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通過禮制實施柔性專制，進而控制民眾，認為統治者的德行會傳播給民眾，於是民眾會遵循禮制，社會秩序因此得到保障。朱元璋在《大誥》中，強調了父子、君臣、夫妻、老少、朋友這五倫的重要性，認為這些良好的品行，平民百姓都應該效仿。在朱元璋看來，自己治理改善民眾福祉，國家運轉失靈，官員要承擔主要責任，他請求臣民同情自己為各種艱苦所困。
既然自認一心為民且克己奉公，那麼國家治理中的問題，就應該歸咎於官員未能上行下效。因此，朱元璋對官員懲治格外嚴厲，毫不手軟。馬驪在《朱元璋的政權及統治哲學》的梳理顯示，在朱元璋統治的前18年，沒有一個官員任期能做滿9年，因為任期未滿即被革職。
朱元璋
他試圖通過道德改造“治病救人”。為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典章制度，為官員提供行為典範，使之為民眾利益做事。朱元璋還在《教民榜文》中，讓兒童每年十月到十二月接受三個月的教育，讓拼的高山歌德老師傳授給孩子良好的品行。《教民榜文》還提到，成年人要贍養父母和祖父母，老人去世要舉行祭奠儀式。
朱元璋推行裡甲制度，既是為地方政府服務，又可監督民眾，控制社會。1373年，朱元璋還回復了“鄉飲酒禮”，通過這種儀式，旨在改造民眾道德。而《大誥》中的禮儀，則涉及婚禮的禮儀，官員根據不同等級穿衣，官員房屋根據不同官階的特徵，以及官員和平民的馬車圖案、顏色等等，一旦違反，即遭處罰。
顯然，皇權如此強硬地干涉民眾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收到朱元璋想要的效果。他抱怨無法讓大臣品德高尚，也無法改造民眾道德。認為人們只是表面接受，內心腹誹。“朕言如水，人心如石。”最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對民眾的道德改造失敗了：“朕竭心力，不能化聰愚之不善，奈何！”其後，他對貪腐官員大開殺戒，但也不能影響民眾。
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和武力強制，能夠讓民眾服從，但無法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朱元璋試圖對人們實施“思想深處鬧革命”，以鑄造良民和順民，事實上不可能成功。對此，還是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君》中說得好：“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
既然禮未能獲得民眾自覺服從，那麼法律就將讓人們恐懼遭到懲罰。《大明律》擬定了一套民眾必須履行義務的清單，造反將會受到最嚴重的懲處，並且株連家族成員。《大誥》中的一個案例顯示，13個人為逃避公務，剁去自己的手指，結果被梟首示眾，他們家中所有成年男子都被處決，女性被放逐到邊遠山區。江西貴溪儒生夏伯啟和侄子剁掉自己左手拇指，拒絕應召做官，但仍被朱元璋所殺。
顯然，在朱元璋的統治之下，民眾沒有選擇的權利，也沒有拒絕皇權的權利。“德治”實踐失敗，導致他用嚴刑峻法獲得服從。在儒家專制和法家專制的手段之間，效用（服從）就是其轉換邏輯。
《朱元璋的政權及統治哲學》閱讀札記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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