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文天祥，1273年農曆五月到衡陽，任湖南提刑，曾巡視耒陽，作《衡州進士題名記》：“按衡進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始，景右八人皆擢第……耒陽居其三，嘉定郡十八人，耒陽又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文天祥誇讚耒陽出了很多進士。進士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地方的最高文化教育水準，是一種顯著的文化符號。照今天的流行語，是軟實力的象徵。那麼，耒陽到底出了多少進士呢？
我國科舉制度，從隋朝大業元年（605）的進士科算起，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存在了1300週年。期間，產生狀元602人（也有說700多人），進士近11萬人，舉人500多萬人。查閱清代《湖廣通志》、《湖南通志》、《湖南歷代狀元名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湖南省志》、《湖南名人志》及《衡州府志》、《耒陽縣誌》、《耒陽市志》（1993年版）、《湖湘文化大辭典》，古代湖南，有狀元13人，其中衡陽地區出狀元2人（何克明、彭浚），探花2人（曾朝節、譚鑫振）；有進士2432人，其中衡陽地區298人，耒陽、常寧二縣各47人。與衡陽地區其它縣市相比，不及衡山縣一半（衡山97人），比衡陽縣少20人（衡陽67人），但比衡南縣多11人（衡南36人）、祁東縣多43人（祁東4人）。
從朝代上分析，耒陽47名進士，唐代2人，李君防、拔野古；北宋6人，羅庭忠、曹裕、李仁俊、鄭向、曹洪、秦昌朝；南宋9人，羅諤、王國士、李仕賢、陳秀舉、李芮、曹洪、羅宗華、羅宗貴、羅添受；元朝5人，谷嶽生、周錦繡、阮興、譚士實、徐宣文；明代13人，楊坦然、蕭克敏、羅允彰、羅金、羅昌、謝文祥、謝諮、謝訥、胡文奎、胡文璧、曾鳳儀、周訓、李璽；清代12人，鄭士玉、伍先準、羅文清、羅鍾生、羅錦雲、羅錦成、羅旭、羅歸德、羅永章、羅淳、羅為漢、謝池清。
從數量上來看，兩宋和明清時期最多，唐朝最少。究其原因，從宋朝開始，中國文化中心南移，加上湖湘學派的發展，極大推動了湖南教育事業發展。全國四大書院，湖南就有兩個：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宋代湖南考取進士達948人，形成一個高峰。耒陽受此影響，尤其是百里外石鼓書院的影響，開始重視教育，杜陵書院得到維修，人才劇增。後來到了元朝，耒陽升格為州，但蒙古人對漢人排擠，刻意摧毀漢族的教育文化，以致參加科舉的人才劇減，元朝時，湖南只有進士123人。到明清時期，湖南文風鼎盛，加之湘軍崛起及其對湖湘學子的大力提攜，形成湖湘子弟科舉考試人才錄取的高峰。明清兩朝，湖南考取的進士有1310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耒陽教育事業走向封建時代的一個頂峰，杜陵書院規模擴大，明朝嘉靖年間創建了白石書院，到清朝初期又先後創辦了青麓書院、紫雲書院、義興書院、仰高書院、淝江書院。據耒陽詩聯協會編印的《耒陽民風民俗》一書記載，僅1724-1901年的177年中，耒陽考取進士28人、舉人42人。這個數據，不完全準確，因為，《耒陽市志》記載只有18人，分別是：周熙、周頤、徐受祖、劉彥斌、倪自安、謝必賢、袁顯、謝文善、劉貫、鄭重、張誥、段逢亨、周良士、廖應亨、羅才曄、陳必成、楊汝傳、徐步蟾。
按照姓氏排行榜計算，耒陽進士中，羅姓最多，達17人，佔三分之一多。其次是李姓，5人。第三是謝姓，4人。其餘，曹姓3人，鄭姓、周姓、胡姓各2人，王、陳、秦、谷、曾、伍、譚、徐、楊、蕭、阮各1人。究其原因，羅姓、李姓、謝姓、曹姓一直是耒陽的望族，占人口比例大。尤其是羅姓，自從東晉時期，中散大夫羅含由江西遷耒陽定居，其子孫後代始終以羅含為榜樣，好學上進，人才輩出。宋太祖開寶四年進士羅延忠，住馬水良坡村，該村羅族都是羅含之後。羅延忠在宋太宗雍熙四年授金青光祿大夫。
這些進士中，有不少是祖孫、父子、兄弟，他們以各自的德業事功光宗耀祖，留下許多佳話。李君防是耒陽第一個進士，累官連州刺史，唐昭宗乾寧二年（895）解組歸道，卒葬耒陽縣臨江之南亭山，子孫稱南亭李氏。羅宗華、羅宗貴、羅添受都是耒陽馬水良坡村人，同宗族出來的進士，其中羅宗華、羅宗貴是兄弟。而他們的先祖羅溶、羅濱，一個是南朝宋武帝時的馬軍都總節度使，封忠顯侯，一個是南朝宋孝武帝押衙指揮承信郎，可謂名門望族。曹裕和曹洪，謝文祥與謝諮、謝訥，都是父子進士。羅錦雲、羅錦成，胡文璧、胡文奎，羅金、羅昌，都是兄弟進士。還有不少同榜進士，如曹裕、李仁俊，都是仁宗景右年間（1034-1038）考取進士的。南宋寧宗嘉定年間（1208-1224），耒陽一次考取進士9人。有兩個同名同姓的進士，北宋、南宋各有一個曹洪，其中北宋曹洪在宋哲宗元祐三年任永興縣令，是曹裕之子。
