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名將劉長佑曾提出一項滅亡日本的計劃,具體內容是什麼?為何沒有被採納?

文史磚家


在晚清的大變局中,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在消除內難、挽救國運方面做出卓絕貢獻,而歷經戰爭的洗禮,在其間曾湧現出大批名將。其中有一位在見識方面絕不亞於曾國藩,甚至讓他自愧不如的名將,此人便是劉長佑。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劉長佑曾向清廷提出一項大膽的計劃,若能予以實施,或能將“心腹大患”日本滅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劉長佑是湖南省新寧縣人,出身於書香門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考取拔貢。兩年後,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劉長佑隨江忠源率鄉勇赴廣西鎮壓太平軍,並在此後轉戰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在平定太平軍的戰事中立下赫赫戰功,並因功升任廣西巡撫。此後,劉長佑又歷任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廣東巡撫、雲貴總督等職務,長期在第一線參與洋務運動。


雖然長期擔任封疆大吏,但身處高位的劉長佑卻為人謙和清廉,志趣高逸脫俗,從來都不以俗物為念,堪稱政壇的一股清流。不僅如此,劉長佑以極其擅長用兵著稱,其謀略之深、用兵之妙甚至連曾國藩都自嘆不如,常常由衷讚歎道“此老胸中甲兵,吾不復能窺測矣”(見《中興將帥別傳》)。



劉長佑雖然長期身處高位,但思想一點也不守舊,經常利用各種機會來了解國際事務,由此對國內外形勢瞭若指掌,並經常據此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案。彼時,經過“明治維新”的洗禮,先前積貧積弱、素以中華屬國形象示人的日本,突然間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不僅經濟、軍事實力大增,社會面貌急劇改變,而且日益展現出對外擴張的姿態。


劉長佑深知,一旦日本完成“維新”事業,成功地躋身於列強行列,早晚會對中國開戰,而且其侵略性絕不會弱於西方列強。所以等到日本吞併中國的屬國-琉球王國,並將其變為沖繩縣後,時任雲貴總督的劉長佑便向朝廷遞上一份名為《熟審邊情敬陳管見疏》的奏摺,主張對日開戰,時在光緒七年(1881年)九月。


劉長佑在奏摺中提出,日本狼子野心、貪得無厭,如今置國際法於不顧,公然侵佔我琉球群島,若不加以遏制,恐怕將來還會失去朝鮮。所以為今之計,不如乘日本“維新”未成、羽翼未豐的良機,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傾中國之全力一舉將其擊滅。況且,自實行洋務以來,中國的軍事實力大增,正是其用武之地。



與此同時,劉長佑還在奏摺中提出大致的作戰計劃,包括:首先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違反國際法、非法吞併琉球的罪狀,呼籲西方列強斷絕與日本的經貿往來;派名將從東三省出兵,順松花江出海,兵臨庫頁島,從北面襲擊日本;駐軍朝鮮南部,從西面遏制、威脅日本;派水師由寧波、定海出發,從南面進攻日本的長崎等地,以此來形成三面夾擊之勢。


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惡於天下,佈告西人絕海上通商之東使,倭人已可坐困。簡大臣宿將有威望者,起東三省之兵,出松花江,臨庫頁島,別命一軍出朝鮮以扼其西,而後選明習韜略,嫻熟水師之將,由寧波、定海率舟師趨長崎以攻其南。倭人離貳已久,必當自潰,即負隅抗拒,而我朝師武臣力必無撓敗之虞。見《道鹹同光四朝奏議選輯》。



劉長佑在奏摺中指出,日本或想在東南沿海騷擾中國,阻擾其進軍計劃,但朝廷對此大可不必擔心,因為東南沿海久設練兵,完全可以應付。與此同時,劉長佑還指出,如果能降服日本,則不但越南可以保全,就連朝鮮、暹羅、緬甸諸國都能避免被蠶食吞併的下場(“憑廟算之長,海外有截,天戈遠震,四夷戢兵,朝鮮、暹羅、緬甸諸國可免蠶食,不獨越南也。”引文同上)。


