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強大的根本原因是商鞅變法嗎？

你141812

在中國輝煌燦爛的五千年曆史當中，有數不清的歷史故事，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歷史車輪的推動者改變了一代又一代，今天的故事就從秦朝的崛起說起。

戰國初期，秦朝的國力其實是弱於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的，等到秦孝公繼承大位後，更加感到了其他六國對自己統治地位的威脅。如不變法圖強，隨時都有被強國吞併的危險，加上這時候秦國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和賦稅改革落後，制約了秦朝的發展，為了增加國力，在諸侯爭霸的混亂局面處於有利地位，秦孝公下定決心引進人才，變法圖強。

商鞅本是戰國時期衛國人，原名公孫鞅鞅，曾經是魏國宰相手下的一名侍從，年輕時候的商鞅就對法家的主張很是欣賞，在魏國沒有得到重用的商鞅聽到秦孝公求賢如渴，廣招賢才的消息後，就投奔了秦孝公。商鞅和秦孝公交談中，提出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的觀點，秦孝公也大為贊同。但他們遇到了一個共同的難題，就是這時候的秦國貴族並不主張變法，商鞅就對秦孝公說到，在一開始，他們的思想還很保守，國家做的事情他們一時不理解也很正常，等到這件事情辦成了，他們就會非常高興的，我們不應該受他們的思想左右，必須進行變法才能使秦國強大。

商鞅的變法改革讓秦國的貴族感到很大的壓力，他們一開始覺得有損自己的利益，權貴大臣甘龍堅決反對變法，他跑到秦孝公那裡哭訴新法不如舊法，只有按照老祖宗制定的法律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商鞅堅決反對甘龍的思想，商鞅嚴厲的指出因循守舊的壞處，陳述新法的各項益處，他的變法改革思想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同時任命他為左庶長一職，讓他負責變法的全部事宜。

商鞅的新法很快就擬定了出來，新法規定秦國的百姓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 伍”跟“什”成員相互監督，如果他們其中一人犯了法，所有成員全部收到牽連和處罰。對積極告發犯罪的百姓給與極大地獎勵，如果有誰故意窩藏犯罪者，那他就和犯罪者一同受處罰。新法同時規定，如果百姓想獲得名爵地位，可以通過參加戰鬥來實現，如果在戰鬥中立下了功勞，會根據功勞的大小獎勵不同的官職。新法另一個重點體現在農耕紡織方面，農業方面優秀的人才可以免除勞役之苦，成為自由人，甚至得到官職爵位。王室貴族的地位也不是長久的，如果在戰鬥中沒有立功，自己的爵位就要受到影響，要是因為自己的指揮失誤造成的錯誤，還要受到相應的懲罰。官吏等級有嚴格的制度，就連他們的土地數量，宅院大小，衣服多少，妻妾數量都有規定。

商鞅的新法制定出來後並沒有立即頒佈執行。為了讓百姓相信國家的改革決心，商鞅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天，商鞅在秦國的都城南門立下了一根三丈高的長木，當眾宣佈有誰能把此木從南門背送到北門，立即獎勵十斤，百姓們只是圍觀，都感覺事情太奇怪了，並沒有人站出來嘗試，商鞅看出百姓的不信任，又宣佈道，能從南門送到北門者，獎勵五十金。這時候有人站了出來，把長木背在向上一路小跑就送到了指定地點。商鞅立馬兌現了自己的承諾，給了那人五十金，那人得到金子後非常高興，對其他百姓說，看來官府說的話是真的，沒有欺騙大家，在場的百姓也都點頭稱讚。

在商鞅變法改革的開始階段，也遇到了一些難題。又成百上千的貴族跑到秦孝公那裡告狀，說新法不如舊法，請求廢除，秦孝公很為難，但也沒有答應他們，可見其改革決心。就在這個時候，秦國的太子觸犯了法律，按照新法的規定，是要處以懲罰的。太子的地位特殊，商鞅很是棘手。但還說嚴厲的指出，新法能不能順利的推廣執行，關鍵還在於秦國的上層人物夠不夠重視，就是太子觸犯了法律，也應該以法處置，不能搞特殊。這個消息第二天傳遍了秦國，百姓都相信了商鞅的新法。

