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陳鴻儀，出生於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龍江省遜克縣插隊落戶。1977年3月進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習，系末屆工農兵學員。1979年經考試成為復旦政治經濟學系西方經濟思想史碩士研究生，1982年獲得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國留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學任教數年，現為美國創價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萬難“採購”
這次“採購”發生在我插隊的時候。本來一個插隊知青小農民，和高大上的“採購”二字是八杆子打不著的關係，但因為偶然和特殊的原因，讓我有了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經歷。
那是1972到1973年之間的冬天。1972年我插隊的地方有兩件記憶中的大事。一是秋夏之交黑龍江流域頻下暴雨，江水猛漲，黑河地區沿江公社全都受到嚴重洪災。我們大隊江邊大田快到收穫季節的莊稼盡數毀於洪水。還好有部分是在小興安嶺北麓的坡地，地勢較高，留下了一些收成。但現金分紅肯定是沒有指望了。二是當年隊裡知青中爆發傳染性黃疸肝炎。兩三個月的時間，住集體宿舍的近百位知青中被傳染上而發病的就達到三十餘人。被傳染上發病的不能出工需要休息，而尚未傳染上的則人心惶惶，心神不定。
所以一待洪水退去，年終結算結束，知青們拿著分到手的可憐巴巴的十來二十元錢，全都提出要回上海探親或養病。原本隊裡不成文的規定是知青每兩年可以輪流請假回上海探親一次。但那年受災，分的糧食少，隊裡怕患病知青留在隊裡吃不飽飯，再加上沒有治病的醫療條件而鬧事，所以只要提出申請一律批准。結果全大隊百餘名知青霎時一溜煙地跑得只剩了七個。這七個知青有的是擔任隊裡的某些離不開的職務，如代銷點店員，赤腳醫生，出納等等；也有個別是家裡條件實在困難，怕回去給家裡添麻煩，只好留下。
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我是在前一年染上肝炎，以後轉成慢性（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傳染給其他知青），回上海養了九個月病。因為回到上海沒有糧油和任何其他配給品的供應，實在不好意思長期佔用父母弟妹和老祖母的定量，所以病未全好也只得在洪災前夕回到了黑龍江。
記憶中的那年冬天並不難熬。雖然天寒地凍，但因為洪災，冬天沒有多少活好乾，倒倒糞，砍砍柴，比較清閒。更因為洪災，缺少餵豬的飼料，知青食堂把養的兩頭豬都殺了。等多數人都走了後，還給我們留下半拉豬。我們七個人守著半拉凍豬，幾乎天天可以吃到肉，那可真是自打下鄉以來，不，恐怕是在上海都從來沒有過過的好日子！只是好景不長，隊裡突然要叫我到上海採購！這是怎麼回事呢？
黑龍江的特點是人少地多。我們大隊連知青四百多口人，有地五百來垧，人均一垧還出點頭。那麼多地靠人工是種不過來的，就是用牛用馬也還是不行。我們到達時，大隊有兩臺老掉牙的“東方紅”履帶拖拉機和一臺康拜因收割機。兩三年後，又添了臺上海支援的“二八”輪式拖拉機。所謂“支援”並不是免費贈送的，而是給接收上海知青比較多的大隊一個購買的配額，拖拉機還是要大隊自己出錢買的，只不過沒有受到“支援”的大隊就是有錢也購買不到。輪式拖拉機馬力不如履帶式的大，但掛上拖車運輸的話拉的東西比馬車牛車多得多，速度也比履帶式快多了，所以隊裡把它看得很寶貴。
