庖丁解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典故，出自《莊子》。作者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段梁惠王觀摩廚師宰牛的場面，以兩人對話的形式告訴我們認識事物客觀規律的重要性。因為《莊子》一書汪洋恣肆，又是道家經典，通常人們會認為這是一篇有寓言意味的誇張杜撰，雖然寫得精彩，但未必當真。其實不然，今天讓我們從庖丁的解牛刀著眼，來剖析一下這則故事中一直被忽略的精彩細節。
先說原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其中有兩個細節:一是伴隨解牛動作，刀發出了特殊聲響，二是動作和聲響居然和音樂合拍。倘若依照某些中學語文教材的解釋，將這一聲響理解為“刀子刺進去的聲音”或“皮骨相離聲”，那我們只會想象到一番怪異且血淋淋的場景：一人殺牛，尖刀所觸，分筋錯骨，發出骨肉分離的巨響。這恐怕不能引起人的美感，甚至有幾分殘忍恐怖，更難以讓梁惠王覺得“得養生焉”。
▲上圖的作者很認真地做了考證，選擇了當時常見的環首銅刀來當“解牛刀”的原型，但是還差了一點
“砉（huā,又讀xu）然”和“騞（huō）然”倆詞很少用，不可避免地出現理解偏差。南宋文字學家戴侗在他的《六書故》裡解釋過：“砉，石爆列也。莊周曰:‘庖丁解牛，砉然響然’。”另外唐代沈佺期在《琴曲歌辭·霹靂引》裡有“客有鼓瑟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始戛羽以騞砉，終扣宮而砰駖。”一句，可見“砉、騞”二字，似是描述金石之聲，近乎樂器的感覺。
如此理解，有一條唐代道家學者成玄英關於“庖丁解牛”的疏注便值得關注：“砉然響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他將庖丁所用之刀明確為“鸞刀”。 無獨有偶，在更早的南北朝，裴松之給《三國志·魏書·呂布張邈臧洪傳》的疏注也寫道：“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
那麼“鸞刀”又是什麼刀？這個到很好查證，先秦典籍裡諸多記載，如《詩·小雅·信南山》：“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毛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唐代經學家、孔子第31世孫孔穎達作疏：“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東漢）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儒家經典 《禮記》也不多次提到“鸞刀”：《禮記·祭義》：“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禮記·禮器》:“割刀之用,鸞刀之貴。”《禮記·郊特牲》:“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所以說，庖丁用的不是普通的殺牛刀，而是祭祀宗廟場合的禮器刀具。並且這種刀的刀環位置是一個鈴鐺，難怪每一個動作都會發出悅耳的聲響。更進一步，一般都認為《桑林》和《經首》是古雅樂，庖丁用禮器來解牛，動作和刀環鈴聲都合乎祭祀音樂的節拍，這極有可能是一次祭祀表演，而非廚師炫技或者梁惠王的心血來潮。正所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記·王制》），牛在先秦是非常尊貴的的祭品和禮品，天子祭祀的太牢即是牛羊豕三牲齊備，而次一級少牢就只有豬和羊。庖丁解牛的故事實際描述的是一國之君觀摩祭祀演練的紀實，畢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演練可以和軍事演習、閱兵之類畫上等號。
▲豬啊羊啊送到哪裡去
那麼“鸞刀”有沒有實物留存呢？答案是肯定的，近代考古研究中，出土過一種刀柄有鈴的商周銅刀，和我們熟悉的環首刀、獸首刀造型類似，被命名為“鈴首刀”，它們應當有著共同的起源。“鈴首刀”的器形、盛行時間和“鸞刀”完全吻合，多數中外學者都認為兩者即是同一事物。
