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婀娜 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學者
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依託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歐洲來講並不是新事物，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曾是希望穿越歐亞大陸各個崛起中大國的典型經濟模式。但歐洲錯失了良機。早在1991年歐盟為幫助俄羅斯快速實現經濟和政治轉軌而推行的“塔西斯計劃”(TACIS)，以及1993年原蘇聯外長、格魯吉亞第二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提出的“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倡議(TRACECA)，都從後來歐盟的“新語”中消失了。
現在，歐洲又面臨著“一帶一路”這個良機。德國學者馬可(Markus Hernig)認為，德國至少有三種參與“一帶一路”的可能方式：第一種是參與融資，或在亞投行框架內，或像瑞士那樣有目的性地投資到那些有意義、清楚明朗、回報率高的行業。第二種涉及為部分項目或全套的基礎設施方案提供專家支持。特別是德國的中小企業會隨著“一帶一路”在亞洲和非洲找到新的市場。第三種可能的方式是最宏偉也最具有挑戰性的，即重啟歐元區“漢薩同盟”，使之與“一帶一路”對接。這個主張能將歐洲甚至德國的傳統重新帶回東方。漢薩同盟的核心成功要素，比如內心具有榮譽準則的專業商人和城市層面的跨文化關係網，也會給“一帶一路”倡議注入新的內涵。
說起來，德國人從事貿易的歷史比英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還要早，那就是有著良好口碑和傳統的漢薩同盟。漢薩同盟作為互聯網絡和成功的物流業典範，奠定了1150年—1600年歐洲北部“德國製造”的基礎。無論西歐、北歐地緣格局的發展還是歐盟的形成，都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漢薩同盟的貿易城市包括漢堡、呂貝克、不萊梅和羅斯托克等，它將當年的陸路交通，比如通過德國呂訥堡的鹽路或當時德國威斯特法倫地區最大的城市科隆的貿易之路，融合到波羅的海的商船之路。漢薩同盟還將陸路和海陸連接起來，進而形成“帶與路的網絡”。同“一帶一路”倡議一樣，漢薩同盟謀求的也是一個“將鬆散的貿易潮流融合在一起的過程”。
漢薩同盟中最核心的是人。根本而言，漢薩同盟伴隨著一些土裡土氣的小商人成為有地位、受尊敬的商人的進化過程。漢薩同盟中的商人們形成自己的禮儀、準則，擊掌為盟，信守承諾，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個人關係牢不可摧。他們代表著一種精神：毫不動搖、主動積極地前往異國他鄉，在那裡建立起關係網和商貿關係。最後，共有160多個城市加入該同盟，延續輝煌上百年之久。
正如德國學者馬可所言，全球化帶來世界發展的不均衡，而“一帶一路”倡議是解決這一發展不均衡問題的出路之一。他所主張的“一帶一路—漢薩同盟”，是指建立未來年輕的商人、IT專家、物流從業者等各行各業人才的聯盟，他們擁有紮實的語言和文化知識，共同參與到這個宏偉的歐亞項目中來，以實現歐亞大陸的共同繁榮。“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年輕一代商人、IT專家或物流從業者都應學習漢語，從而建立起交織的網絡。漢薩同盟當年的成功，是因為商人們擁有複雜的社會關係網，融入到了家庭、親密的信任之中，是因為他們形成了一個跨文化、跨地區行動的商人類型。在異國文化中成功的人還需要外交技巧，要學會如何經營與自己具有不同價值觀的人的關係。正如施本格勒所說：“每種外交都具有商業屬性，每種商業都具有外交屬性，兩者基於彼此滲透的知人善任”。
事實上，歐洲人尤其北歐人並未忘記漢薩同盟曾帶來的輝煌。1992年，在當時的德國外長根舍和丹麥外長倡議下成立的“波羅的海國家委員會”，即是以漢薩同盟為模板。該委員會旨在促進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與發展。在歐洲政治和經濟形勢惡化的背景下，構建新漢薩同盟的模板也已出爐：早在2011年，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就已召集北歐和波羅的海諸國召開年度“北方未來論壇”。新漢薩同盟國家傾向於建立一個更自由、更分散概念上的歐盟，堅持開放、創新與發展，推動歐盟向著積極方向變化。
若以漢薩同盟為切入點，將其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結合起來，藉此尋找中德、中歐之間的歷史共鳴點，無疑有利於增加德國人、歐洲人對“一帶一路”的歷史認同感，有利於推動歐洲國家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一帶一路”。正如瑞士駐上海總領事霍力軒(Alexander Hoffet)所言，“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取得成功的基石，它是開放式的，是可塑造的。我們應該讓更多歐洲人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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