那年冬天，寶貝“二八”卻突然趴窩了，聽說是油泵出了問題。說是大隊幾個農機手在公社農機站折騰了好幾天，都沒法把這個拖拉機的心臟給折騰得活過來。公社農機站的站長下了結論，說是沒治了，想法買個新的吧！那還有什麼辦法？買吧。總不能讓那臺還新得很的二八就此成了一堆廢鐵吧？只是接下去一打聽，就傻眼了。說油泵是戰備物資，別說縣農機局沒有，就是到地區，也別想買到。（至於拖拉機油泵怎麼就成了“戰備物資”，那就不是咱農民能知道的了。）那幫徹底沒轍的農機手和大隊革委會的人商量來商量去，最後得出的結論說拖拉機是上海支援的，恐怕只能到上海去想想辦法，看能不能買到了。
應該說這個辦法的方向是對頭的，只是此法一提出卻馬上陷入了困境：派誰到上海去“想辦法”呢？那幾個大隊農機手，不管老的少的，高的矮的，平時都是下巴頜朝天，牛氣沖沖的大老爺們，這時卻都像老孃們似的打起憷來。推推讓讓，誰都不肯接這個茬。
其實也難怪，全大隊除了老輩被日本鬼子從河北抓到東北當開拓團的，或者三年饑荒時從山東逃荒闖關東的，就沒人足跡超出過一百多里地外的縣城。讓他們馬車汽車火車千里迢迢到上海？想想都心驚膽顫啊。農機隊長兼大隊革委會副主任老付說得最形象。他說：我大字不識一打，連男女兩個字都分不清，到了上海要上廁所走錯了門，讓人抓了流氓咋辦？！可是又不能不派人啊，七論八論不知怎麼就把這件“重要任務”論到了我的頭上。
大隊黨支部書記來找我交代任務，一開始讓我一口回絕了：我從來沒接觸過隊裡的農機，不知道油泵是個啥東西，沒見過長什麼樣，也不知道上哪兒去買，怎麼接這個任務？！書記連連保證農機的人會把要買的東西給我寫清楚，至於上哪兒買就得我自己到了上海再打聽。他還說：你不是爭取入黨嗎？這就是黨支部考驗你的任務。說，你要真把油泵買來了，你這次回上海的路費隊裡就給你報銷了。我追問：要買不到呢？他想了下，挺困難地下了決心，說：也報！政治和經濟利誘的雙管齊下，讓我最終點了頭，接下了這樁任務。
有人也許要問，既然有那麼多知青回了上海，為什麼要派你去上海而不能寫信讓他們在上海想辦法呢？這就涉及到當年的一種特殊規定，即介紹信制度。不管你到哪裡出差，沒有介紹信是寸步難行的。我們這是要出省辦事，介紹信至少要縣一級的才行。也就是說，被派辦事者要本人拿著大隊開的介紹信先到公社開出公社的介紹信，然後再到縣有關部門開出縣介紹信才能正式出行。
1969年4月。我的第一張工分記工單
等一切手續齊全，臨出發前，党支書給我拿來一張半本書大的紙片，原是隊裡的記工單，背面是農機手給我寫的油泵名稱和規格；他交給我200元整票的現金，說是買油泵的。還說今年遭災，隊裡沒有多少現金，這是從信用合作社借的。要不夠，讓我在上海想辦法借一點墊上。接著又給了我二十幾元零票和兩斤黑龍江糧票，說錢是隊裡湊的，算我預支當路費，等回來再辦報銷手續；糧票就算給我了，也不從我口糧里扣了。
最後他拿出一包大約兩斤的黑木耳，不知是自己家的還是從別人家拿的。說知青回去探親都跟老鄉踅摸這個，上海人喜歡。你託人辦事得給人上禮，別讓人嫌我們農村人不識禮。我怕弄丟了寫著油泵規格的紙片，又特意抄了一張。然後在貼身的棉毛衫胸口縫了個口袋，裝上那二百元錢，介紹信，和紙片再縫死了。把零錢，糧票，和另一張紙片都收藏好了，才放心去睡。
我們大隊在小興安嶺北麓，不通火車。要乘火車到上海先要翻越小興安嶺到達北安。從我們大隊到公社6公里，從公社到縣城62公里，沒有班車。平時到公社都是靠的“11路”；到縣城的話，要湊巧搭各種便車，如果是隊裡的馬車，就得走整整一天。從大隊到縣城，公路是有，但是土路。冬天上了凍還不錯，馬車爬犁都暢通。最怕開春化凍翻漿或者夏秋久雨，路就成了大泥潭，根本無法走車。這種時候沿路各個村莊就成了和外界隔絕的“孤村”。我在前一年夏天患肝炎，正趕上土路變泥潭，沒法到縣醫院看病。等一個月後路通了，我的病也熬成慢性的了。
