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戰場的“收屍人“
二戰時期的沖繩是日本戰略意義上的“國門”。沖繩島若是失守，日本本土、朝鮮及中國沿海的制海權、制空權也將喪失。1945年3月，美軍發動了登陸日本沖繩島的“破門之戰”。
為了達到儘量遲滯美軍進攻日本本土這一目的，日本軍隊決定在沖繩全力抵抗美軍。這場戰役異常激烈，雙方傷亡慘重，在英語世界裡有“Typhoon of Steel”（鐵之風暴）之稱，日語則用“鐵雨”或“鐵暴風”來表達。同時，數萬名沖繩當地平民喪生、受傷或集體自殺。
沖繩戰場的收屍人
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沖繩民眾在戰時“選擇自殺也不投降”被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日本和日本人”的特性而被敘說著。
到了1965年，日本本土的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踏上衝繩的土地，他大量閱讀沖繩戰史，既多方調查訪問，也不斷地與沖繩歷史廢墟上的幽靈對話，1970年，他陸續寫下的有關沖繩的散記結集為《沖繩札記》，由巖波書店出版。該書描述了日本近代化以來沖繩的前身琉球納入日本的曲折過程，沖繩、沖繩民眾與日本、日本人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沖繩戰的悲劇和沖繩人的命運是日本近代化以來皇民化教育的結果。這本書還描述了作為美軍基地的沖繩，被迫協力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苦情，以及由美國返還施政權後沖繩縣民的生存狀態，揭示了在核時代的東亞體制中沖繩的棋子角色和棄子命運。
作為小說家，他擯棄說教口吻和充滿學術氣息的註釋和引文，用細節來呈現沖繩的歷史與現實，同時又把自己放到故事當中，不斷地挑起思考，用生動的語言不斷地揭示真相，挑戰正統歷史敘述的漏洞和盲點。而揭示的真相之一，就是所謂的沖繩民眾的“集體自殺”，其實是在日軍的命令下被迫集體自殺的。
沖繩島之戰
當戰爭結束，戰場被清理乾淨之後，作家來重新審視戰爭以及由此引發的災難，讓他筆下的文字與人類苦難的記憶相聯繫，這就是文學的力量。因此有人稱作家是收屍體的人。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大江健三郎稱為沖繩戰場的“收屍人”。
挑釁歷史真相
時隔近四十年，2005年8月，時任沖繩戰中駐守沖繩座味間島的守備隊長梅澤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島的守備隊長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巖波書店和大江健三郎，認為《沖繩札記》中有關軍方強令民眾集體自殺的表述是“虛偽的事實”，以“名譽受到損毀”為由，要求該書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巖波書店停止發售，並賠償兩千萬日元的精神損害補償。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大江健三郎並沒有在《沖繩札記》裡記載集體自殺事件責任者的名字。大江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本曾打算引用上地一史的《沖繩戰史》和沖繩時報社編輯的《鋼鐵暴風》中的相關記述，但是考慮到其中出現了赤松的名字，還是決定放棄引用。
大江的初衷是這樣的：追究某個個體並無意義，只有挖掘出事件發生的結構性問題才是有意義的，而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日本近代化以來的皇民化教育滲透到沖繩的國民思想，日本軍第三十二軍強加於沖繩民眾的“軍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針，列島的守備隊長這種縱向構造，它的形成及運作形態。如果說這個構造系統上的守備隊長抗拒上級的命令，不去動員或者阻止沖繩民眾的集體自殺，從而避免了那場悲劇，那麼大江認為歷史應該記載這個守備隊長的名字。
然而守備隊長只是去認真而機械地去執行命令，馴服地參與了“由國家機器所組織的行政謀殺”,最終釀成罪惡！
