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鹹宦海見聞錄》是一部記錄清代官場百態頗有史料價值的著作，其對賄賂公行、文恬武嬉的政治腐敗做了很精準和生動的描述，記事寫人，往往寥寥數筆，十分傳神。
這部書是張集馨晚年所撰的自述年譜，後來被編輯改成這麼個吸引眼球的書名。一個人晚年述及往事，難免因個人的得失好惡，而評論人與事帶有成見。張集馨人生最大的遺憾是他展轉官場近四十年，一直沒有做上巡撫或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因此文中對世道和同時代的大人物，牢騷頗多，憤懣怨懟之情躍然紙上。
張集馨，字椒雲，江蘇儀徵縣人，嘉慶五年（1800）生於一個書香之家，光緒四年卒（1878），活了七十九歲。應當說，他早期的科第和仕途是相當順遂的。二十三歲中舉，道光九年虛歲三十時殿試二甲進士及第，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時兩次作為副主考，典試湖北、河南。三十七歲（道光十六年）那年由道光帝特旨簡放為山西朔平府知府。出京前陛見道光帝時，宣宗特別對他說：“汝乃朕特放，並無人保舉。”並勖勉他：“汝操守學問，朕早知之，而吏治如何，必須見諸政事。”兩年之後，曾國藩才會試登第，在曾的面前，他是不折不扣的老前輩。
張集馨宦遊一生，由外放知府開始，做過陝西督糧道、四川按察使，甘肅布政使（先後兩任）、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陝西按察使並署理陝西巡撫。壽命這麼長，做過這麼多省的二把手和三把手，可他最終未能實授巡撫，而且被參劾去官回京，從此悠遊林下，教書育人，寫文章吐槽。每次在離巡撫只有半步之遙的關鍵時刻，張集馨便被人彈劾，捲鋪蓋回家，然後過幾年東山再起。他在書中說自己本應該在道光二十九年或三十年時就做巡撫了，可終身偃蹇，不能奮飛。
他歸咎於天道不公，自己的運氣太背；也歸咎於總是碰到小人搗鬼。
多數人寫回憶錄或自訂年譜，談及人與事，總會說對自己有利的話，能反躬自省的很少。讀郭嵩燾的《玉池老人自敘》，我亦有這樣的感覺。張集馨這人才華應該是不錯的，也有一定的施政能力，可稱得上一員能吏。特別是他察人析事很精細，長於刑名，因此在任四川按察使時深得四川總督琦善欣賞。但從他的這部書中可看出，此人過於心高氣傲，目中無人，評點人物，總是見人短處而不見人之長處。除了他欽服對他有知遇之恩的琦善之外，別的上司和同僚不放在他的眼裡。這些官員在張集馨眼裡，要麼是德行不堪，要麼是能力不夠，見識與幹才不若自己。而對與人發生的矛盾和衝突，他總會洋洋灑灑說出對方的不是，對方虧欠自己，自己佔理。不僅對官場人如此，對家族的人他亦是這般。他記述早年家變，他的大伯父和幾位堂兄弟為和他家爭產，是何等的的貪婪陰毒；他如何培植自己的一位堂侄張雲藻成為進士，後官至廣西布政使，而這位侄兒卻不知道回報；他的第一位妻子去世後，其父親（即他第一個岳父）黃某如何千方百計向他打秋風，掩飾不住鄙夷之情。
這樣的人，即便有才幹，在任何時代的官場，可能開始會不錯，但船行半程，就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麻煩。
張集馨在第一次任甘肅布政使時，和陝甘總督琦善關係密切，青海辦事大臣參劾琦善濫殺藏民，他受了牽連，遣戍軍臺；咸豐三年任直隸布政使時，正值太平軍揮師北伐，他奉命督辦軍務，得罪了直隸總督、恭王奕訢的岳父桂良。被桂良參劾，他再次以不聽調度免職。接著先後在勝保、僧格林沁、向榮帳下聽候差遣；咸豐十一年任江西布政使時因籌餉不力被兩江總督曾國藩參劾免職；最後一次是同治四年在陝西按察使任上，被陝西巡撫劉蓉參劾，奉旨革職，永不敘用。
由於張集馨這本書是在徹底告別官場後寫就的，對參劾他的人肯定是筆下不客氣。但為文者評價一個人——哪怕對方是自己的仇人——也應有起碼的公道。但張集馨不然，在他筆下，曾國藩、左宗棠這種湘軍大佬、中興大臣不過是世無英雄而夤緣成名的豎子。
咸豐十年六月，張集馨趕到南昌就任江西布政使。當時江南大營已被太平軍踏破，東南糜爛，清廷不得不仰仗唯一還可以作戰的湘軍，故授曾國藩兩江總督之職。江西當時已基本肅清太平軍的勢力，成為曾國藩規復東南的糧餉基地。
