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從清政府面臨的內外國際形勢出發，主張和日本交流“聯合”，從而避免在國際外交上的孤立，避免樹敵太多。1871年的《中日修好條規》是清政府與日本以平等的身份簽訂的條約，此條約的簽訂也拉開了清政府與日本近代外交的帷幕。以《中日修好條規》為標誌，李鴻章“聯合”日本的思想也確定了。
1870年10月，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等人來中國締約。柳原前光對總理衙門上書，曰“方今文明之化大開，交際之道日盛，宇宙之間無有遠邇矣。我邦近歲與泰西諸國互定盟約，共通有無；況鄰近如中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 當時的總理衙門對締約還有一些忌憚，認為可以通商但是締約就不必了。當柳原前光遭到總理衙門的拒絕後，他轉而求助於李鴻章，“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於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唯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 柳原前光用中日“聯合”來對抗西方列強的表示，意在告訴李鴻章日本和清政府“聯合”的誠意。而此刻的李鴻章早已經萌發了同日本“聯合”從而對抗列強的想法，此時他又得到了柳原前光的“暗示”，所以身為協辦大學士和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認為日本是可以締約的。李鴻章積極上書總理衙門主張和日本簽訂條約，“與之深談西事, 似有大不獲已之苦衷。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 精通華文, 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 正可聯為外援, 勿使西人倚為外府。” 李鴻章認為如果清政府對日本“
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縱不能倚為外援，亦可以稍事聯絡。”雖然李鴻章積極主張和日本訂立條約加強交流“聯合”，但是清政府的頑固派卻阻止和日本簽訂條約，特別是頑固派的重要人物英翰更是極力反對，他強調“允與日本訂約通商，是於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與其將就一時，而遺無窮之患，不如明示大義，以絕非禮之求。”鑑於頑固派的阻撓和朝廷的猶豫，李鴻章又給總理衙門上書，陳述和日本締約的重要性“庚申、辛酉後，蘇浙糜爛，西人脅迫，日本不於此時乘機內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約，亦可見其安心向化矣。”反之，“若拒之太甚，勢必因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彼時再準立約，使彼永結黨援，在我更為失計。自不如就其求好之時，推誠相待，俯允立約。”李鴻章認為應該加強和日本的官方交流加強合作，“最要者在立約後中國或派大員長駐京師，或委員近駐長崎兼充各港領事”，而“設一旦西國有變，不致為彼族勾結，且可聯東方形勢。 ”這表明了李鴻章想與日本“聯合”的本意，一方面是希望用條約的形式和日本“聯合”以防止日本對中國的非分之想，防止在清廷的掖肘之地再樹一強敵；同時也防止日本加入西方陣營侵略中國。他認為這樣既可以牽制日本，同時也可以防範泰西諸國。
當時的清廷內部因為和日本締約一事產生分歧，頑固派擔心同日本的訂約如同和西方列強的訂約一樣，會貽害無窮，頑固派雖然反對，但其所堅持的做法不利於解決清廷所處的困境，沒有得到清廷的支持，同時總理衙門也考慮到“恐日本若挽英法居間介紹，卻之不可，允之反而示弱”的情況，因此總理衙門接受了李鴻章與日本締約的建議。至於為何與日訂約，李鴻章認為此次締約是為了聯以“強援”，因此他認為此次和日本的締約應該是一個平等的條約，指出“不可照英、法、俄一例辦理。”
1871年 7月9日清政府委派李鴻章為全權訂約大臣，而日本則委派了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率領龐大的使團來華訂約，這其中也包括之前來過的柳原前光。伊達宗城在與李鴻章的締約談判中，極力援引西方列強與清廷締結的條約條款，希望把開放港口、片面最惠國待遇、利益均沾等一系列的不平等特權寫入條約。這反映了當時日本進行資本主義改革的時候，已經吸納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佔領原料產地和殖民地、擴大世界市場同時向殖民地傾銷商品的侵略擴張理念。面對日本咄咄逼人之勢，李鴻章指出“條
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總例辦理等語，尤不可載後有恩渥利益施於各國者一體均沾等語”， 強烈拒絕了伊達宗城提出的訂約草本，要求日本按照清廷提出的訂約草本為依據進行談判，日本政府最後同意了李鴻章的要求。最後在李鴻章的積極斡旋下，清政府於1871年9月13日和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和《通商條約》。中日《修好條約》第一條規定：“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第二條規定：“兩國既已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蔑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互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李鴻章對條約內容很滿意，在談判還沒有結束的1871年8月30日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他就高興的說到“總之束約鐵案已定, 縱慾倚西人為聲援, 斷不能轉白為黑”。
李鴻章希望清廷與日本“聯合”的政策通過條約確定下來，條約的簽訂從法律上避免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條約規定的“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蔑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互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的條款也帶有中日互助聯合的涵義，李鴻章達到了聯合日本的目的。中日《修好條約》的簽訂可以說是李鴻章中日結盟思想確立的標誌。
但是，李鴻章的中日“聯合”思想和西方國家的結盟聯合思想並不相同，西方國家大多都實行著資本主義的一套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方針，而且西方國家很早就已經在《韋斯特伐利亞條約》的基礎下建立了一整套相對平等的聯合結盟的體系。李鴻章與日本訂約雖然也希望講求西方式的聯合，但是卻沒有西方式的實力鞏固聯合。在清政府國力衰微，內憂外患不斷難以自保的國情下，李鴻章希望通過締約來維持清政府的封建極權統治確實已經不易。
但是，在條約中中日雙方並沒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李鴻章“聯日”的目地就是為了防止日本加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陣營，同時在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時候可以“倚為外援”。此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在牽制日本的同時，防止這個距“蘇浙僅三日程”的“掖肘之國”成為清政府的“大患”。就當時清政府在列強環顧的國際環境中說，李鴻章的“聯日”主張還是有必要的。但李鴻章過於相信伊達宗城和日本政府，而且過於迷信中日《修好條約》的約束力。就在李鴻章沉浸在締約成功的氣氛中時，日本政府卻因為締約沒有達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與清政府改約，更在清政府無暇顧及東海疆土的時候積極開始進行入侵臺灣、琉球的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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