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15日，张兆和乘车北上，每日至北平图书馆读书，后入北京大学旁听。入读清华大学的弟弟宗和与三姐常常相见，日记中有记录到三姐与沈从文的感情发展。
沈从文与兆和
“上午三姐在看沈从文的信，看得心动，连我也有得看了，他的信写得像文章一样好。三姐看了他的信，说他态度很好……沈从文又来了快信给三姐，她先已经看过后，怕人说她再看，就装作看书，把信放在书里看。”
“三姐打水给他（沈）洗脸，揩手，像待情人一样（不，本来他们就是一对情人），他很会说故事，有时候偶尔夹两句小说中的句子谈谈。我忽然觉得我在当中不好，沈常常把三姐的手捉在他的手里。于是我托词说要去看看北大的朋友，我就走了，我想沈一定想感激我。”
大弟张宗和
1933年1月13日，张兆和、宗和姐弟乘车回家过春节，行前张兆和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她与沈从文的事。张宗和上海见父亲张冀牖与继母韦均一时“把三姐的重要信件交给爸爸妈妈”，“又讲了些三姐和沈从文的事给他们听”。
另据张允和在《半个字的电报》中回忆，沈从文在给三妹的信中求三妹早日打电报通知他，如果家长同意，让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很开明，对儿女的婚事很少干涉，同意了沈从文和兆和的婚事。
张允和于是向沈从文发去了既表示婚事“允”准，也署了自己名字的“允”字电报，一当两用，即所谓“半个字的电报”。张兆和听了不放心，一个人悄悄再到电报局，发出“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的蜜电。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随沈从文来到青岛，任职于学校图书馆。弟弟张宗和到青岛看望三姐，他观察道：
“三姐也变了，往常人一说她，她就脸红，现在俨然是主妇的样子，料理厨房，算一天要用多少钱。他（沈）在房里拉着手在她耳边说话，她也习以为常了。有一次他们又坐在一起，我开了房门要出去。他们笑着把我拉回来，说‘现在不用再装吃醉酒了’，我倒被他们说得有点难为情。”
兆和与未婚夫沈从文在青岛
1933年9月9日，31岁的沈从文与23岁的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朴。婚礼当天，沈从文和张兆和所穿的服装，也是张兆和大姐张元和在上海为他们特意缝制的。
婚礼也没有什么结婚仪式，晚上七点半开始吃饭，共六桌。吃到中间，证婚人杨振声起来讲了几句话，一对新人起来到各个桌子敬酒。
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四妹张充和回忆：“当时没有仪式，婚房中也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的气氛，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本来兆和是有嫁妆的，但是沈从文致信岳父一分不要。
婚后他们有一段甜蜜的时光，她叫他“二哥”，他叫她“三三”。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报告道，兆和“端庄秀雅，恰如其人。妈尚未见此媳妇，若一见之，当尤欣喜也”。
“兆和人极识大体，故家中空气极好，妈若见及弟等情形，必常作大笑不止，因弟自近年来处处皆显得如十三四岁时活跳，家中连唱带做，无事不快乐异常，诚意料不到之情形也。”
新婚不久，沈母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张兆和信中也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 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信
但思维方式迥异，他们的价值观有着严重的分歧。下嫁沈从文的张兆和，从小锦衣玉食，嫁到沈家后她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勤俭持家。
生活拮据，张兆和整日穿着蓝粗布袍子，沈从文却喜欢收藏古董。结婚时，姑母送给张兆和的玉戒指被沈从文当掉，买了字画还忘记赎回来，平时对朋友也基本是有求必应。张兆和说他“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
张兆和的转变却让沈从文觉得幻灭，妻子婚后终日劳劳碌碌，一副“妇人”形象。沈从文说她：“你何不染发，穿点时髦的衣裳呢？”
张兆和很务实：“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婚后在信里，天性浪漫的沈从文对张兆和抒发情感时，张兆和的回信也多是柴米油盐，沈从文说着风花雪月，妻子回应家用困难。
沈从文写的《边城》《长河》《三三》等作品陆续发表，声名大噪，但张兆和并不崇拜他，甚至指出他稿子中的某些语法不通，有错别字，沈从文在婚内缺乏认同和理解。
1935年一天沈从文有事拜访熊希龄，熊不在，家庭教师高青子出来招呼了他。高青子喜欢写作，他们聊起文学滔滔不绝，高青子读过沈的小说，非常崇拜他。
沈从文在《第四》中曾描写过一个美人，她出场时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后来沈从文又去拜访熊希龄时，高青子穿了一件《第四》中一模一样的衣服，像极了沈从文小说《第四》里的女主人公，沈从文见了会心一笑。
沈从文将高青子引入了文坛，并开始为她修改稿件，高青子把爱情写进小说《紫》里，还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紫》以八妹的口气和视角，讲述了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小说中哥哥、两个女子的很多情节，全可从沈从文、高青子和张兆和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小说里“璇青”名字也来自于沈从文曾用的一个笔名“璇若”，璇若高青子=璇青。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映射得太明显，张兆和事先对他们的交往毫不知情，看了小说才明白过来。沈从文只好写信坦白，自己对一个小说家有好感：“我一直想告诉你，只是没有到时候，和高韵秀交往，我从来不曾想过要隐瞒你，她是熊先生家的家庭教师，我可以将我与她交往的全部经过说给你听，我不隐瞒你，我喜欢她，你一定要说这是爱也是可以的，但这只是一个作家对一位作者本能的关心与喜爱，