從當時的形勢看,清朝的洋務運動已經卓見成效,在平定太平軍事業中鍛鍊成才的名將大部分還在,經驗豐富、善打硬仗的精銳之師也不在少數,若能趁此良機跟日本開戰,未必不會將羽翼未豐的日本擊滅。如能如此,那麼不僅中國,甚至整個東亞的歷史將會被改寫。然而清廷或許是不想生事,或許是覺得劉長佑誇大了日本的威脅,最終竟然沒有采納這項計劃,白白的錯失良機。



次年,壯志難酬的劉長佑因病開缺回籍,但在家中依舊牽掛邊疆的防務,待聽聞中法之戰中,清廷取得諒山大捷卻簽訂賣國條約後,劉長佑不禁痛心疾首,竟氣得咯血數升。光緒十三年(1887年),劉長佑在老家病逝,終年69歲,諡號為武慎。七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朝完敗於日本,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史料來源:《清史稿》、《道鹹同光四朝奏議選輯》、《中興將帥別傳》


文史磚家


劉長佑確實是相軍的重要將領,並且眼光非常的長遠,從這一方面來看,是晚清時期非常難得的一名將領,只可惜沒有得到重用。

劉長佑的主要觀點,是通過討伐日本,展示清軍的強大戰鬥力,制止法國侵略越南為之後入侵中國的行為。

可以說是深謀遠慮,並且可行性非常高。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劉長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皇帝的信賴,也沒有得到當時朝廷大臣的看重與理解,而是拋之腦後。

洋務運動的口號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是清廷因為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發動的。

在當時,洋務運動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建設了一支強大的海軍和陸軍。但是,新軍隊並沒有經過戰爭的考驗。

所以,在日本侵佔琉球的情況下,劉長佑提出來的討伐日本,既能夠達到練軍的目的,又能夠重振軍威,非常的合算。

甚至,劉長佑已經提出了具體的討伐日本的計劃。

兵分三路,一路從庫頁島進軍日本,一路從朝鮮兵臨日本,水師從長崎進軍日本。

1881年,在劉長佑的奏摺上,已經將國際社會上各國的反應、琉球臣民的反應,甚至將來日本侵略成性、會吞併朝鮮的反應,進行了一一分析。

哪怕是在140年後的今天,劉長佑當時的計劃也是非常完美的,對於日本的侵略更是早有預料,只可惜是對牛彈琴啊。

總有人對北洋水師甲午海戰的戰敗耿耿於懷,但是一支強大的軍隊,卻從來沒有打過仗,能算是一支強軍嗎?有怎麼可能經受住考驗?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可以說是中日兩國幾乎同一時期進行的強國運動,但是日本卻是“豁出一切”從上到下都支持“維新”。

反觀清朝,有反對的,有支持的,更有從中拖後腿的,失敗可以說已經成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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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佑湖南新鄉人,湘軍主要將領。與湘軍名將江忠源交情深厚,兩個人還是老鄉(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兩人奉命去鎮壓太平天國,初次出征就取得大捷。在隨後的幾年間劉長佑一直跟隨江忠源四處剿滅起義軍。然而在攻打瀘州城的時候,江忠源不幸陣亡了。江忠源死後,劉長佑接手了他有的部下,他屢屢重創太平軍,最後聯和湘軍其他將領剿滅了太平天國。他也因屢建戰功而連連升遷。

太平天國滅亡後,他要鎮壓了不少農民起義。劉長佑這個人可以說是靠鎮壓農民起義發跡的。但他並不是不懂民間疾苦,當他任封疆大史時,在自己的轄區內,整頓史治,加強生產,在他的努力下,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好轉。他的功績不僅當地百姓稱好,朝堂上也對他讚賞有加。由此可以看出劉長佑不僅軍事上有過人的本領,政治上也是不錯的。在那個相對封閉的年代,他卻有著不同常人的眼光,(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劉長佑向光緒皇帝提出一個在當時來說非常大膽的建議。先發制人攻打日本。