▲商代鈴首青銅匕
不過，作為嚴謹的公眾號，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鈴首刀”即是“鸞刀”這一觀點目前並非定論，爭議還是有的，主要疑點有二：一是“鈴首刀”顯然帶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徵，用於中原祭祀似乎不妥；二是中原地區商周遺蹟出土“鈴首刀”數量整體還是比較少。
▲遼寧博物館藏西周鈴首刀及鞘
我們認為，這兩點其實都很好解釋：“鈴首刀”和“獸首刀”、“環首刀”一樣，起源複雜、莫衷一是，具體到“鈴首刀”上，這類器物多數出土在中國北方如河北、內蒙古、甘肅等地，而南西伯利亞地區其實出土數量不多。所以雖然其的確有很明顯的草原烙印，但也應該是中原和遊牧兩種文明交流碰撞的產物，或者說是中原地區在學習借鑑了草原銅刀後的再創造。
作為反例，還有一類名為“帽首刀”的先秦銅刀，中原出土很少但南西伯利亞卻有著大量出土。
▲南西伯利亞機器周邊地區出土的帽首刀
還有，先秦時所謂的“夷夏之防”遠不如後世那麼較真，雖然中原國家在書裡把話說得很難聽，但是有實際需要時身體卻正直得很，動不動就和人家通婚，晉文公的母親就是“翟之狐氏女也”，用個舶來器具就更不算什麼了。
▲晉文公：我能繼承君位靠得是一幫兄弟，跟考試加分沒關係。
而且考慮到“鈴首刀”出現於商，盛行於周，怕是到了周代的時候，中原人已經忘了這刀從哪來的，還以為就是祖上傳下來的也說不定。第二點就更容易解釋了，“鸞刀”是祭器，不是明器，沒有一定要用來陪葬的理由；而且，“庖丁解牛”的故事就已經告訴我們了，庖丁這把刀用了“十九年矣”，每次解牛後要“善刀而藏之”，陪葬品裡找不到“鸞刀”才是正常現象。
▲西周早期懸鈴簋。商周還出土了不少帶鈴青銅禮器，可作為鈴類器具具有祭祀作用的佐證。
作為祭祀禮器的“鸞刀”，又是何時淡出人們視野，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呢？結合前文援引的文獻，可以看到漢代的學者還很清楚地知道“鸞刀”及其作用，到了唐代就需要費筆墨描述“鸞刀”的特殊造型，“鸞刀”的逐漸淡出大概就這個時間階段。恰好是佛教傳入中國後並發展到巔峰的時期，想必是中原傳統的尊天敬祖信仰也受到了一定影響。原來祭祀儀式上，負責提供犧牲的庖廚職業不再客串神職人員，相應的，他們的專用道具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還有一則有意思的記載，東漢時的何休曾描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和”、“鸞”都是鈴鐺的稱呼，因使用位置不同而賦予的專屬詞彙（《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先秦漢語就這樣兒。可見東漢的鸞刀不僅刀環位置有鈴鐺，連刀鋒也加了鈴鐺，具體位置不得而知，倘若以不影響切割作業為前提，那就只能在刀背上加鈴，難道是後世金絲大環刀的模樣？
“鸞刀”的這一變化，能夠說明東漢時代的“鸞刀”使用者，想進一步強化這一器具的法器屬性，擺明了是就業壓力大的體現。總之，鈴類器具用於祭祀並不是中原文明獨有，而是全世界範圍的普遍現象，這也是集工具法器二合一的“鈴首刀”會被無用化的原因。例如古埃及有西斯鈴（星戰粉的同學們坐下別激動）、印度有錫杖，並且都成功對外輸出了，因為他們都是專門的法器。鈴首刀畢竟還是把刀，逐漸讓位與其他專職法器或甚至樂器乃是必然。
▲現代錫杖
最後還必須要介紹下現今依然可以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可以見到的一類器物：師刀。師刀又稱鈴刀。滿、苗、壯、瑤、侗、土家等族群都使用的一類樂器。滿語又稱哈馬刀、刀鈴，也有薩滿刀的稱呼。器形大同小異，也是“鈴首刀”，用途也非常接近，基本都是作通神、驅邪之用，傳播廣泛、令人咂舌。這說明，“鈴首刀”一類器物，也許是宗教活動早期的必然產物。
▲湘西苗族的巴代扎師刀
▲雲南新平噶灑的花腰傣族女巫“雅嫫”使用的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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