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是歷史造就了香港，但也是歷史制約了香港。而這還需要從香港殖民體制的誕生說起。
1，西方的窗口
清朝末年，香港島上還只有少數漁民居住，幾乎是一座荒島。但她與當時唯一的通商口岸廣州毗鄰，在地理上猶如唇齒。加上不錯的港口潛力，讓她成為英國人覬覦的對象。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及1898年簽署的《新界租約》，逐漸控制了香港。
在英國人統治初期，中英雙方對這一地區的態度都較為放任，人們可以自由出入。這種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自然引來大量內地居民。其中不少富商逐漸成為英國買辦，變身為中英商貿的中間人，同時也成了英國管理中國人聚居區的主要代理人——當時英國人採取中英隔離聚居的管理方法，英國人佔據島上較優質的地段，而中國人則聚居在環境較為惡劣的地段。
這些買辦階級雖然是英國人眼中的二等公民，但他們作為既得利益者，對殖民統治乃至殖民文化更加認同。同時他們在受到英國人歧視的同時也歧視香港當地的底層同胞，底層的港人又對外地的貧苦人民另眼相看。香港社會逐漸出現了較為強烈的等級觀念。而這一狀況直至今天依然有著非常深遠的負面影響。
總體而言，這時的香港人開始不再認為自己是清朝子民，不過也不會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更談不上什麼香港本土意識，整體上處在一種缺乏國家歸屬感，但認同自己華人身份的狀態。而這在當時為反清志士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土壤和空間，也讓這裡漸漸成為了革命的後方和中轉站。
尤其到20世紀初期這一現象更加明顯。這時候，港澳人民在面對中外糾紛時通常會站在清政府一方，但在面對清政府與革命者的鬥爭時，他們又會不遺餘力的支持革命。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在香港演講時就曾說過：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如何得之，暇時閒步市街而來。
孫中山早年
2，自治運動的產生和失敗
早期的香港人民，尤其是香港買辦階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祖國的革命運動，但對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依然是服從合作的態度。但隨著民主意識和本地意識的產生，越來越多的香港精英階層開始提出香港“獨立”“自治”的口號。當然，他們口中的獨立並不是放棄中國國籍，而是針對殖民統治者而言。在無法改變香港殖民地地位的情況下——香港在英國遠東戰略中地位顯著，英國為保住香港權益甚至有條件的放棄了威海衛租界——他們希望由香港本地人管理城市，改變由英國人壟斷官僚機構的現狀。
而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香港也確實獲得過絕佳的自治機會。1945年，工黨在英國大選中擊敗丘吉爾領導的保守黨陣營。英國下屬殖民地紛紛迎來了獨立自治的契機，香港也不例外。46年開始，英國開始在香港推行增加港人權利的憲政改革，為自治鋪路。這立即得到了以馬文輝為代表的香港精英階層的歡迎和響應。然而，隨著中國內戰的爆發和局勢的變化，英國人的許諾再次成為一紙空文。
尤其是大量戰爭難民湧入的情況下（在這個時期，香港人口由50萬暴漲到了200多萬），英國人擔心在香港推行民主將使香港倒向大陸，甚至被CP（Communist Party）奪取政權。於是香港自治計劃終止，市議會淪為花瓶，馬氏等人因抨擊政府也紛紛被列入了英國人的控制名單。
馬文輝像
當然，在這些浩浩蕩蕩的自治運動中，還不得不提的是香港“六七暴動”。在大陸文革及澳門“一二·三事件”（因澳門殖民政府阻礙辦學引發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最終在大陸支持下，澳門罷市，葡萄牙政府妥協，華人左派掌控了澳門，國民黨在澳勢力亦被肅清）影響下，香港左派也曾希望通過工人運動謀求自治。
然而左派陣營並沒有很好的掌控局勢，工潮逐漸變為暴動，甚至製造炸彈，策劃暴力襲擊，造成了社會恐慌和大量傷亡。這讓左派失去了香港社會的認同，也讓英國人的暴力平亂得到了港人支持。
今天看來，這些過激行為無疑對當時的香港“自治運動”產生了致命影響，它不但未能使殖民者妥協，還導致左派逐漸喪失了寶貴的群眾基礎。但這一運動使英國殖民者認識到，香港社會的嚴重不公使得港人與政府間存在強烈的對立。香港政府開始注重民生，改善勞工待遇。一系列教育、醫療、住房乃至廉政改革也應運而生。
3，誰才是主導
香港的特殊歷史導致了香港社會派系林立………但真正能夠主導香港的永遠只有民生。在這裡我們先從住房刨析。
歷史上，香港的房價有過多次著名的起落，但最值得我們深思的還是85年至97年的房價大漲。受中英聯合聲明影響，國際資本和香港人重振了對港未來的信心。加上美元貶值帶來的銀行利率降低。香港房價迎來了整整十二年的猛漲。
在當時的香港人看來，一旦迴歸，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會成為大陸富豪嚮往的天堂。那時候，蜂擁而至的富豪必定會把香港房價託上天。於是所有香港人無論貧富，哪怕揹負鉅額貸款也要加入炒房的大軍。
而當時的殖民政府也樂於見到這種情形，並以此斂財。於是在90年代之後的香港，除建築用地外的其他各類土地面積衰減幅度達到峰值。建築用地很快成了香港最主要的土地類型之一。
臨近97香港房價達到了每平米7萬元，這時候對那些大陸富豪而言，香港未必是天堂，但香港的房價一定是天價。畢竟那時候北京北京四環以內的房價還不到4000。於是香港人並沒有等來接盤樓市的大陸富豪，反而等來了亞洲金融危機和董建華的廉租房改革。其中又尤其是董建華的改革影響甚大。
如果說金融危機只是將香港房價腰斬，那董建華的改革直接擊潰了香港人對房價的信心。當然，董建華改革的本意是好的，畢竟香港人在住房問題上已經吃了英國人幾十年的虧。現在港人當家作主，董建華第一件事就是要壓低房價，豪言要讓70%的香港人買上房子。此後香港政府每年向社會投放10萬套廉租房，這立即對樓市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但董先生忘了一點，這確實會打敗打敗高房價，保護低收入人群，讓下一代香港人住上更便宜的房子，但是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早已深陷在了房市之中。在還未讓七成香港人住上心儀的房子時，香港的房價卻先跌去了七成。他的改革沒有換來港人的支持反而換來了50萬人大遊行。
因房價太低遊行？這看似荒唐卻再合理不過，因為當時的香港人已經管不了子孫後代能不能生活得更好了，他們在意的是眼前會不會破產吞炭。
而之後的歷屆香港政府吸取了董先生的教訓，對廉租房計劃閉口不談，甚至控制每年上市的商品房數量，以此保證樓價上漲。於是香港房價再次回到了97年之前的情況。香港人相信每平米20萬的房價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
但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者的生活條件越加困難。有近40萬香港人只能在“籠房”、“棺材房”中生活。社會上，尤其在青年中生活和未來壓力很大。
實際上香港的困境和其產業結構關係很大。由於缺乏製造業，使得香港經濟不能與內地有些對接，分享內地紅利。而作為金融中心，她又不像紐約、倫敦等城市那樣完整的鑲嵌在本國實體經濟之中，“一國兩制”之下的邊界和通關問題，讓其無法發揮自己的人才優勢。甚至其國際貨貿中心的地位也頻繁受到內地港口威脅。
對於700萬人的香港，加強與內地的交流，探尋多樣化的交流形勢，才是走出困境的最佳選擇。而她如果能從中走出或許又會再次成為歷史的先驅。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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