耒陽還有個謎一樣的進士，那就是唐代進士拔野古。有人認為是李君防，但查《唐代訖清代籍貫為湖南或寄籍湖南之進士》，卻清楚記載耒陽有兩個進士：李君防、拔野古。可見，並非同一人。拔野古又稱拔野固、拔曳古，是隋唐時部落名稱。居住在今克魯倫、海拉爾兩河北境，西與黑龍江境內的靺鞨諸部相鄰近。拔野古人以捕獵為主，很少耕種，經常乘著木撬在冰上追逐著鹿群。唐開元四年（716）以後，拔野古部叛離突厥，歸附了唐朝。科舉考試中對考生的籍貫有嚴格的規定，要求各州縣的舉人或童生必須在原籍報考，如果以外州縣籍冒充本州縣籍，就稱為“冒籍”。由於各州府人口多少不一，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其解額分配的差異明顯，導致地域分配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考生便到取解機會相對較多的州府“冒籍”應試。比如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出生於河南鄭州新鄭縣，後來“冒籍”到安徽宣城參加鄉試，取得禮部考試名額，後中進士第。因此，我懷疑這個拔野古，可能是拔野古部落的一個考生，“冒籍”到耒陽報考的。
水東江有座三順祠，原名靈顯廟，為祭祀耒陽人廖思文、廖思政、廖思宥所建。唐未，天下大亂，黃巢兵馬襲擾耒陽，廖氏三兄弟率民保障耒陽有功。北宋，朝廷將廖思文封為明應侯，將廖思政封為定應侯，將廖思宥封為靖應侯。南宋紹興年間，敕賜立靈顯廟，俗稱侯王廟。該廟額就是宋紹熙庚戍年耒陽進士羅諤所題：“夫自古有天下國家，為神民萬物之主者，歷能御大災，捍大患。有德於民，必載祀典。委之祠官，世世不絕，示其報功。我宋受命，際天所覆，罔不臣妾。而上方以道懷柔百神，貽爾多福。吾邑偏左，有如三侯。榮奉徽稱，暴著於時，可不揚勵褒崇，以著永奉之意。孰補舊碑之亡，俾來者可考耶。輒亡固陋，敘次其事於右。”通篇言簡意賅，寓意深遠，足見文學功底。羅諤有近百篇詩文流傳於世，稱得上文采出眾的進士。
李璽是位以清廉著稱的進士。李璽字朝用，號玉山，生卒年不詳，耒陽人。明宣德五年（1430年）中進士，官拜監察御史，負責糾察百官，辨明冤獄，為朝廷耳目。李璽任監察御史期間，先後巡按江蘇、浙江、陝西、四川等地，不阿權貴，秉公辦案，為民伸張正義，享有“李青天”之譽，為群僚仰慕。明正統十年（1445），李璽升遷浙江參政，四年後晉升雲南按察使。李璽在雲南任期，清廉勤政，深受滇民愛戴。明代宗朱祁鈺對他的政績很是讚賞，下聖旨要他晉京陛見。李璽離開雲南的第二天，雲南紳耆推選500人進京，保奏挽留。明代宗看了奏章後，賜詔褒異，晉通議大夫，仍今李璽赴雲南留任。李璽第二次赴雲南後，更是盡心民事，留任十三年之久，直至以疾乞歸。滇民為紀念李璽，立生祠以祀之。
胡文璧是位很年輕的進士。胡文璧（1460－1523），字汝重，號石亭，從小聰穎，二十歲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他才猷練達，作風果斷，辦事迅敏。明正德己巳（1509年），由正郎改任浙江監察御史，負責肅正紀綱。胡文璧剛正不阿，對腐敗官員嚴肅懲處，使兩浙官員收斂了欺民劣跡，百姓受到實惠。任滿後，他擢為大常少卿，先後調守鳳陽，保定、天津。後因上《禁草皇莊疏》，觸怒明武宗朱厚照被捕，貶為延安府檢校。嘉靖元年，明世宗朱厚熄繼位，復起用為四川按察使，可惜還沒上任，他就病逝了。胡文璧是位詩人，有《文會錄》、《太極圖說解》、《天津三衛志》十卷、《明史藝文志》、《耒陽遺記》等多部著作，以及《耒陽十景詩》20餘首，流傳於世。
科舉制度1905年被廢除，延續1300年。它使社會中的平民知識者，有了發揮自己才華的機會，有了通過努力去獲得社會榮耀的出路，發揮過很大積極作用。在漫長的封建年代，進士始終是政治舞臺的主角，是龐大帝國官員的主體和中堅。正是這些接受正統儒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文人學士們，維持了我國一千多年的有效運轉。耒陽的47名進士，相對全國11萬進士，無疑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我們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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