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公佈了新年號為“令和”，自5月1日起正式啟用，現用年號“平成”則將在4月30日停用。
平成年號始於1989年1月，這一年日本股市達到歷史最高點38915日元，地產泡沫也到了頂峰。在這一年5月，日本銀行開始出手抑制泡沫，提高再貼現率至3.25%，隨後又連續5次提高至6%。1990年下半年日本經濟開始減速，1991年增速跌至2.3%，1992年為0.7%，1993年出現負增長0.5%。
由於自此後整個1990年代日本經濟一直低迷不振，這一時期被稱為“平成蕭條”，後來又被喚作“失去的十年”，然後是“失去的二十年”，一直到今天平成謝幕，日本經濟都沒有能恢復到一個較高的增長水平。“平成蕭條”是日本經濟轉型未能成功的產物，對中國經濟極具警示意義。
日本泡沫經濟是經濟轉型的產物，即從出口型向內需型，由製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的過程中制定了錯誤的政策所致。1985年9月簽訂《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過高，日本政府擔心日元升值衝擊經濟，從1987年開始擴大貨幣供應，持續下調再貼現率，即從1987年到1989年5月，貨幣政策持續寬鬆，使得大量貨幣以刺激內需的名義流向土地開發、股市等，製造了泡沫。
中國也處於從出口型向內需型、以製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雙重轉變進程中，並承受制造業技術升級的壓力。與日本不同的是，為了防止經濟下行，中國採取了脈衝型的刺激政策，剛剛寬鬆有效後立即進行抑制，而不是像日本那樣持續多年進行貨幣與財政刺激，由於日本經濟缺乏戰略縱深，在短時間內就生成整體性泡沫，且長時間持續放大。
很多人認為中國應該吸取“日本在短期內連續提高再貼現率刺破泡沫導致硬著陸”的教訓，也就是應該“慢撒氣”。問題是，“慢撒氣”是與“吹大氣”交替進行，則會慢慢積累泡沫，只是與日本相比，拉長了泡沫生成時間而已。因此，一味通過刺激經濟促進經濟轉型的路徑本身不夠理性。
造成“平成蕭條”的不是泡沫破裂，而是日本政府為了應對泡沫破裂而放棄了經濟轉型，從而導致經濟失去了重心振興的機會。在泡沫破裂後，日本將再貼現率由6%下調至1.75%，1992-1999年間連續實施了7次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希望通過貨幣與財政組合刺激經濟增長，但無濟於事。
這是因為日本完全沒有實現“新舊動能”轉換，大規模的持續的基建投資，意味著日本經濟依然維持泡沫破裂前的理念、制度、模式與法律，日本經濟依然在一箇舊的軌道上掙扎，這些效率越來越低的投資只能勉強維持傳統產業的產能，也就是鋼鐵、石油化工、機械等舊時代的支柱產業。當政府將大部分資源投入到維持傳統產業以及傳統經濟結構的時候，維護了夕陽產業的利益，本該淘汰的企業繼續生存，擠出效應讓日本喪失了創造新動能的環境和可能，企業沒有動力去冒險創新。
日本經濟本來可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除了國內需求之外，也可以進入國際市場競爭，比如金融、文化、醫療等產業，但日本政府始終將大部分資金投入到基建以及附著於其上的傳統產業；另外一個方向是扶持中小企業，激發創新活力。這需要打破日本財閥體制，建立更加自由化的市場經濟，但日本傳統體制過於強大。
造成“平成蕭條”的根本因素是，經歷長期高速發展之後，日本基於舊的制度、法律和模式基礎之上，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因此，泡沫破裂後日本政府無法進行結構改革，通過創造性破壞培育出新動能，導致日本經濟長期無法從低谷走出，並積累了越來越多的政府赤字。
2012年底，日本安倍首相提出“三支箭”經濟政策，其中第三支箭就是鼓勵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但需要大膽的制度改革。到目前為止，安倍的結構改革依然緩慢，“三支箭”有一定成效，但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製定的高質量發展戰略，在理論上能夠避免“平成蕭條”的悲劇，通過改革擴大市場作用以及全面開放鼓勵競爭，支持中小企業與創新活動。政府提出了新理念，建立新機制，但在推動轉軌的同時，中央政府應該警惕不能過度依靠基建與地產保增長，應該果斷改變舊的增長機制，避免資源依然源源不斷地流入舊增長機制尋求安全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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