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時間：2019年1月—2019年2月。
調查方式：通過人民智庫微信公眾號、《國家治理》週刊微信公眾號“理事長”推送電子問卷。
樣本回收：回收調查問卷6243份。
樣本構成：
- 從性別分佈看，男性受訪者佔66.0%，女性受訪者佔34.0%。
- 從年齡分佈看，30歲以下的受訪者佔66.3%，31—59歲的受訪者佔33.1%，60歲以上的受訪者僅佔0.6%。
- 從政治面貌情況看，中共黨員（含預備）佔32.4%，共青團員佔30.5%，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佔13.4%，群眾佔23.7%。
- 從最高學歷狀況看，大專及以下學歷受訪者佔36.3%，大學本科學歷的佔46.4%，碩士研究生學歷的佔11.7%，博士研究生學歷的佔5.6%。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當前，國際體系變革進入關鍵時期，站在世界經濟前行的十字路口，面對各國出現的分歧、迷茫和憂慮，中國需要在迷局中撥開雲霧，主動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的方向，成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積極因素。為了解公眾如何看待大變局之下全球治理面臨的新問題，人民智庫開展了針對全球治理現狀評價以及未來預期的問卷調查。
全球治理的理論內涵與發展動因
成立於1992年的全球治理委員會對全球治理的概念給出了權威性解釋：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及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半數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的目的是調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實現利益調和的機制應該通過國際規制和有效的國際合作實現：超過六成（64.3%）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是相互衝突的利益和訴求實現調和的過程”；超過半數（55.6%）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要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和有效的國際合作實現”；超過三成（35.7%）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要解決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生態、安全等若干問題”。
後冷戰時代的全球化進程日益深入，人類的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變革，環境汙染、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問題的威脅影響已經溢出主權國家的領土範圍，國際社會開始探索建立一個更有效的全球安全和合作體系，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59.2%）的受訪者認為國際社會推動全球治理理論和實踐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展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加深”；接近半數（47.9%）的受訪者贊同“全球化飛速發展模糊了國內國際問題的精確界限”的觀點；此外，還有超過四成（41.3%）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的發展與“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作用提高”密切相關。
全球治理的現狀評價
俞可平教授認為，所謂全球治理指的是，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和有效的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生態和安全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有五個要素：全球治理的價值、全球治理的規則、全球治理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理的對象或客體，以及全球治理的結果。此次調查也從價值、機制、主體、客體以及效果五個維度分別設置了問題，請受訪者對全球治理的現狀做出相應評價。
- 全球治理的價值
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全球治理面臨價值共識缺失、治理權威分散、治理邊界模糊、責任主體缺位的難題。全球治理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構建起更加公正合理、有助於世界發展、能夠拓展全球合作深度與廣度的全球治理價值觀。調查數據顯示：68.0%的受訪者認為“中國積極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67.4%的受訪者贊同“中國倡導的全球治理理念有助於世界發展”；63.7%的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要達到的目標應符合人類的普世價值”；61.8%的受訪者支持“全球治理倡導的理念應超越狹隘的種族意識和文化歧視”。
- 全球治理的機制
全球治理的機制一般應包括國際條約體系及其締約方會議、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社會運動以及這些要素構成的跨國性網絡。學者對當前各個領域的全球治理機制進行深入考察分析，結果顯示全球治理機制存在許多不足。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認可國際規範、國際制度對提升全球治理效果的作用，並表達了改革全球治理機制的要求：68.7%的受訪者認為“應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68.1%的受訪者贊同“穩步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體現了大多數國家的意願和利益”；67.4%的受訪者認為“國家無論強弱參與全球治理都應遵守國際規範”；65.4%的受訪者支持“以制度規則協調國家衝突有助於提升全球治理效果”。
- 全球治理的主體
在全球治理中，主權國家的政府不是唯一的行為主體，各種私人部門、公共機構和國際組織也都承擔責任並行使權力，多元主體的全球治理將發揮更大的靈活性，動員更多的力量來解決複雜的全球性問題。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儘管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全球公民等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提高，但主權國家依然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受訪者對全球治理中的主權國家政府（7.08分）和政府間國際組織（6.99分）的作用評價最高，而公眾、企業、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與作用是相對薄弱的，實現全球治理多元主體參與的目標依舊任重道遠。
從受訪者對參與全球治理國家的感覺觀察：首先，受訪者對中國自身的評價最高（8.25分），一方面顯示出公眾強大的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的責任與擔當。其次，受訪者對G7/G8集團國家給予了較高評價，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發達國家建立起來的全球治理機制。G7/G8集團謀求成為全球治理的中心，在應對全球性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最後，從調查的數據結果來看，受訪者對除中國外的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評價並不高，這可能與G20自身的機制缺陷有關。
- 全球治理的客體
全球性問題空間範圍廣、負面影響大、關係到人類生存與發展。這些問題的解決遠遠超出單個或少數國家的能力範圍，因而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來應對，諸如人口爆炸、人口老齡化、全球氣候變化、資源危機、全球性金融危機、南北關係、恐怖主義、核武器擴散、能源安全、網絡安全、全球性疾病、毒品和難民問題等。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在“全球性衝突管控”領域的作用最顯著，有63.8%的受訪者選擇了這一項；此外57.1%的受訪者選擇了“資源能源安全”，56.6%的受訪者選擇了“維護經濟金融穩定”。受訪者認為全球治理作用發揮相對有限的領域為“重大傳染性疾病防控”“國際移民難民”以及“毒品走私犯罪管控”。
- 全球治理的效果
本次調查過程中，我們邀請受訪者從地區國家不平等程度、地區貿易保護程度、影響地區安全穩定的因素以及地區氣候條件和人居環境改善程度等方面，對全球治理目前取得的效果進行評價，評價結果分為正向變化、負向變化和沒有變化三類。綜合積極評價和消極評析的比例來看，亞洲地區的國家不平等狀況、貿易保護狀況、影響安全穩定因素狀況、氣候條件和人居環境狀況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此結果與中國及亞洲國家積極履行全球治理責任、共同推進全球治理進程的努力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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