從縣城到北安好像有幾百公里，全是在小興安嶺裡彎彎繞繞的山間公路。雖有班車，也不是正常運行，時有時沒有的。一般是清早開車，順利的話傍晚可以到達北安火車站。如不順利呢，也只有聽天由命了，走上二十幾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打聽到第二天公社有車去縣城，大隊派馬車一早把我送到公社，搭上了縣郵局來公社收遞郵件的車。到縣城已是下午3點多了，緊趕慢趕來到長途汽車站，還好冬天路好，班車正常運行，買到了第二天去北安的車票。
冬天日短，剛四點天就黑了，得趕緊找過夜的地方。全縣城就兩家旅館。離車站近的這家是大車店，大炕通鋪，不分男女，兩毛一晚，不提供被褥。還有一家也是大炕，但分男女，提供被褥，四毛一晚，但離車站比較遠。就在車站旁這家住下了，反正都是穿著衣服蓋著大衣睡，管他旁邊睡的是男還是女呢。好在行李可以寄存，我放心出去吃了碗炸醬麵，記得是三兩糧票加一毛二分錢。炸醬味道還不錯，裡面主要是土豆和蘿蔔，還有點肉星星。那是一路吃得最好的一頓飯，接下去的四天路程，就全靠書包裡裝著的凍得梆硬的饅頭和身上背的水壺裡的水了。
在小興安嶺的山路上顛簸了十幾小時，終於到了北安火車站。北安到上海的直達車要走整整72小時，沒有食品也沒有飲水供應。這趟車更是有名的“強盜車”。在知青探親集中的高峰時期，車上人滿為患，不要說找不到座位，連過道，車廂連接處，甚至廁所裡都擠得滿滿登登的。為爭搶座位，爭搶行李架，言語稍有不和，或者僅僅只是互相看著不順眼，隨時都可能爆發一場鬥毆。皮帶橫飛不算回事，拿出小刀扎出血我也見過。好在這時知青探親高峰期已過，“強盜”不多，我順利買到車票上了車。
上車後第一件事，是拿出條繩子，把帶的那隻旅行袋綁在了行李架上。因為我是一個人出行，沒有同行的人幫我看行李，萬一睡著了或者要上廁所，行李讓人拿走咋辦？綁上了，要解開困難，就少了讓人順手牽羊的機會。一路上，我從未敢在火車靠站時下過車，買過吃食。只是在東北某站通過車窗買過一小兜凍梨。就是那種只有李子般大小，凍得黑黑的硬得像石頭的土梨。後來在車裡化了，變成一包酸酸甜甜的水，味道還不錯呢。
一路順利，回到上海也已經是五天過去了。沒顧上洗個澡，睡個懶覺，馬上就開始“想辦法”。先想到的辦法當然是走“正門”，也就是到正規的上海市農業機械供銷處（還是“局”，記不清了）去。門口倒是沒管，也沒人盤問就進去了。在樓裡瞎走了一氣，看到有個門開著，有個人坐在那裡大概是看毛選吧，就走了進去。開口就問人家有沒有二八拖拉機的油泵。那人抬頭看了我一眼，說：這裡是按計劃調配農機供應的，不對個人銷售。說完又低了頭看書不再理睬我。我馬上掏出介紹信，說：我不是個人啊！我們大隊的拖拉機買了還不到兩年，壞了油泵就不能用了啊！
這人聽我急得聲音都有點發抖，又是一口上海話，就又抬頭打量了我一下，問：知青啊？我說是。又問：開拖拉機啊？我說不是。他說你不開拖拉機怎麼讓你來買油泵？我就說了隊裡農機手不敢來上海，怕走錯廁所讓人當流氓打。他聽了哈哈笑起來。完了對我說：在這裡你肯定是買不到的。你到生產廠去問問吧，有時他們會有次品處理的。
我一聽馬上說：次品我不要啊。買回去不好用的話隊裡要我賠怎麼辦？他看著我懵裡懵懂的樣子哭笑不得，拿筆給我寫下生產廠的名稱，說：反正這裡是沒有的，要不要到廠裡去試你自己決定了。就這麼一個軟釘子把我給推出了“正門”，不過總算知道了生產廠的名稱。(可惜現在無論怎麼想，就是回憶不起那個廠名了。)
想想如果到廠裡去，不認識人的話，正門恐怕也是走不通的，那就只好想想旁門，後門了。本來我父親是國防科委在上海的一家研究所的總工，解放前就開始在上海工業系統工作，由他找找關係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那時他正在研究所被批鬥和打掃廁所，他的昔日同事和朋友大多也是同樣處境，這條路也就斷了。我只好向先前回上海的其他知青求助，看有沒有認識生產廠家，或者有其他辦法的。