丝毫不影响我对你的爱，我对你的爱情一点没变，甚至更加浓纯，但是，我也喜欢她。”此时的张兆和正在坐月子，刚生下长子龙朱，如何能忍这口气？趁着过年，她赌气回到了安徽老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劝她回来，张兆和不肯。沈从文却觉得自己没错：“我这种感觉同我对妻子的爱没冲突啊。”
妻子与自己决裂后，沈从文常常出入“太太客厅”，找林徽因谈心。
沈从文与林徽因
林徽因如长者一般对沈从文进行了劝导，林徽因后来在回忆中写到：
“他（沈从文）使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情感纠葛，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对这种事陷入绝望。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使我想起了雪莱，也回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玩。他那天早晨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而我坐在那里，又老又疲惫地跟他谈，骂他，劝他，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林徽因最后还给沈从文找了一个最合适的聊天对象：金岳霖。林徽因对沈从文说：“你去找老金（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金岳霖
林徽因和金岳霖的劝导下，沈从文决心将这份情感放在心里，接回妻子好好过日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沈从文随西南联大去了昆明，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张兆和觉得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 。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张兆和不愿意来昆明，沈从文认为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兆和在沈从文的催促下决定南下。
1938年10月，张兆和带着两个幼子和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从北平出发，经天津、上海、香港、越南，在辗转滇缅线到云南，11月4日到达昆明，一家人得以团聚。
有段时间，昆明被日军轰炸得很厉害，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远郊呈贡县。沈从文一般用三天左右的时间在昆明集中把课上完，其余时间回呈贡的家。
1935年，沈从文、张兆和与长子沈龙珠，以及沈从文九妹乐梦
沈从文在昆明上完课，每次回呈贡的家都得先坐小火车，然后租一匹云南小马才能回到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沈从文说：“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苦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忱，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
兆和与从文的俩个儿子龙珠和虎雏
那期间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在昆明沈从文和高青子也有来往，引起了流言蜚语，张兆和托人为高青子介绍对象。
诗人徐芳回忆：“当时对他们的往来有许多流言，主要是沈从文已经有家室了。”这期间，沈从文创作了一篇以他和高青子恋爱为原型的“色情小说”《看虹录》中，其中有情欲描写。沈从文后来被郭沫若批判为桃红色文学，正是因为这部小说。1942年，高青子选择主动退出，沈从文回归家庭，但他和张兆和过着实际分居的日子，两人的感情不复如初。
一家四口在昆明，照片摄于1945年8月，这年老大龙珠11岁，老二虎雏8岁，两人结婚12周年，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9月9日这天早晨沈从文赶紧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外面路边采了一把带露水的蓝色野花回来送到妻子面前，张兆和高兴地接过花一边插进白瓷花瓶里，一边叮嘱沈从文：“昨晚没睡多久吧，赶紧去睡上两个钟头，十点客人们就来了。”沈从文却说：“没关系，我不过是累了一晚上，你却累了12年！我想起就惭愧难过！”
抗战结束后，兆和一家于1947年搬回北平，他们并没有选择出国或去台湾。1948年，沈从文因写作的桃红色小说《看虹录》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人生陷入了最艰难的境地。张兆和觉得他精神出轨还写成小说，如今受到批判也是咎由自取。
沈从文与张兆和回北京后摄于公园
当沈从文因患上抑郁症住进清华园疗养时，张兆和觉得他很快就会好起来。
沈从文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分居，只有到每天晚上，他才回家去吃饭，走之前，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回来后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啃着豆渣馒头做研究。
沈从文还给张兆和写信，但或许算是在自言自语：“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如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沈从文、巴金与张兆和
1949年，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敏感的沈从文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创作不能被新时代接受，张兆和开始审核他的作品。
