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正要進入電影學院學習的青年學生盧卡斯·德霍特偶然在他的家鄉比利時的一家報紙上讀到了一則關於一位女孩生長在一具男性軀體裡的故事。
盧卡斯立時感到了一陣創作的衝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紀錄片素材”,他這麼想著。
但原型人物並不想出現在攝影機的鏡頭下。
正處於性別認知摸索期的盧卡斯轉而想著創造一個角色，一個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有勇氣打破這個社會在性別間建立的規定秩序的角色。
於是，九年後，《女孩》誕生了。
這部成熟的處女作在2018年第71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金攝影機獎（導演處女作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以及一種關注單元最佳演員獎，同時受到各類國際電影節的提名青睞。
15歲的Lara已經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她想變成一個女孩，不僅袒露一個女孩的靈魂，也決心糾正上帝錯把她的靈魂放置進一個男孩身體的失誤。
故事從她準備變性手術開始，此時的她，已經擁有了一頭耀眼柔順的金色及肩長髮，讓人羨慕的纖細的脖頸和四肢，白皙光滑的皮膚，柔和卻不失輪廓的下頜線，以及恬靜溫柔的眼神。
此時她的身邊人，如她溫柔善良的爸爸，調皮可愛的弟弟，充滿耐心的醫生，以及一大堆開明的親朋好友，已經完全地認可她作為一個女孩的事實。
外界的認可不再成為阻礙，可內心的自我認知呢？
它需要一段漫長的過程，正如這個複雜又充滿風險的變性手術。
拖著這個錯誤的男性軀體，Lara的夢想偏偏又是成為一名專業的芭蕾舞演員。
她渴望旋轉跳躍，用腳尖行走。
於是攝影機一進入舞室便緊緊貼住Lara，隨著她旋轉跳躍，靜靜喘息。
不放過她每一個用力的伸展和踢腿，每一次偷偷忍痛的蹙眉，不逼迫擠壓觀眾的情緒，而在做著傾聽和觀望。
靈活成熟的運鏡與傾瀉進舞室的明媚自然光，為Lara營造了一座重生的子宮。
只有在跳舞時，她才能忘卻下體的那個器官，自如地與這個她不再認可的身體進行對話。
生長在比利時的盧卡斯深受大師前輩達內兄弟的影響，用去戲劇化的自然主義手法控制不讓極易觸發的情感過度宣洩。
在日常生活的場景中傳遞一種人道主義與真實性。
他帶領觀眾與Lara一同陷入日常的掙扎裡，陷入這座軀體營造的囚籠裡。
Lara身體與心理的雙重變化與壓力作為敘事的兩條線貫串全片。
這兩個層面都經歷了劇烈的“疼痛”。
身體上，Lara在進行手術前的調養期，她需要保證營養，同時每日攝入固定的荷爾蒙，讓身體自行先起變化。
可已經與這具“錯誤的”軀體相處了15年，Lara內心有的只是無盡的厭惡，她無法直視男性的生殖器官，於是用冰冷的膠帶緊緊包裹住那個嬌小的物件，抑制它的生長，甘願忍受每日撕下膠帶的刺痛感。
在15歲這個對芭蕾舞演員來說偏滯後的年齡開始追趕年輕的對手，還要克服男性僵硬的身體結構，Lara拼命地練舞，摺疊自己的腳尖，直至鮮血淋漓。
心理上，雖然有著親人的支持與理解，可青春期敏感脆弱的小心靈啊，必須得到自我的救贖。
縱使Lara已經完全將她自己看作一個女孩，可在身體徹底的物理轉化完成前，她無法平和地看待這具軀體，無法控制內心的情感。
她在人群中笑著，可一絲憂鬱總在支撐不住的嘴角邊偷跑。
這段心理壓力逐漸加大的過程都被導演細膩地捕捉，呈現，帶著被誤讀的定義所圍繞的殘忍，與眾所周知會被身體產生極大傷害的芭蕾形成了互文。
跨性別題材此前最出名的一部當屬《丹麥女孩》，同樣是涵蓋了變性主角手術前後的歷程。
《丹麥女孩》始終帶著好萊塢戲劇浸染與政治正確的烙印，聚焦於這一邊緣群體的權益與其他群體如何看待他們的眼光，情緒始終豐盈，並帶著說教意味。
而《女孩》則是一趟普通青少年走向自我認知——關於自己是誰。
夢想在何處的混亂旅程，沒有發生期待中的“飽受凌辱”，遇見的多是青春期無傷大雅的玩鬧，就像其他每個人的青春期。
導演在敘述成長中的細微之處的過程裡，試著利用Lara這份自我轉變的勇氣去驅動和定義這段旅程。
這也是一段爭奪身體自主權的爭鬥。
導演試著探討在越來越豐沛的性別文化中身體意義被置於何處：
在性別的自我認知完成前，身體是囚籠，會帶來自卑，焦慮，苦痛，迷茫。
正如片尾Lara“剪斷”男性生殖器，為這個囚籠砸開一個缺口，朝著自信，真實，自我邁出勇敢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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