在新法的推動下，秦國也越來越強大起來。這時候的秦國的農業、紡織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軍隊到前線打仗戰鬥力強大無比，民風也越來越好。沒有山賊強盜，百姓更崇尚為國家而戰鬥。

必讀歷史

個人認為，應該是秦國所形成的一種有別於東方諸侯的內部文化，才是促使秦國崛起，並最終一統天下的根本原因。

秦文化，其實就是“野蠻文化”或是“沒文化”！

秦國依靠商鞅變法走向強大；秦國依託山川之險得以進可攻退可守；秦國奮六世之餘烈最終一掃六合......這些要素我們都知道。但是，這些其實都不算是根本原因。因為，真正促使秦國逐步強大的內驅力，其實還是秦文化。而秦文化是有別於東方諸國的，它不受禮樂之束縛，相較於其他諸侯而言，秦文化更“野蠻”，更簡單粗暴，而赳赳老秦也就是野蠻成長起來的！

秦國當年被周天子分封到富饒的關中一帶，但是那時的秦地，大部分已經被西戎部落所佔。也就是說，周天子給秦人的，不過是張空頭支票罷了。之後秦國的地盤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秦人的前赴後繼打出來的。

因此，為了生存，為了壓制西戎，秦人沒時間像那些東方諸侯那樣講究禮法、修文養心，動不動就是搬出周禮來說事。他們也沒這個閒心跑去學習東方諸侯所謂的“文化”。秦人只能不斷的耕戰，要比野蠻人更野蠻，更強悍。因此，秦人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秦文化，一種較東方諸侯都要“野蠻”的文化。它塑造了秦人彪悍的民風，為秦軍日後成為可怕的虎狼之師，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也正因為這樣，秦人一直被東方諸侯所鄙視。在他們的眼中，秦國可是比擁有楚辭的楚國還要野蠻而落後的諸侯，是一個“沒文化”的國度。那些講究“禮節”的諸侯，根本不屑於與秦國打交道，都認為秦人就是野蠻人，和西戎沒兩樣。

既然，秦國都被東方定義為“沒文化”的野蠻人，那麼，秦人自然也不需要跟東方諸侯講“文化”，所以秦不守禮節，摒棄了那些虛偽的道義。他們展現出了極強的擴張性和侵略性。而秦軍更是作戰兇悍，一言不合就開戰。

秦人以軍功為晉升臺階，以戰爭勝利為目的，以消滅敵人為根本。因此，我們能看到，秦軍打仗，打的基本上都是殲滅戰，一旦獲勝，就殺戰俘，而且是有多少，殺多少。比如白起，史稱“人屠”，一生就殺了上百萬人......

秦文化是簡單粗暴的“實用主義”，所以秦國更渴望也更能運用人才！

事實上，秦國比東方六國都更懂得運用人才。他們不受周禮的束縛，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因此，在人才濟濟的中原地區，許多有大才而無大德，有實學而無身份的人，他們不受東方諸侯的待見，卻在秦國受到了秦國君主的賞識和重用，在秦國有了用武之地。

比如商鞅、張儀、范雎等，他們都是魏國人，早年都曾在魏王手下辦事。但最終，他們都來到了秦國，並在秦王的支持和信任下，實現了自己的抱負。

又比如鄭國，即便秦始皇后來知道他是韓國派來疲秦的，但秦始皇還是看中了他的才能，繼續讓他完成鄭國渠。這種用人的胸襟，是東方六國所不具備的！

所以，秦國能通過變法走向富強，靠的是來自東方諸侯的人才；秦軍能成為虎狼之師橫掃六國，靠的是野蠻而彪悍的民風。而這些，其實都是秦文化所奠定的基底！

這些歷史要讀

秦國強大、統一中國就是有了商鞅變法才成功的！

戰國時期共計250年，秦國大部分時間是被他國壓制著的。被當時中華文明當作異類的，而為什麼又是這絕於＂山東六國＂的暴秦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為什麼不是土地面積最大的楚國，不是＂百家爭鳴＂的齊國，不是擁有中原絕對地利優勢的魏國，不是胡騎鐵馬的燕國他們來完成統一大業的呢！