因此，把引發悲劇的罪責歸咎於某個具體的執行者是無意義的，應該做的是打破那個結構，並且在更高的意義上，所有的日本普通人都要接受審判，否則，那就會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失憶的惡果不僅在於留下歷史空白，更在於傷害未來。
比如相較於艾希曼審判之後瀰漫於德國年輕人中間沉重的罪責感，日本年輕人則欠缺對歷史的罪責感。比如對罪責的追究上，艾希曼於1962年5月末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受到絞刑的判決，而到了1970年，那個再度訪問沖繩的原守備隊長卻並沒有受到沖繩民眾的審判，並且這些守備隊長並沒有罪的自覺，也沒有贖罪的意識。並且他們也不會去讀批判守備隊長的《沖繩札記》。
不去讀《沖繩札記》，《沖繩札記》裡也沒有出現守備隊長的名字，那些守備隊長們怎麼會想到要把大江推上被告席呢？
那是因為，推動這些守備隊長髮起訴訟的，是與舊日軍有關係、自稱是“靖國支援團”的龐大的律師團，還有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科書編纂會的成員。而在2005年3月
30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對下一年度使用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集體自殺”的表述，附加了否定軍隊參與的意見書，據此而改寫了教科書的記述。也就是說，在審判結果公佈之前，教科書就已經被改寫了！原告及其後援團帶著必勝的信心，意欲通過發動一場民事訴訟，來展開一場政治對決，以達到徹底改寫日本戰爭史的目的。
就這樣，藉助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撐腰，在持自由史觀的後援團的慫恿下，在三十人組成的律師團的壯膽聲中，赤松、梅澤兩人理直氣壯地走向法庭，巧妙地將戰時國家的犯罪行為轉化為個人名譽問題。
至於被告為什麼是大江健三郎，而不是其他揭露沖繩戰真相的作家、學者，一是因為大江健三郎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知名作家，二是他不屈不撓地揭露歷史真相，從來沒有停止對強權的批判，因而被日本右翼視為“非國民”，他早已是日本自由主義史觀持有者的眼中釘。
大江健三郎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在經過一審、二審敗訴之後，原告道出實情，聲明訴訟的目的並非為了挽回個人名譽，而是讓它持續發酵成為一個事件，讓重寫歷史教科書成為可能，繼而重塑國民的歷史認知。
市民空間的形成與對歷史的護衛
這場被稱為“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沖繩戰審判”的訴訟持續了五年八個月，雙方經過十四次法庭辯論，2011年4月21日迎來終審判決：太平洋戰爭末期沖繩戰中的“集體自殺”與日軍的參與有關，《沖繩札記》中所涉相關內容並未損害他人名譽，駁回原告的該書停止發售、賠償精神損害和登載謝罪告示等上訴請求，大江健三郎以及巖波書店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與原告相比，被告的律師團只有四人，但是日本民間卻組成各種支援團體，如“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沖繩戰審判支援聯絡會”“不容歪曲沖繩戰歷史、促進沖繩和平教育會”“支援大江·巖波沖繩戰審判、弘揚沖繩真相的首都圈會”等等，自覺護衛歷史的市民空間的形成，可以說給被告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審判結束翌年，巖波書店出版了《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一書，詳細記錄了訴訟的提起、訴訟的爭論焦點、審判過程、訴訟意義，同時也對歷史修正主義進行了拷問。
該書作者由作家、哲學教授、法學家、律師、新聞記者、沖繩史專家、官員、和平運動者和高中歷史教師構成。那些作家，如大江健三郎、目取真俊，都走出書齋，以不同形式參與到實際鬥爭中。
