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張愛玲算不算“文化漢奸”,該不該講民族大義

淪陷區文學研究中某些著作中存在誤區之一,是要否講究民族大義。

具體到周作人和張愛玲上。國民黨政府即使對著名文化漢奸周作人,雖也逮捕判刑,但他在獄中仍大受優待,偽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偽政府法制局長鬍蘭成也未認真捉拿。

周作人和張愛玲算不算“文化漢奸”,該不該講民族大義

解放區不同,對在日偽文化部門任一定職務,在日偽報刊經常發表反共反人民文章的文化漢奸也一律查處,伸張了正義,教育了群眾,並未打擊面過廣。

至於民眾,無論在國統區,解放區,在漢奸問題上是一致的。

周作人和張愛玲算不算“文化漢奸”,該不該講民族大義

給張愛玲戴上“文化漢奸”帽子的,是國統區的民眾和傳媒。不是哪個人與張愛玲過不去,“民心是桿秤”。張不是一般家庭婦女。即使國民黨敗退臺灣後,那裡輿論仍認為張是“文化漢奸”。張後來寫了《秧歌》與《赤地之戀》而被臺灣當局欣賞,乃是後話。

1998年12月在《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中,以存目形式收進了周作人的鼓吹“復興中國,保衛東亞”的論文,確實是令人深長思之的。

周作人和張愛玲算不算“文化漢奸”,該不該講民族大義

現在可以看到不少書文已把周作人高抬到現代文學“大師”級寶座上去了。研究界、出版界竟會出現這樣一種奇特、荒唐現象,將如何解釋?

《論語》中有句話:“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首先是不要只聽信他說的話就輕易推舉,重在觀其行。其次才是不必因不齒其人而連他說得有些道理的話也全抹掉。先後重輕顯然有別。不能只用後一句來為大節可鄙的漢奸周作人曲為庇護。堅持民族大義,與所謂提倡狹隘民族主義,或煽動排外情緒,完全不同,不可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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