其實每個戰國諸侯都有過輝煌過往，在此不一一細說。唯秦國不因人而廢法。

春秋戰國時期，秦也算一強國，秦穆公還是春秋五霸之一。但後來秦國衰落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商鞅變法為止。商鞅變法使當時並不強大的秦國脫胎換骨，使秦國成為與中原五（齊、韓、魏、趙、燕）國和南方楚國並列為戰國七雄之一。但商鞅變法也大大損害了秦國傳統貴族階層（現在所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削減了他們的影響力。因此當支持商鞅變法的秦孝公死後，那些利益受損的貴族階層就捏造許多罪名讓隨後繼位的惠文王以車裂處死了商鞅。

但儘管車裂了商鞅，使秦強大的商鞅變法一直在繼續，包括秦惠文王之後秦國繼位者也都繼續延續執行下去，所以才到秦始皇贏政最終完成了統一大業。

所以說沒有商鞅變法，沒有秦惠文王及以後繼位者延續變法，就沒有秦始皇統一中國大業！！

用戶HDL眼鏡一王玉南

諸侯之間的兼併到了戰國初期只剩下七個實力雄厚的諸侯國以及零星幾個小國如衛國、中山國等，大國間國土接壤沒有了戰略緩衝區，對於資源的爭奪（土地、人口、水資源等）都容易爆發直接的軍事衝突，各國之間也感受到了這種壓力，戰國初期魏文侯率先變法，成為戰國首霸，魏文侯死後魏武侯未能將變法事業繼續推行葬送魏國霸業。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取得不錯的成效但是楚悼王病死後吳起被楚國貴族射殺差法事業被腰斬。韓國申不害變法則因韓國地域狹小沒有戰略縱深加之沒有山川河流之險被魏國直接撲滅。趙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雖得到慣策執行但只是軍事方面的改革，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並未有成效，即便如此趙國也成為了秦國統一天下最強勁的對手。燕、齊兩國也都分別進行過不同程度的變法只不過都是局部的變革，變法並不徹底。反觀秦國則是整體配套設施改革，將秦國來了個天翻地覆的改變，而秦國能進行整體配套設施改革得益於擁有崤函之固的地理之便，進可攻、退可守，得益於秦國地處西垂長期與戎狄雜處，文化水平比之山東六國差太多反而減少了文化認知方面的阻力，沒有那麼多繁文縟節改革反而更徹底。再者六國卑秦不與會盟秦孝公深以為恥啟用商鞅變法，能做到二十多年如一日堅定不移的支持商鞅變法，世所罕見，秦孝公死後商鞅失去了支柱被秦惠文王車裂居然沒有身死政息，制定的各項法規依然不折不扣的在秦國朝野繼續推行不得不說是個奇蹟。更大的奇蹟則是秦國的後世君主皆為有為之君，用賈誼的話說是：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商鞅變法使的秦國首先完成中央集權制政府，把中央集權的優勢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使秦國從一個落後的邊陲蠻夷之國彎道超車後來者居上，進而統一天下，結論便是誰先完成中央集權制政府誰就能統一天下，幾千年的歷史也證明了只有強大統一的集權政府才適合中國否則中國會陷入軍閥割據，國家四分五裂，人民朝不保夕，更無力阻擋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掠奪！

虔Q行如風

商鞅變法在秦國成功，是偶然還是必然？

商鞅入秦推行變法之後，秦國開始走上坡路，以至於始皇帝奮六世之餘烈統一六國，這當然於商鞅推行的秦法有很大關係，然而制度是否是可以決定一切的麼？山東六國就沒有人認識到深徹變法的重要性麼？也沒有變法的人才和機會麼？然而為什麼只有秦國進行了深徹變法？