这个时候的兆和当了“穿列宁服的干部”，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沈从文思想上并不接受新时代，家里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认同马列思想，不做个进步的人，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沈从文与张兆和
“解放一年以后，两个读初中的孩子，整天在学校里面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就会觉得爸爸不太进步。两个孩子跟妈妈商量，家里要团结起来帮帮爸爸，做做爸爸的思想工作。有一天晚上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专门跟爸爸谈了一下，问爸爸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沈从文说，你们太小了，有些事情不懂，我跟你们感受的问题不太一样。孩子又说，爸爸该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里面去。沈从文说我在博物馆里做这个事情。孩子说，谁整天愿意在博物馆那种古董里面，人也变成古董了。沈从文又说，那个也是工作呀，况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做那样的事情。”
重度抑郁下的沈从文患上了精神分裂，被送入了精神病院，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发作时割开动脉喝下了煤油，“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碗煤油。”经抢救后沈从文脱离了生命危险，被送回家中休养。
沈从文在博物馆里郁郁不得志，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在走廊办公，夏热冬冷，一把年纪却要去当讲解员，要研究课题却得不到领导的支持，被呼来喝去打杂
沈从文自杀时他们已经结婚15年了，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沈从文陷进了创作危机，他渴望从感情生活中获得安慰。
“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的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
但张兆和对沈从文自杀的行为感到很失望，在当时的环境下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她动身去了华北大学深造。文革中思想有问题的沈从文和出身资产阶级的张兆和经历了很多磨难，张兆和被下放到湖北乡下的五七干校，负责将粪便挑到菜地里去。
文革中的张兆和与沈从文
1969年11月，沈从文作为反动文人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二姐张允和来看他，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
张允和要走时，沈从文叫住了她，“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对沈从文来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张兆和仍是他内心的支柱。
左起二姐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在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候，他最怀念的，是那个时候肯给她写回信的“三三”。沈从文到干校后主要负责看守厕所，防止有人偷粪便。两夫妻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却不能常见面。
1972年，沈从文因身体不好，获准回京治病。
1978年，文革结束，他被调去社科院工作，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兆和则作为家庭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历经风雨，夫妻间多了理解和相互护持的深情。
少年夫妻老来伴
1982年，兆和陪同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
兆和与沈从文在湖南张家界金鞭溪
1986年，某编辑拜访沈家，回忆他与兆和及沈从文的见面：“沈老正午睡，我便与沈夫人张兆和闲聊。她一口带江南韵味的北京话，声音和霭、亲切。她出版过小说集，曾任《人民文学》编辑，她既是沈老的终身伴侣，也是得力的助手。
建国后沈老有了新作，她作为第一位读者必认真加以“审阅”，深怕他说错话。同时改正文中不规范用字，有次还提出批评：这个字我已改过多次，你又用错了。沈夫人很坦率地对我说，我对党的政策和国内外形势比他学得多，他生性执拗率真，不经意间易说错话，我给他‘把把关’。”
兆和帮沈从文洗手
兆和帮从文翻画册
沈从文、兆和与两个孙子
1988年，沈从文心脏病发作去世。“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沈从文死后，张兆和开始整理沈的信件和一些文字，编成《从文家书》。在《后记》中，她写道：“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兆和与从文在书房
2003年，张兆和溘然长逝，死前已认不出沈从文的画像。
两个儿子沈龙朱、沈虎雏的状况，大儿子沈龙朱大四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在学校工厂劳作了大半辈子，因为是右派结婚也很晚。后来担任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厂副厂长兼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开始养花。
二儿子沈虎雏中专毕业后先是在四川的工厂做工程师，70年代末调到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机械系任教，1988年退休后编辑《沈从文全集》。
大儿子的女儿沈帆做书籍装帧，二儿子的女儿沈红北大毕业后，在中科院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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