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歌舞伎町
東莞掃黃的消息既出，便有人發來私信詢問“日本也掃黃嗎？”，我回複道：“也掃，但掃的內容、對象、方法都太不一樣了。”
我曾在《中日就業問題大不同》一文中指出，在考察中日兩國情況時，做粗略的簡單比較確實省時省力，但往往得出的結果極為粗糙且不科學，一些概念本身在中日兩國語境下或許叫法相同，但其實內涵大不同。“掃黃”這件事上，也不例外。
日本新宿靖國大道北側的歌舞伎町，是日本著名的歡樂街。成為境外遊客們來東京必看的景點，這個僅有0.3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集中了超過5000多家的酒店以及各種娛樂場所。
賣春者應受保護還是受打擊？
國內有很多人以日本為例，強力主張應實行“色情業合法化”。但是，日本色情業本身恐怕很難簡單地用“合法”或“非法”來概括。
說到底，日本是一個做事追求細分的國家，細分化體現在社會方方面面，色情業也不例外。AV碟片是否合法，取決於其是否有馬賽克、拍攝內容是否適宜；便利店等可銷售色情雜誌，但若擺放錯誤或賣給了未成年人，則可能遭受處分；風俗店可以合法經營，但同時需接受《風俗營業法》的制約，從業員、服務內容、服務時間等都有細分化的規定。
實際上，“依法打擊賣淫嫖娼是法律賦予人民警察的職責和權力”這句官媒慣用語，也適用於日本，但與中國的人民警察相比，日本的警察顯然“權力”範圍要小得多，日本警察只能在色情業基本合法這一前提下去打擊一些違規者，但中國人民警察卻是在色情業原則上不合法的前提下去“全面”、“徹底”的打擊。
事實上，“賣淫嫖娼”在日本也是違法的，日本《賣春防止法》第3條明確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賣春，或成為賣春的對象(即買春)”。但與中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很不同的是，日本《賣春防止法》第3條禁止買賣春的條款只是“訓示規定”，並不伴隨著懲罰措施，這意味著這一規定的約束力並不強。
對此，極為熟悉風俗業法規的小西一郎律師解釋稱，“日本的法律之所以對賣春規定違法，卻不實施處罰，是因為立足於一個基本的立法理念，即賣春本身有害人之尊嚴、違反性道德、擾亂社會良俗，但‘處於賣春狀況的人本身是應該受保護的對象’。”
也就是說，基於人權和保護再生的考慮，日本法律在理念上將賣春者視為“應受保護的對象”，而中國的法律卻將其視為“應受打擊的對象”，這樣的理念差異衍生出中日兩國處理手法迥異。像中國那樣將賣春小姐在電視上無碼曝光的做法，在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曾有過，但在今天已經難以想象。
實拍日本紅燈區歌舞伎町
日本“掃黃”實為“打非”
在將賣春者視為“應受保護對象”之後，日本“掃黃”的重點對象顯然不再是賣淫嫖娼者，而是重點轉向了“打非”。這些日本警方打擊的“非”既可能藏在賣春行為背後，也可能內涵其中。
《賣春防止法》的第3條禁止賣春條款只是“訓示規定”，但該法用了12個條文規定了9中賣春相關的罪名及其處罰，皆為“刑事處分”。這些“非”包括引誘賣春，斡旋賣春，以欺騙、脅迫或其它方式迫使他人賣春，收受賣春代價，以預支財務方式唆使他人賣春，訂立賣春合同，為賣春提供場所，經營賣春業和為經營賣春業等行為提供資金等。
因此，日本的電視臺即使偶爾報道違規的風俗事件，往往不會將賣春者本人攝入電視畫面，而可能播放違法賣春場所、或背後的違規組織者等。如果買春者被電視臺曝光，往往可能是因為向未成年買春。日本除了《賣春防止法》外，還有《兒童色情禁止法》等，向未成年人買春被嚴令禁止，這也成為日本警方打擊“援助交際”的重要依據(“援助交際”的賣春者多為未成年人)。
當然，“掃黃打非”是名符其實的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執行過程中，只要不是未成年人，背後沒有惡劣的管理者、不是有組織的性金錢交易，日本警方基本上不會干預。即使在“掃黃”時遇到了問題，警方若不能舉充足的證據，就難以將之科以刑罰。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一百多年前稱，藝妓服務對文明國來說是羞恥的，但從人之動物性考慮，對此又不能完全壓制，一定程度的承認能防大害，所以藝妓是有必要存在的。
當前中國是否具備賣春合法化的條件，見仁見智，但在發動“徹底掃黃”之前，是否需要先對每次運動式的“徹底打擊”、並將賣春者露臉曝光的做法，進行徹底的反省呢？那樣做，撕裂的不僅僅是賣春者的面子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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