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著名洋務派大臣張之洞，是一個罕見由文官出身的地方大員。最初以在四川辦理學政，開設新式學堂受到好評，選拔許多四川籍人才，尤其楊銳和劉光弟兩人，最終成為參與光緒維新的主力。楊銳、劉光弟思想上與張之洞一致，而且都是張之洞在京師的人脈，最終兩人以康有為支持者的罪名被處死，一直讓後人十分惋惜。
張之洞像
一、張之洞辦學奠定四川大學的基礎
張之洞雖然名聲上位列晚清最重要的四大名臣之一，僅次於曾國藩、左宗棠及李鴻章，但其他三人都是軍功起家，張之洞卻沒什麼帶兵經驗，是地地道道的文官，還是從辦學出身。同治六年（1867），張之洞到浙江出任鄉試考官，不久到湖北任學政，從此湖北與張之洞就結下不解之緣，成為日後他大展拳腳的地方。
同治十二年（1873），張之洞到四川任考官，出任四川學政，待了三年。張之洞一方面大力整頓學風和科場積習。另一方面，他了解到一些比較先進的思想和西式教育的長處，他打著重振蜀學的旗號，在原文翁石室的地方興辦尊經書院。原本那裡另有一家官辦的錦江書院，專門教授傳統八股文章，用來應對科舉。
雖然四川的書香氣息歷來濃厚，據說清朝時期，光成都的書院數量和規模就穩居全國各行省的第二位，但教學的內容卻十分保守。事實上，自明朝以來，除了楊廷和、楊慎父子，明清兩代已經很少再有通過科舉出身的優秀人才，相比唐宋時代，四川文士人才的凋零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不乏有見識的人一直呼籲興學。同治十三年，丁憂在家的洋務派官員薛煥聯絡當地十幾個鄉紳，上書四川總督吳棠和學政張之洞，希望另立學堂適應新的環境，培養更為優秀的巴蜀之地人才，重振當年的人文輝煌。
尊經書院不論地點和精神都意在繼承漢代文翁的傳統
張之洞對這一建議非常贊同，因此接手這一事項，親自籌措資金，徵用土地，監督施工，就毗鄰錦江書院不遠的成都南門。地方比錦江書院更加氣魄，有講堂、宿舍、藏書樓、尊經閣，書院大門匾額寫著“石室重開”。由發起人薛煥出任第一任院長，但實際主事的是張之洞。本來張之洞想聘請大學者王闓運來主講，但當時出遊在外，沒有成行。到光緒五年（1879），由四川總督丁寶楨再次相邀，王闓運就來到成都主講。書院首批學生為100餘人，在張之洞離開四川前，這一批學生大多經過比較詳細的瞭解和關注，其中就有他極為賞識的楊銳和劉光弟。
張之洞對新舊結合的尊經書院抓的很細，親自擬定十八條學規，從尊師重教、珍惜時間，選定學業方向，刻苦用功等等方面進行督促。在學習內容上，依然把儒家經典放在首位，只不過張之洞明確強調破除陳舊的門戶觀念，一切學術均不可偏廢。表現了他適應受到外來思想衝擊，對教育學問有所覺悟的改變。
因此，尊經書院實際上是舊式書院向新式教育過度的一個重要見證，張之洞離開四川以後對書院一直念念不忘，包括留意一些人才推薦給書院，例如楊銳的哥哥楊聰等人後來留下講學，繼承新式教育思想。晚清末年到民國初年，四川能夠不斷湧現大批具備新思想的新型人才離不開由尊經書院打下的基礎，包括後來影響深遠蒲殿俊、羅綸、張瀾、吳玉章、彭家珍、吳虞等人物都發端這裡。
光緒二十一年（1895），鹿傳霖到四川出任總督，兩年後，將尊經書院與錦江書院進行合併，成為四川中西學堂，大量引入西式教育，天文、地理、外交、商務、西洋算術等，大開教育變革的風氣，與北京京師大學堂的時間極為接近，而四川中西學堂正是四川大學的前身。
楊銳的書信
二、楊銳是張之洞最器重的“門生”
楊銳字叔嶠，出身於四川綿竹的書香門第，由大他十二歲的兄長楊聰教養。少年時代的楊銳就顯露才華。同治十四年（1875），張之洞創辦尊經書院，發現楊銳才華橫溢，將兩兄弟比喻為當時的蘇軾蘇轍。不到20歲的楊銳深得張之洞鍾愛，離開四川升任兩廣總督，很快他就把楊銳招到身邊當幕僚，一直與楊氏兄弟感情深厚，尤其對楊銳簡直情同父子。
楊銳隨張之洞前往廣西解決法國殖民者入侵的危局，力薦湘軍出身的將領馮子材。光緒十一年（1885）取得鎮南關大捷，楊銳代張之洞起草向朝廷彙報戰果的《廣軍援桂破敵奏稿》。兩年後考取內閣中書，獲章京記名，協編《大清會典》，因此留在北京，順便充當張之洞的眼線，打探京師的各方情報。
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之洞推薦楊銳應徵經濟特科。這一年六月，光緒帝發佈“明定國是”詔決心自強。楊銳積極參與其中，並不是因為與康有為、梁啟超關係密切。楊銳的動機其實因為了解皇帝想要大展拳腳的心情，積極為張之洞謀劃入京主事的機會。但隨著維新的展開，楊銳主張與康梁多有不合，聲稱要對新法“稍加裁抑”。
張之洞當然欣賞楊銳的謀劃，就讓陳寶箴推舉楊銳，九月一日，楊銳受到光緒帝召見，極言興學、練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緒帝甚為滿意。接著又召見了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三人，參預維新，當時有關詔書全由四章京代皇帝草擬，這一番幕後操持，導致楊銳成為維新的核心人物。
不久，光緒帝到頤和園向慈禧請安，慈禧對光緒帝施加壓力。光緒帝回宮以後就寫了一道密諭交給楊銳，內容就是眾所周知的，皇帝感到太后的壓力，害怕自己將要不保，希望獲得援救。楊銳接密詔以後，雖然他與康梁理念不合，扶持皇帝維新圖強的宗旨還是一致的。由於後來記錄維新失敗經過的史料，首推親歷者梁啟超的《戊戌變法記》以及袁世凱日記，但今天的許多研究者或多或少發現，這些人的回憶難免存在偏差，甚至刻意誤導。
如康有為的《六哀詩》談楊銳，說楊氏“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梁啟超的《楊銳傳》聲稱：楊銳“久有裁抑呂（後）、武（則天）之志”，於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實際上楊銳根本不知道康有為想“圍園”對付慈禧的，他的初衷其實是要調和帝后關係。
綿竹的楊銳廣場塑像