十八月圍城

商鞅變法是主因，秦國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性格是次因。法家的變法，不止是在秦國實行，李悝和吳起都在魏國實行過變法，吳起後來在楚國也變過法，然後申不害在韓國變過法，但他們的變法都不徹底，僅僅只是在他們執政的時候能夠變法改革，在他們死後變法自然而然就停止了，人亡政息。所以實際上，雖然說魏、楚、韓都曾變過法，並也一度因此而國家強盛，但由於變法的不徹底，也就僅僅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只有秦國的商鞅變法是一直延續始終，甚至延續到秦朝滅亡的。其他幾個國家的變法，僅僅只是當政者的一個改革措施，就是誰在臺上誰說了算的意思，換人當政者也就換了政策。但秦國的變法卻是基本國策，是受到全國上下所有人認同的，不隨著當政者的改變而改變。所以秦惠文王上臺後，雖然由於與商鞅有仇而殺了商鞅，但卻並沒有廢除變法，而是一直延續下去，延續到秦始皇甚至到秦朝的滅亡。那麼，同樣是變法，為什麼能在秦國一直延續下去，而在其他國家卻是曇花一現呢？這就跟秦國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個性有關係了。從地理位置上來說，秦國當時地處邊疆，有函谷關和崤關之險，一旦關上關門，就遠離了征戰不休的中原地帶，有利於改革和猥瑣發育。而中原六國雖然財雄勢大，但彼此之間不停爭鬥，耗盡國力，最終被秦國得了漁翁之利。從民族個性來說，同樣是由於地理位置偏僻，秦國當時還處於相對比較落後的野蠻時代，中原諸國其實一直是看不起秦國稱之為蠻人的。

但正因為落後，老百姓都還很淳樸，所以既得利益階層並沒有那麼多，變法改革的阻力並沒有那麼多，也容易得到認同。與之相比，吳起在楚國的改革就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結果連自己也丟了性命。事實上，法家的這種耕戰制度也僅僅只有淳樸的秦國人能夠適應。秦始皇統一後將這種制度推行天下，其他六國遺民都接受不了。原因也很簡單，耕戰制度其實就是軍國主義，整個國家被管理得死死的，老百姓做什麼事情都得按照法律法規來辦，嚴刑峻法。這種制度對於中原富饒地位的老百姓來說是接受不了的，只有像秦國這樣窮山僻壤地方出來的老百姓才能習慣。就像後世戚繼光曾國藩他們招兵，凡是在城市裡混過的人一律不要，反倒將那些在深山溝裡出來的窮苦農民當成最好的兵種一樣，沒有別的原因，窮苦地方出來的一根筋聽話，城市裡的習慣偷奸耍滑。

文清文清小故事

也可以這麼說，沒有商鞅變法，秦極大的概率是不能變的如此強大的。

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國已經山窮水盡的地步，國家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家沒錢民眾更沒錢。秦孝公利用各種手段防止了魏國的進一步西進，使得國家有了休整發展的環境，但落後的制度、落後的思想阻礙著秦的自強崛起。秦孝公銳意改革，但卻找不到方法，國內沒有懂得變法的人才，於是發出了著名的求賢令，天下士人紛紛入秦。

當時儒家墨家為顯學，有非儒即墨的說法，其他像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縱橫家等等，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帝道、王道、霸道也爭論不休。秦孝公面臨的選擇其實是非常多的，不選擇儒家、墨家、道家這樣易於讓整個國家接受的學說，而是選擇了法家，一是秦孝公的慧眼識珠，二就是商鞅的真才實學。

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之後，秦國內部產生了非常劇烈的化學反應，整個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內部整合，剔除落後影響國家發展的利益集團，整個國家從制度上到思想上進行了大清洗，從而使秦國迎來了新生，秦國驟然崛起。

雖然後來商鞅被殺，但秦孝公和商鞅制定的律法卻沒有被廢除，整個國家變成了以耕戰為主導的軍國主義政府。大量的底層秦人通過戰場上殺敵不斷地往上爬，慢慢的整個秦國的朝堂上充斥的都是從底層崛起的軍官，這也是秦國不缺大將的一個因素，文官集團由山東各國的士子擔任。官僚機構上下流動非常頻繁，底層人民為官僚機構提供大量的新鮮血液，底層人民也有上升之階，國家變得非常健康、高效。