那時又沒有電話，我只好按地址一家一家去找。知道消息的知青們倒是很快行動起來，一傳三，三傳十，連他們的家長都動了起來——那時我們下鄉已近四年，縣裡沒有什麼工業，所以除了1972年走了一個推薦當工農兵大學生的，全隊百多知青就沒有一個上調的。如果能在購買油泵上立個功，就算沒有上調名額，能在隊裡有個職務，比如當個木匠、電工、農機手什麼的也好啊。
幾天之間，消息倒是傳來了不少，但大多牛頭不對馬嘴。也試過他們提供的幾個關係，結果還不如在農業機械供應處得到的消息有用。其中只有一個男知青說的聽上去靠點譜。那個男知青的父親在一家機械廠工作，聽說是八級鉗工。（上海人都知道，技術工人中八級鉗工是什麼樣的地位。）我到他家去了兩次，滿懷希望。第一次沒見著他爸，第二次見著了。
他爸說，只要有圖紙，他保證能把油泵給做出來。但他提出要讓隊裡給他兒子辦“困退”。理由是那個男知青的父母早年離婚，男知青和兩個弟弟跟著父親過，原來家裡的一應家務都是那個男知青乾的。現在沒了他在家，家裡生活很困難。我不是不相信男知青他爸能把油泵給做出來，問題是我上哪兒給他弄圖紙去？我又怎麼可能讓隊裡給那個男知青辦“困退”？這樣一來，這條路也就算是堵死了。
又過了幾天，正當我像沒頭蒼蠅到處亂撞，撞得幾乎絕望時，從我好朋友小敏那裡傳來了好消息。小敏的母親在中學當老師，本來和拖拉機廠，和油泵毫無關係。但功夫不負有心人，她想到有個過去的學生分在那家廠工作，就找上門去。沒想到那個學生正好是那家廠的造反派頭頭，成了革委會的一員，大權在握。更沒想到的是，這個學生竟然還記得上學期間小敏母親對他關愛，答應幫忙。這真可謂是無路者難於上青天，有路者易如囊中取物。
我沒和那個“前學生”見過面，只是讓小敏母親用我的介紹信換來了一張到那家廠的銷售部門付款取物的單子。單上寫的品名是我要的那種油泵，不過註明是“三等品”，價錢238元零幾毛。我對 “三等品” 這三個字心存疑慮，特意讓小敏媽再去問。回答說，正品是不能由廠家自主出售的，而且價格也要貴不少。這個“三等品”的質量完全合格，是照顧我們農村知青，特意降等降價賣給我們的。
我喜出望外，但沒忘記把那兩斤黑木耳交給小敏母親。我說一斤給那個“前學生”，一斤給小敏母親。小敏母親說她不要了，兩斤都給那個“前學生”吧。隊裡只給了我200元錢，購油泵短缺的近40元錢也是小敏母親借給我的。（我父親那時工資減發，存摺被扣，家裡根本拿不出40元錢來。）付了款，拿到手的是一個多層油紙包著的，有點圓，有點扁的十來斤重的傢伙，還用細繩捆了好多道。我捧著它，也沒敢打開看一下這個寶貝，就踏上了回黑龍江的火車。
這趟“採購”連路上行程歷時二十九天。我不負重望，將油泵買了回來，雖然我仍然不知道它究竟長得什麼模樣。這二十九天，隊裡沒給我記一天工，但按照党支書的保證給我報銷了路費（火車，汽車票錢）。至於什麼路途補助，餐飲補助，住宿補助，那是一概沒有的。就是那報銷的路費，也讓不少知青很是眼紅了一陣。至於入黨嘛，因為成分不好，還得多加考驗，一直考驗到我最終離隊去上大學，還是沒入成。
不過，這一趟“採購”也讓天真的我學到不少事：記得隊裡有個高中生知青有一次說，看到別人開後門很痛恨，可是自己開到後門很開心。結果讓不少知青狠批了一頓，說他宣揚資產階級思想。這時我才知道，其實他說的是真理，尤其是在很多事從正門絕對辦不成而非走後門和旁門才能辦成時；也知道了什麼叫“縣官不如現管”；知道了所謂“次品”不一定有質量問題，而所謂價格也是可以伸縮的……
閱讀更多 回眸如煙往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