為戰爭籌集錢糧，當然是一件不好辦的差使，而這個差使主要由布政使來擔當。曾國藩何嘗不知道贛省在大戰之後，百姓疲苦之極。但在“剿賊”這樣的大局下，向江西伸手也是沒辦法的事。咸豐十年八月和九月，曾國藩以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身份，兩次向下屬張集馨寫信，以晚輩自居，態度很是謙恭，無非希望張集馨能努力工作，配合大局。曾國藩對其稱呼是“椒雲老前輩大人閣下”，落款是“館侍曾國藩”，對他說：“老前輩智珠在握，尚望惠賜南針，俾不至大迷塗轍，貽誤珂鄉全局。”
張集馨卻一再強調客觀困難，而且認為在江西籌款不可信，並且判斷：“曾滌生（曾國藩字滌生）不籌全局，決裂無疑。”嘲笑曾國藩重用不會打仗的李元度。曾國藩對張集馨等人只說困難的請示，自然不客氣地批覆，一一駁斥。——大敵當前，上司所需要的是下屬想方設法克服困難，而非推諉。張集馨在書中如此評價曾國藩：
據曾帥所批，直是玩視民瘼。平昔尚以理學自負，試問讀聖賢書者，有如是之橫徵暴斂，掊克民生，剝削元氣者乎？
這就等於控訴曾國藩是不顧老百姓死活的假道學，而自己是愛民如子的好官。慈不掌兵，當時情形下，作為東南最高軍政長官，曾國藩非如此不可。身為受道光、咸豐兩代皇帝厚恩的張集馨，反而站在道德高地進行冷嘲熱諷。
對左宗棠，張集馨依然是看不上。他於書中言：“（左宗棠）向在駱籲門（即駱秉章）中丞處為幕友，腹笥筆底，俱富麗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駱幕任意橫恣。駱短於才，拱手聽命，文武官紳非得左歡心者無不得意。”
這段描述大抵不差，但可看出張集馨的刻薄。駱秉章任由左宗棠去做，正是他的高明，而張集馨則嘲諷駱“短於才”。左宗棠當時剛從“樊燮京控案”解脫，以四品京堂帶兵到江西打仗，寫信給張集馨要糧餉，毫不客氣。張集馨形容左的語氣，“滿紙語句，摸之有稜”。然後又擺老資格，“餘自道光十六年即為外吏，今將三十年.......受後生小子之欺凌也。”
他這種過於自尊的敏感，處處可見。咸豐九年他被任命為署福建布政使時，向咸豐帝辭行後，去見了軍機大臣文祥。文祥被李鴻章譽為“旗人中之鸞鳳”，才幹和操守得到士林公認。張集馨向文祥行禮，文祥沒有回禮。然後閒聊起來，文祥問及科第出身，得知張集馨比自己早十六年中進士，便呼其為“前輩”。可張那顆小心臟受不了，在《見聞錄》中說：“為豎子所侮，殊為可愧。”——這就是擺不正自己的位置，一個副省長向一個副總理行禮，副總理不回禮豈非正常乎？何況文祥得知對方的資歷後馬上改口稱“前輩”了。
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同治三年，天京城被張集馨瞧不起的曾氏兄弟和湘軍攻陷。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張集馨發了一段酸葡萄似的議論。他在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記中寫道：
楚省風氣，近年極旺，自曾滌生領師後，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總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隸劉長佑、兩江曾國藩、雲貴勞崇光、閩浙左宗棠、陝甘楊載福是也。巡撫曾國荃、劉蓉、郭嵩燾皆楚人也，可謂盛矣。至提鎮兩司，湖南北者，更不可勝數。曾滌生胞兄弟兩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年中所未見。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一門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數傳而不絕滅者。吾為楚人懼，吾蓋為曾氏懼也！
這番話還是不服氣，加上類似“看你家現在興旺日後有倒黴的時候”之心理期望。月滿則虧的道理曾國藩比他看得更透徹；如何防範功高蓋主引來家族禍患，曾國藩所作為超過歷史上大多數功臣。終清一代，乃至今日，曾家的子孫狀況，大約讓張集馨失望了。
張集馨不是滿蒙親貴，其性格和心態以及格局，怎麼可能使他做到巡撫、總督那樣的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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