他對光緒皇帝說道:日本已將琉球王國用武力吞併,已經開始對我朝的藩屬國動手了,他日必犯我中華。趁他現在羽翼未滿先發兵消滅他,當時清朝的北洋水師在亞洲範圍內實力還是相當強的。如果舉全國之力攻打日本,必定能消滅日本。也不會有後來的甲午戰敗,可惜劉長佑的這個建議沒有被光緒皇帝採納。由此可見劉長佑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人,他已經料定日本以後是我中華之大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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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佑生於清嘉慶年間,是湘軍早期重要將領,早年曾跟隨江忠源抗擊太平軍,在江中源戰死後,他繼承其衣缽繼續與太平軍作戰,在多次作戰中重創太平軍,為清朝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而他也因功不斷升遷,在後來做過廣東、廣西巡撫、雲貴總督之職。

在任廣西巡撫之時,他整頓吏治,維護當地秩序,提出文教策略,使得當地廣西社會秩序逐漸穩定下來,要知道在此前廣西可是太平軍的發源地,歷經戰亂,破壞相當嚴重。

而在擔任雲貴總督之時,為鞏固邊疆,他與名將馮子材通力合作,殲滅了活躍在中越邊境的土匪勢力,換得了邊疆安寧。

從功績上來看,他毫無疑問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封疆大吏。

劉長佑還是一個特別有危機意識的人,在1881年的時候劉長佑就建議過先發制人討伐日本。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建議,是因為他看到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慢慢顯露出了侵略者的那副兇相,比如當時違反國際道義侵佔琉球。

在劉長佑看來,日本再這樣下去,接下來就是朝鮮、中國了,於是建議在日本還羽翼未豐之際給予其打擊,傾全國之力消滅日本。劉長佑也相信當時的大清是有這個能力的,畢竟清朝當時正在搞洋務運動,水師、戰船、槍炮等應有盡有,這時候也是檢驗自身能力之時。

劉長佑陳述完滅亡日本可能性後,還交了一份詳細的滅亡日本計劃書。

一、陳述日本侵略琉球罪行,然後選一有威望的大將起東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臨庫頁島。

二、一軍出朝鮮,扼其西端

三、再選一習水師名將,由寧波、定海率水師奔赴長崎攻其南端

四、以防日本圍魏救趙,在東南沿海設練軍,起防禦之態,以防日軍來襲

劉長佑認為這樣做符合道義,還能得到琉球臣民相助,又能使得朝鮮等國免遭蠶食,是大義之舉。

不過當時的清統治者並沒有採納劉長佑的建議,至於原因個人認為是被打怕了,清廷考慮諸多,認為不應該再輕易開戰了,它巴不得息事寧人,怎麼可能會自己主動選擇開戰呢?

若清廷知道僅僅在十多年過後會被日本搞的不得不發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不知後不後悔之前沒聽取劉長佑的建議,先下手為強呢?


其實劉長佑不單是提出抗擊日本,他還曾提出率先出擊抗擊法國侵略者。同年,他在法國攻佔河內後,上疏清廷說道:“法之處心積慮,乃在通商雲南。”於是他提出多種抵禦法國入侵的策略,主張舉兵南下,援越抗法以衛國,但和出兵日本一樣,建議依舊沒有被採納。

而在此後沒多久,則發生了中法戰爭…

其實這裡大膽想一下,若兩次都採取了劉長佑的建議,當時的中國還會那麼被動嗎?

劉長佑因清廷多次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在次年即公元1882年稱病辭官,回到湖南老家。此後他整日憂國憂民、鬱郁不歡,最終於公元1887年在憂慮中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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