那些哲學教授，如高橋哲哉，為了研究作為問題的事態，比如戰爭、大屠殺、戰爭責任等等，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方法，直到自己弄懂理解為止，這成了他的哲學。憲法學家奧平康弘和松井茂記聚焦於司法、特別是憲法所保障的表達的自由這一觀點來分析案情，而奧平康弘更是最早發起“九條會”的成員之一。
而那些和平運動者和高中歷史教師則以研究並守護歷史真相為理念，展開他們的和平運動。以學術為底色，以捍衛歷史正義為追求，是被告及其後援團的活動特徵，故而這樣的知識人同樣是沖繩戰場的“收屍人”。
讓我們來看一下《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一書的核心觀點。
高橋哲哉在《訪談：浮出水面的“靖國”思想——教科書修改的背後》一文中首先指出：自由主義史觀持有者想要操縱沖繩戰役的歷史記述問題，與日本目前正在進行的修改憲法第九條這一潮流有緊密關聯。憲法第九條的改定要依靠最終的法律性結論，那就是讓自衛隊以自衛軍的名義變成新日本軍，以自衛或者維護國際和平等為理由行使武力。
換句話說，就是讓日本成為一個能夠進行戰爭的國家。曾經的大日本帝國戰爭，得到了以靖國神社和忠君愛國教育為兩大支柱而製造出來的“國民精神”的支撐。如果國民在國家危急之際能夠遵循“捨命盡忠天皇和國家”這一教育敕語的教誨的話，就會成為靖國的英靈。那麼按照這樣的邏輯，說沖繩民眾的“集體自殺”是在日軍命令下被迫進行的，顯然有違教育敕語所塑造的國民精神。
那麼，一旦日本成為一個能夠進行戰爭的國家，如何讓國民為了“殉國”崇高而純潔地獻出生命？因此極力抹殺歷史記憶，讓沖繩戰役的記憶靖國化。另外，高橋指出，持自由主義史觀者否定沖繩戰役中民眾被迫集體自殺一事，其手法如同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從軍慰安婦一樣，就是通過糾纏細節，從而製造出全體都有問題、否定事件性質的印象。
比如對南京大屠殺死亡者人數的質疑，比如在“慰安婦”問題上糾纏於“慰安婦”的自願與否，等等，對整個歷史事件的性質乃至歷史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徵加以否定，結果使得得到學界共識和受到多數文獻支持的觀點卻不能寫進歷史教科書。
目取真俊在《某教科書檢定的背景——沖繩的自衛隊強化與戰爭記憶》一文中認為，1972年施政權返還，沖繩同時成了美軍以及日本自衛隊的基地。而“軍隊不保護住民”這種意識已經在沖繩縣民中廣泛紮根，沖繩民眾從沖繩戰役的記憶中產生的對舊軍人的反感以及對戰爭的否定，都成為基地在沖繩設置的感情障礙。因此淡化舊日軍的暴行、謀求曖昧化表述，是強化日本自衛隊、日美加強軍事同盟的必然要求。
奧平康弘在《名譽損害與表達自由》一文中指出：原告把巖波書店列入被告，提出《沖繩札記》等特定書籍“不得出版、販賣及繼續刊行”這一罕見的訴訟請求，實際上是試圖達到對戰爭乃至戰前日本歷史意識形態加以修飾的目的，是反民主主義、與自由表達為敵的行為。法院的判決，對於作為對起訴人團體的粗暴企圖設定了意義深遠的防止基準，是富有開創先例的價值意義的。
訴訟之於中國的意義
如果將更多的事實關聯起來，我們會發現，挑起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訴訟案的辯護律師，也曾參與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百人斬”這一事件；同樣是這個團體，在“慰安婦問題”上也有他們“奔忙”的身影。
這就提醒我們不能把沖繩歷史事件與南京大屠殺事件、慰安婦事件等歷史事件割裂開來考慮。對沖繩歷史真相的追問，構成了東亞地區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有機組成部分；藉由沖繩問題再來重新審視南京大屠殺問題、慰安婦問題，就能更為清晰地去理解日本社會的政治結構問題。
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有必要深入研究“大江健三郎·巖波書店訴訟案”，並藉此強化歷史認知，與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沖繩）攜手維護歷史正義。這恐怕就是出版《沖繩札記》《記錄·沖繩“集體自殺”審判》兩本書的中文版的意義所在吧。
ID：zhreading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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