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創造了中國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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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他們感到，中國需要外國人的幫助。這是因為，當他們閱讀中國學校的教科書時，他們感到其中缺乏四種東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學，二是缺乏真正的歷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經濟學，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中國溫州，一座以經商、移民、江南皮革廠聞名的城市，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座城市還有一個稱號，那便是“中國的耶路撒冷”。
1949年之前，溫州有基督信徒7萬餘，佔當時中國的十分之一。儘管後來西方傳教士都被遣送回國，但直到今天，溫州信徒的人數依然佔到總人口的15%，達到數百萬人之多。十字架、教堂、聖經，在溫州的市區和鄉鎮隨處可見。
中國人向來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世界中心，西方傳教士來華受到的敵意要遠遠大於歡迎。令溫州成為中國“耶路撒冷”，很大的功勞要屬於一個人，他就是英國傳教士蘇慧廉。
1881年，年僅20歲的蘇慧廉被教會派到了中國，在接到這個任務之前，他曾經說：“我願意去任何地方傳教，除了中國”。當時在他看來，中國是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居然到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面前出售一個純粹的理論，這個理論不能給他們帶來現世的利益”。
然而，1881年接到教會的任務之後，他還是毅然踏上了前往中國的道路，去那個“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之間，出售他的“上帝福音”。
和其他傳教士相比，他的最大優勢就是語言天賦。他知道，想要在溫州傳播福音，首先要能懂得當地的語言。他只花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溫州話。當地人驚奇地發現，這個來溫州不久的“洋毛子”，竟然可以用溫州話來勸導他們“皈依主的懷抱”。
不僅如此，他還用溫州方言翻譯了《新約聖經》，當地的鄉村婦孺連漢字都不認識，他就根據溫州方言的發音規律，創編了一套拼音文字，文盲只需要通過一兩個月的學習，就能看懂《聖經》，還可以用溫州方言寫信。
正是這個辦法，一下子就把“溫州市場”給打開了。在溫州傳教26年，蘇慧廉共發展教徒萬餘人，創建了9個聯區，270處分堂。
但是在數百年後，蘇慧廉和當時許多來中國傳教的“洋毛子”一樣，消失在了中國人的記憶之中。只有在一些塵封的檔案或者斑駁的字碑上，鐫刻著他們在中國的故事。
2
他們還帶來了文明的火種
有人卻慘遭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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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歲來中國，到66歲離開，蘇慧廉把一生中最青春寶貴的時光留在了中國。從一開始認為中國是“最現實的民族”，到逐漸愛上了這裡的土地和人民。
他後來曾在一本書的序言上這樣寫道：“不管我如何評述中國，我都是帶著一種對中國和中國勞苦大眾的真摯情感。我曾服務於他們，並在他們中間度過了我的半生。中國的未來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續的同情。”
蘇慧廉所說的服務，並不僅僅是傳教，蘇慧廉還在溫州興辦學校、醫院，開創了溫州現代醫療的前身，如今的溫州第二人民醫院，最早就是蘇慧廉所創辦。
儘管他做這些事的目的，都是為了招徠信徒，但這些事情確實對溫州民眾有了實際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蘇慧廉還向當時愚昧落後的中國，帶來的西方文明的火種。包括科學、民主、人權等思想，並將大量西方書籍介紹到中國，他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一批中國的知識分子，比如胡適、陳寅恪、林徽因。
當時的中國，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儘管兩次被列強將首都佔領，依然認為自己只是在武器技術上不如西方，自己的制度、文化依然是領先世界。
蘇慧廉來到中國的時候，甚至找不到一張世界地圖。在蘇慧廉這樣的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前，中國老百姓看病只能看中醫，是傳教士們將西方現代醫學帶到了中國。
當中國民眾看到西醫“開膛破肚”為人治療，一開始無不大驚失色，只有那些實在沒錢看病的中國人，才會讓去看西醫，只要稍有辦法的，都不願把自己的身體送到“屠宰場”一般的手術檯上。
是傳教士們一點一點讓民眾改變了對西醫的恐懼，蘇慧廉也是從幫人戒除鴉片煙癮開始，從一個簡陋的診所到後來系統性地引進現代醫學，使得他在溫州贏得了醫術高明的好名聲，許多人就是從被他治療康復開始，成為了忠實的信徒。
中國人，直到甲午戰爭之後，才徹底看清了自己制度和文化的落後，知識分子們要麼要求改良，要麼要求革命。
清朝統治者們眼看政權不保，只好縱容無知民眾起來“扶清滅洋”，義和團之亂由此誕生，他們衝進教堂，殺死傳教士和信徒，甚至連身上帶了“洋火”的學生都亂刀砍死，到最後包圍了北京的各國領事館，釀出一場大禍。
對付野蠻，八國聯軍用了更為野蠻的方式，直接攻佔了首都北京，帝國的統治者們倉皇而逃，留下滿目瘡痍的中國，屈辱地走進了20世紀。
而之前傳教士們帶來的文明火種，也在這場災亂之中奄奄一息。
蘇慧廉因為回英國度假，躲過了一劫，等他回來的時候，聽他的好友同時也是傳教士的李提摩太講述了“山西教案”的慘烈：一位叫法爾定的牧師全家被殺，包括三個不足十歲的孩子。暴民在母親面前殺了孩子，砍下孩子的腦袋，最後再殺了母親……整個山西教案共殺死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
這些來中國傳教、行醫、辦學的傳教士們，這些為中國帶來現代教育、現代醫療、現代觀念的人，將性命也搭在了中國。
3
他們
被中國人遺忘了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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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廉在中國整整待了46年，像他這樣的傳教士還有很多。
比如說他的好友李提摩太，在傳教的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傳媒的先驅者。他1891年創辦的《萬國公報》，經常向中國介紹西方文明和各國發展情況。是他，第一次將“馬克思”介紹給了中國人。
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傳教士100多年前在報紙上介紹的一位人物和他的思想，竟能在日後的中國引發出前所未有的鉅變。
可以說，西方傳教士的湧入，為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拋開宗教信仰層面，我們只從傳教士們開辦的學校來看，就功不可沒。一開始教會學校偏向於宗教傳播，但到後來，宗教功能減弱，教育功能加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才，比如：詹天佑、唐紹儀、冼星海、林語堂、聞一多、竺可楨、茅以升、屠呦呦……
由西方教會創辦的燕京大學
但這些傳教士的故事和功績，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刻意抹去和遺忘。
在溫州，關於蘇慧廉的記錄曾一度只有300字和一張模糊的照片，若不是一位溫州學者在全球各地的尋訪，恐怕今天我們也早已將他遺忘，他是溫州近代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都是如此，更何況其他傳教士？
今天的中國，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但西方先進的文明、思想、科學、制度，依然是我們繞不過去的需要學習的東西。
100多年前那位傳教士的話不時在我耳邊迴響：“多年以前，他們感到，中國需要外國人的幫助。這是因為，當他們閱讀中國學校的教科書時，他們感到其中缺乏四種東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學，二是缺乏真正的歷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經濟學，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這四樣東西，今天的中國真的補齊了麼？
蘇慧廉等傳教士告訴我們，不是任何西方人士來到中國都是不懷好意，不是任何西方思想都是洪水猛獸。對於這些在100多年前為中國現代化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西方人，我們至今欠他們一聲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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