月關說

我們常說：天時地利人和。為什麼？因為真的有道理。

秦國為什麼崛起於春秋，強大於戰國中期，統一於戰國末期。就是在這三個方面發生了轉變。

天時：春秋，周王的影響還在，血統非常重要，權臣即便殺了諸侯國君，但還是要立國君之兄弟子孫為候。所以不具備一統天下的時機，戰國開始，周王徹底衰弱。才開始了統一步驟。這時戰國七雄才同時具備了天時。（可憐晉國，要是支撐到戰國還有別的國傢什麼事嗎？）

地利：秦國一直沒有地利，函谷關在晉國（春秋），魏國（戰國）之手。所以秦國一邊向西，一邊向西南擴張，就是因為出不了中原。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打敗魏國獲得函谷關。從此進可攻，退可守。敗了放千把人在函谷關，就可以保秦國安全，然後挑撥離間，坐看東方六國內耗，。勝利則可以奪取城池，把戰鬥放在敵人的國土上。

人和：在奪取函谷關以前，只有被淘汰的末端人才才會去秦國。真正有識之士，要麼在魏國，要麼去楚國，要麼去齊國。當秦國奪取函谷關以後，才具備了人和的基礎。此時，魏國又源源不斷的向秦國輸送人才。才會有商鞅和商鞅變法。

所以，國家崛起首先靠製造天時，創造地利，但只有人和才會成功。

yyyysssswwww

和民族性有一定關係。

商鞅變法，是中華文明的一次大進步，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代的文明大蹦盤與大整合之後，各種促使新的社會形式形成的因素已經大體具備，經濟、政治的發展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機制來支撐其發展，在這一時代背景下，變法運動應運而生，各國變法風起雲湧。其中，商鞅變法因最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獲得了巨大的成效，自秦孝公開始，秦國曆代君王均將商法奉為圭臬，從而積攢下了超強的國力，為秦始皇最終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但為何在變法浪潮之中，只有商鞅變法最終取得了成功呢？這一點已經被歷代大家分析許久，而以人性的角度來看，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要點，那就是秦國人的“族性”。

       《史記》、《戰國策》等史書上均有記載，秦人在商鞅變法之前與山東六國風俗迥然不同，彼時秦人忠勇樸實，但好私鬥仇殺、人殉成風、父母兒女共居一室不避嫌，山東六國因此將秦國視為不開化的“虎狼之國”，與中原國家相比，將其引為異類，不屑與其為伍，更不與之會盟，“列國卑秦”被秦孝公視為大恥，由此才拉開了變革的序幕。

        而在商鞅變法之後，秦國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規定了私鬥仇殺的罪名和對外作戰的獎勵政策，由此開始，秦國的族性有了明顯的改變，此時秦人忠勇質樸依舊，但都怯於私鬥，勇於公戰。這種族性的有機改變，再配合軍功爵制度的實行，使秦國的軍隊戰鬥力直線上升。換句話說，商鞅變法以法治的理念為秦人原本野蠻生長的族性套上了束縛，並加之引導，使其最大限度的發揮了對國家有利的一面，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其對國家不利的一面，這種對秦人族性的引導，使秦國有了對抗山東六國的精神基礎。

        對比來看，商鞅變法之後的山東六國並沒有對自身的族性加以引導，反而逐漸沉迷在了紙醉金迷的“溫柔鄉”之中，統治階級的進取之心漸漸被消磨殆盡，即使有著“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趙等國，也在後來的內鬥中肆意演示著族性中醜陋、惰性的一面，而未將自己的銳氣用於大爭之世的競爭中，在這一點上，秦人有著明顯的優勢：其奮發向上、質樸勇武的“耕戰精神”，自然保持繼承了春秋戰國以來整個社會形成的剛健銳氣，與山東六國的迂腐暮氣相比，自然百戰百勝。杜牧《阿房宮賦》中所言“滅六國者，六國也”，由此觀之不無道理。

