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同者，出處為《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少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我說過，萬物進衍的漫長序列中，雖始終本著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根基法則，但一旦所處環境能夠保障各群體、品類的共同生存。生物間將自然傾向於建立一種趨於和諧的協作共生生存秩序，不再相互屠戮。作為生物的基本共性，前賢的“大同觀念”與“大同理想”自然將隨著人類邁向文明後的充分積累與觀念飛躍於萬物進衍中應運而生。
所以兩千餘載前先賢的“大同理想”實際與當前人們的民主觀念是完全不謀而合的，而奠定當代民主共和根基的孫文先生對大同理想的推崇亦為此加以有效印證。
但人們真正能夠於觀念層面形成“大同”前提，首先在於世界觀與物理觀層面所奠定的共同根基。
作為華夏文明最為輝煌的時代，時隔兩千餘載的春秋後期至戰國前期之所以能夠孕育出胸懷天下、仁及萬物的聖者，造就百家爭鳴盛世，主要在於這一時代人們世界觀的統一。也就是以自身視覺極限距離為半徑、與地球同心的“天球”所籠罩的“天圓地方”世界觀。
在這樣一個共同的世界觀下，人們通過不斷記錄“黃道”中太陽運動週期內不同天體停留位置並將其作為參照物，形成了十二進制、六十進制的時間觀念，兩儀、四象的空間觀念，以及其他更加詳細的分類記錄方式。
以此類分類與記錄方式為基礎，後人也自然逐漸將“天圓地方”的“天下”範圍中天地視為相互依存、相互對應的整體，由此奠定了當時人們共同的物理觀。而在共同世界觀與物理觀之下，人們也自然順理成章的對於社會層面的發展產生了相應的“大同理想”。當然這一過程也自然可以視為人類歷史長河中短暫達到由物質至觀念高度文明的充分印證。
此後歷經數次民族融合的華夏大地上，雖有盛唐的名播四海;蒙元、滿清的疆域廣袤、幅員遼闊。但民族融合帶來的文明覆滅與推倒重建、以及異域沙門宗教觀念的流入，都使得後世於物理觀上的統一程度難以企及前賢。人們對於聖者的“大同理想”也更多的體現於國子監中對前賢書撰的死記硬背，難以於根本洞悉原委。
特別是隨著人們使用工具的日新月異，使得近兩百餘載人們的世界觀相應由“天圓地方”的感官極限範圍有效擴大至上至浩渺宇宙、下至質子、電子等微觀粒子世界。
此前人們所依賴的自身感官顯然亦不再為收集信息的唯一途徑，甚至當我們觸及量子力學的二相不定與宇宙的浩渺無邊的上下邊緣後，人類感官反而成為了我們真正認識世界本質的一種侷限，而近兩百載的科技發展顯然又是不足以使人類完全跨越這一阻礙的。
古語云：“大道至簡”，萬物雖顯萬象，實則歸為一理。而當今科學看似百花齊放的各異理論，實際是以各自切入點，人為將當前認知範圍的整體以天文、物理、生物、化學等不同層面刻意劃分。
其對萬物間千絲萬縷關聯的共性亦自然相對應劃分為引力、電荷、各異相互作用力，甚至更加抽象的業緣、因果、善惡、愛恨等不同形式。糾其根本，眾科學理論所欠缺的正是前賢對物質認知的統一的衡量標準。也就是說，先聖的智慧本質在於不同中尋求共同，而尚處於摸索階段的科學理論則是反其道行之的化簡為繁。
同時由於各領域缺乏統一的綱領，也自然於相應到達彼此瓶頸後，更多的暴露了為研究而研究的無的放矢，與正理漸行漸遠。
所以我們看待前賢的標準往往是將天文學家、思想家、軍事家、教育家等數家集於一身。當然也只有博古通今、見多識廣，才能夠產生胸懷天下、仁及萬物的大同理想。
而反觀當代絕大多數學者，無不醉心於為研究而研究的無的放矢，執迷繁瑣無謂數字計算的閉門造車。各領域間視如隔山，彼此難以相容，又將大部分精力致力於無謂的相互爭論。不斷炮製黑洞、蟲洞、引力波、多維空間等脫離現實的荒謬答案，使人們的物理觀與人生觀、價值觀嚴重脫軌。諸如此類又如何能以廣闊胸懷再議天下大同?
最後新聖希望以源律大同為主旨的“傳聖源同閣”，能夠在秉承前賢智慧的基礎上，真正做到弘揚傳統，再現大同的“傳聖”夙願。使聽者人人成為擁有非凡智慧與廣闊胸襟的聖賢，而非尋章摘句、一知半解的庸才。當然礙於能力有限，鄙人亦真誠希望尋求擁有共同志向的朋友們戮力奮進、同舟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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