楊銳受學在張之洞刻意強調破除“門戶之見”的新派書院，的確思想上有新氣象，早年對康有為學說有好感是事實，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透切時弊”。原本張之洞作為一個學問上見識不凡的人，也曾對康梁很欣賞，還試圖請梁啟超到武漢辦報紙。但通過一段時間接觸，就發現他們過於激進。從為人方面說，康有為自視甚高，有些目中無人，兩人就形同水火。楊銳到維新前夕已經對他們十分不滿，在給張之洞的一封信中，楊銳明言康氏“繆妄”：“近日變法，都下大譁。人人慾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繆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乎？……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在維新過程中，楊銳好友高樹在《金鑾瑣記》也記載，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譚嗣同、林旭也不滿，私下形容譚嗣同為“鬼幽”、林旭為“鬼躁”：“鬼幽鬼躁楊公語，同列招災竊自憂。……叔嶠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禍可知矣。”
楊銳在九月份被捕，張之洞知道後急電盛宣懷，請順天府尹陳夔龍及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王文韶營救。張之洞電文稱：“楊叔嶠者，端正謹飭，素惡康學，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實系無辜受累”。張之洞幾次致電在北京官僚朋友，如請託關係找滿清大臣剛毅等重要人物幫忙，反覆澄清楊銳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薦，與康有為沒有絲毫關係。可惜，楊銳等人沒有經過審訊就秘密被害了，死時年僅四十一歲。
三、劉光弟是態度遊離的邊緣人
劉光弟字裴邨，今四川自貢市富順縣趙化鎮人，是清初湖廣填四川的客家後人。父親早亡，母親王氏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送子讀書。
富順縣劉光弟故居內景
光緒六年（1880）縣考優秀，劉光弟到成都錦江書院和尊經書院，前後學習三年。到光緒九年（1883），中殿試二甲第八十八名進士，授刑部候補主事。在北京任職期間，他在南西門外修復了幾間荒廢的舊屋居住。那裡人煙稀少，屋外柳樹下有泉水十分清澈，周圍環境幽靜。劉光第除例行公事外，從不交往權貴，也不應酬筵席，一直都是閉門讀書，埋頭著作。在刑部任職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還很少。
正因為劉光弟與楊銳既是同鄉，還曾一起在尊經書院學習，兩人在北京期間加深了交往，也一度對康梁維新圖強宗旨有很強的認同感，因此大家變得熟識。隨著認識的深入，劉光弟也成為反對康梁的人。劉光弟成為參與維新的背景和楊銳是一樣的，也都是張之洞請託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七月，出自張之洞推動、由陳寶箴推薦，劉光弟也向光緒帝力陳“國勢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冗濫，無以圖治”的主張，得到賞識，授予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行走。
劉光弟雖也得張之洞欣賞，但關係不如楊銳深，劉光弟沒有在張之洞身邊工作的資歷，也不像楊銳肩負有額外使命——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維新大局。但劉光弟對康梁從欣賞到反對態度與楊銳沒有分別。康有為開設保國會，劉光弟似乎只參加了一次，後來也基本沒有什麼交往。
巴蜀書社出版的楊銳劉光弟研究
劉光弟曾在給家人的信中感嘆：“新舊兩派，互爭朝局（好在兄並無新舊之見，新者、舊者均須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實寒心。”所謂“新”即是指“康”。在軍機處值班期間，為緩和新舊矛盾，雖然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劉氏“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又曾請於德宗，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大軍機”係指舊軍機大臣，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則有“小軍機”之名）。
和楊銳的情況類似，康有為、梁啟超躲過慈禧清算，事後把劉光弟塑造和楊銳一樣是他們堅定的一夥人。康有為在《六哀詩》裡說劉光第：“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說康有為曾被人彈劾“保中國不保大清”，劉光第與譚嗣同聯名擔保康有為忠心不二；梁啟超的《劉光第傳》記載，劉光第稱此舉是奉君命而為，同時又慷慨表示：“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譚嗣同）獨為君子也。”
劉光弟死後，查抄其家，曾搜得彈劾康有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劉光第在維繫期間就想要退出，擔憂自己“終以憨直賈禍”，據說欲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痛陳“新政措理失宜”之處後，即辭官歸家，可惜沒有等到這樣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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