        但是總體看來，戰國之世的華夏族性其實大體不差，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相對後世較為自由，因此人們的思想都比較飛揚跳脫，這也是形成那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環境基礎，只是秦人能將自己的族性用法治引導的比較好，統治階級也能夠惕厲自省；否則山東六國也不會留下豫讓行刺趙襄子時所說的“君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之禮報之”的感人言語，以及信陵君竊符救趙、荊軻刺秦等等展示那個時代人們精神風貌的故事。

        可以這樣說，秦人的族性成就了商鞅變法，秦人以自己的質樸精神踐行著秦法，使秦法獲得大成；而商鞅變法也進一步規範了秦人的族性，讓秦人在法律的準繩下獲得了精神上的強大戰鬥力，這種剛健清新、質樸有力的精神風貌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引人入勝的人文風景。但自漢朝以後，經濟的發展、物質生活的富足以及儒家思想的禁錮和外部競爭壓力的逐漸減小，使得中華兒女慢慢遺忘了這種流淌在源頭的血性。從最能展示一個時代精神風貌的文學形式來看，建安風骨猶能清新脫俗，唐朝詩文剛柔並濟，宋朝詞風漸變豔麗柔弱，元明清雜劇小說更傾向於市井百民。文學上的演變，昭示出了中華民族民族性變化的一個趨勢——即愈發圓潤浪漫，但漸失血氣。

        與此同時，統治階級始終將重心放在維護自我統治之上，為此必須要民眾變得柔弱馴順，封建時代的君主一方面提倡儒家的“忠君仁義”思想，一方面又打壓其他思想的發展，其目的就是要維護自我統治。明清理學的大盛，就是幾千年來思想禁錮的高峰，在思想的禁錮下，何談民族性的發展，何談中華兒女的血性？ 當俾斯麥打著“鐵與血”的口號打造德意志戰車之時，當日本人祭出“武士道”的精神參與世界競爭之時，當美國人懷揣著“美國夢”開始席捲世界之時，中華民族只有在“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懵懂抗爭中向世界消磨自己僅有的那一點無頭蒼蠅般的血性，翻看史書一看，源頭族性的剛健清新與質樸勇武，竟在近代大眾之中變得腐朽汙濁、空洞懦弱，以至於中華民族在世界潮流中失魂落魄了百年之久，“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的奮發向上，也在幾千年的封建朝代輪迴被漸漸消磨，變成了自甘墮落。

        近代中國的衰落，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民族性的衰落。這種衰落，既有外部競爭減少的原因，更是內部消耗所致。在當今中國積極參與世界競爭的背景下，中華民族又一次站在了大爭之世的時代裡，如果不能尋回源頭的那股血性與質樸，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自尊與奮進，只一味高談闊論，如何能在大爭之世中屹立潮頭？中國當今的改革開放既要包容，也要奮進；既要大度，更要敢爭！要以“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朝氣銳意進取，也要學用商鞅變法的法治精神規範、塑造民族性，切不可“沽名學霸王”，只留下一副華麗的皮囊，而丟失了內心的強大。

空城北島

商鞅變法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應該比較抽象，大致可以認為秦為適應地主階級發展的需要，而完成的一系列中央集權封建制度的建設。

在《全球通史》第7修訂版的第160頁，把秦強大的原因歸納為五個，個人認為比較客觀，但還缺少一點中國特色。

第一點，秦主要集中在渭河流域，而當地的大部分地區易守難攻;

第二點，秦地處邊遠，時常與蠻族作戰，戰備精良;

第三點，秦較早地使用鐵製武器取代了青銅武器，並且使用騎兵替代了原來的大規模使用戰車的軍備;

第四點，佔領了四川的產糧大平原，不僅擴大了秦的地盤，而且極大地增強了秦的實力，猶如馬其頓的崛起與希臘諸城邦的亂戰;(馬其頓後來統一了古希臘)

第五點，重視法家學說並進行變法，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這五點原因涉及的史實有，"函谷關諸侯束手"、"秦乃虎狼之國"、"獎勵耕戰和軍功爵制度"、"司馬錯平定巴蜀"、"商鞅變法"和"韓非子的法術勢三者合一"

。

關鍵字: 秦朝 歷史 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