的都偏大。他們就是按上規範限策略來進行工作的，偏大就對了，不偏大那是他們的失職。這是一個不成文的慣例，你提醒得再多人家以後估計得還是偏大。因為人家估算的數據本來就不是未來的實際數據，而是上規範限。直到中國逐步放鬆上規範限策略，甚至在幾十年以後轉到下規範限策略時，這個偏大的問題才不會再出現。梁和黃提醒的數字對不對呢？當然可以說全都是對的，但說一次那是對的、是專業，說兩次是廢話，說三次就除了證明自己是外行以外再也起不到其他任何作用。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太陽早上會升起，你說一次就可以了，你天天要告訴別人說：“太陽早上會升起知道嗎？”，“太陽早上會升起知道嗎？”，“太陽早上會升起知道嗎？”，“太陽早上會升起知道嗎？”......最後發現沒人理你，就很痛苦，就更大聲地呼籲“太陽就是早上會升起知道嗎？知道嗎？這是一個真理”。別把自己逼瘋了梁先生黃先生，全世界的人早就知道“太陽早上會升起”，你去不斷重複只是在重複一個純屬廢話的真理。

底線思維——絕對不能讓樓塌了

無論來自哪個渠道的數據，中國人口總量現在都依然在增長，2018年還是淨增長530萬，這在全球範圍依然是一個龐大的、超過大量國家總人口的數字。人口總量的增長並不僅僅是因為新增人口，而且還有大量的人口增長是因為壽命延長導致。未來中國還有預期壽命延長的很大空間。在總量達到峰值之前，就會一直處於可能超限的危險狀態。現在每年7億噸糧食消費有1億多噸都是進口的，人口總量與資源量的矛盾已經嚴重觸碰極限。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最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到現在近40年過去了，中國人口總量還在大幅度增長，足以充分證明如果當年不執行那麼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話，後果會有多麼嚴重。計劃生育最終的價值就是體現在人口總量最大值的時候會不會超越資源極限。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候談什麼“低生育率陷阱”，就如同在大洪水的洪峰就快要到來的時候談河流可能幹枯一樣荒唐透頂。

當人們吃飯吃到9.9成飽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暫時放緩吃飯的速度，等胃裡食物消化一些後再吃。如果此時有人跑來說：人不吃飯時間長了就會餓死，會崩潰，得趕緊吃、加快吃，人的胃是可伸縮的沒有極限，沒有飯量限制問題、人一旦不吃飯了就會陷入“不吃飯陷阱”——越不吃就越不想吃、越不吃就越吃不進飯、直到最後餓死......顯然目的就是要在你9.9成飽的時候讓你趕緊撐死嘛。人不吃飯要餓死的道理很正確啊，很多人真的被這個極為正確的道理給忽悠了。但如果不明白吃太多會撐死，“不吃飯會餓死”的基本道理就是一個騙人的忽悠。只要不撐死，9成飽還是8.5成飽都無傷大雅，用得著急成那樣嗎？9.9成飽的時候急得要死催促著讓你吃更多，除了害怕你撐不死外，難道還是真擔心你捱餓了不成？

中國從現在起當然需要關注到生育意願等問題，計劃生育並不是絕對的。未來當中國人口總量越過峰值轉入下降，並且充分得到確認之後，整個中國人口學界主要使命就會從上規範限控制策略，逐步轉向研究如何保持中國人口總量穩定的問題，這僅僅是10年之後就可實現的歷史性轉變。或許再過二、三十年，又會轉入不同程度的下規範限控制策略。在中國人口總量達到峰值之前，如此急迫地攻擊中國人口政策，如此急迫地要最大幅度地提升中國的人口總量，其唯一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口總量在峰值時遠遠超過資源量，從而使中國瞬間陷入社會崩潰。

那麼面對長時間的偽人口學者的指責，為什麼人口學界不為自己辯護一下呢？這有兩個原因：

• 首先選擇上規範限策略還是下規範限策略，或者不設規範限策略，這不是人口學界的選擇，而是整個國家根據眾多相關資源信息進行的政策選項。
• 其次，策略選擇所涉及到的專業範圍主要不是人口學專業，而是糧食。這主要不是人口學、尤其專注研究人口數據的人口學者研究的專業範圍。這個問題本來需要糧食專業的人來解決，但這些偽人口學者攻擊的又不是糧食專家，他們也沒必要來解釋這個問題。

偽人口學家們急迫地以某個現在的生育率數據為基礎，去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會下降到多少，以此來嚇唬人。到本世紀末還有多少年？80年！在這個時間尺度上中國有能力做成什麼事情？8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經過長征到達延安，只剩下接近全軍覆滅的幾萬人。然後經歷抗日戰爭勝利、把國民黨趕到臺灣、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抗美援朝、改革開放......到今天GDP超過日本一倍多，與美國開始平起平坐。那些偽人口學家居然認為如果不馬上聽他們的話，未來80年時間，中國連生孩子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把誰當孩子糊弄誰呢？

樓被壓塌了，瞬間就會要命。

樓不塌，就來日方長，有得是時間和空間解決其他任何問題。樓不塌，才有空間和時間生孩子、養孩子。

這個道理簡單之極。

再次強調一下，千萬不要輕易認為某個專業群體的人全都是傻瓜，連所有外行都看到了的數據他們居然都注意不到。這樣看問題最後都會發現，真正犯傻的只是他們自己。

汪濤

"人類第三次科學革命"倡導者，純科學理論體系創始人，歷經30多年研究和實踐形成科學經濟學體系

上海析易船舶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總經理

雲鋁股份（000807）獨立董事

浙江宇視科技 顧問

中央民族大學客座教授

作品：

《科學經濟學原理——看見看不見的手》

《實驗、測量與科學》

《超越戰爭論——戰爭與和平的數學原理》

《即將來臨的糧食世界大戰》

《純電動：一統天下》

《生態社會人口論》

《通播網宣言》

新浪微博：汪濤_純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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