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格律”的侷限與缺陷（不對之處，一笑了之）
“格律”本身不是詩，而是詩的形式，正如“平仄”本身不是詩，而是字的聲調一樣。格律詩始於南北朝，成於唐，是古體詩創作從簡到繁，形式主義極致化的產物。從此意義而言，“格律”的發生有其合理性、科學性，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其作為一種形式規範，又是有侷限、缺陷性的，正如世間萬物，其存在既有合理性，也有侷限缺陷性一樣。
“格律”的規矩，主要為“韻腳”、“平仄”、“對仗”、“粘對”、“拗救”、“首頷頸尾”等等，而凡此種種，無一例外地都只是“形式”，而非“內容”，是詩的皮相、毛髮，而非其筋骨、血肉、氣脈和靈魂。詩為情意之物，是詩人情感、意象、心血、氣脈、靈魂和思想素養的自然湧流，是躁動於腹、臨盆而生的一個活潑潑的嬰兒，而“格律”的種種形式規矩，實際上是一隻冰冷的筐子，不放進去無以“格律”，要“格律”，多數需要切割，真正無縫對接的，少之又少。切割什麼呢？切割那些所謂不合“律”的形式，但切掉的僅僅是形式，就沒有血肉嗎？凡作詩者都知道，為“律”而切掉的，常常是自然生髮的生理組織。這很容易使人想起那則“削足適履”的故事，其情形與此相類。有人說，律詩本來就是“帶著鐐銬跳舞”，我們不僅要問，這是要顯示自己的“高明”，還是要顯示自己的“愚蠢”呢？難道，不帶鐐銬就不能跳舞，或者說，只有帶著鐐銬跳出的才算是舞嗎？
世間萬物其存在都是多樣性的，古體詩創作也應如此。“格律”從形式上而言，的確更規範，更繁複，也更極致，但正因為如此，它只能是古體詩創作之一，而不應該成為古體詩創作之全部。天鵝雖美，也只是鳥類之一，而非全部，蝶泳雖好，也只是泳姿之一，競走雖快，也只是走姿之一。即令是用“五律”“七律”的句格和字數寫出來的，就不可以是“古風”嗎？現在的詩家評家動輒以“格律”說事，似乎非“格律”不能作詩，非“格律”不能言詩，誤矣！
在古體詩藉助中華文化復興和互聯網技術的東風，正在迎來千年一遇的又一次黃金期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確理解“格律”的歷史功過與其合理性、侷限性，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在本人看來，“格律”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功過參半，合理性、侷限性五五之分。自由為詩的靈魂，其本質為生命的表現實現，其過程為感性生命的自然湧流。任何過於形式化的加工切割，都難免對其造成傷損，正如所謂的美容術其實質是對生命和本然的不敬，弄不好就會成為毀容術一樣。
寫到這裡，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八股”。“八股”始於宋，成於元，延續至明清，存續五百餘年，其存在同樣有功有過，有合理性和侷限性；其始生機勃發，其後則遺害漫流，最終走向其反面。周作人認為，從技藝論，“八股文”“集合中華駢散的菁華”；著名學者張中行認為，“由技巧的講究方面看”……在我們國產的諸文體中，高踞第一位的應該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詩的七律之類”。可是“八股”後來的命運，大家都知道了。思想家顧炎武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八股”一無是處，而是因為全社會的科舉和文人將其“神化”“教條化”所致。
反觀今天的詩家評家，人們對“格律”的態度和當年對“八股”的態度何其相似，甚至弄出一堆檢測“格律詩”的軟件出來，如獲至寶，大行其道。那些自己根本就沒有創作經驗，沒有詩作，沒有理論造詣的所謂“三無”者，居然成了“格律家”，在評詩、鑑詩，指導教訓後進者如何作詩，自己尚在門外，卻在教人如何登堂，這既是自誤，也是誤人。
實際上將“格律”“神化”“教條化”是一種淺薄的表現，這樣的傾向不是自今日始，自唐宋以隆就開始了。正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古代有多少詩才、詩題被“格律”消滅了，當下有多少詩才、後進被“格律”驅趕了。如果不是這樣，明清以來的古體詩創作不會衰敗的如此之快，當下的古體詩創作，也會是另一種新氣象，新境界。
每一個人都有情感，都有感性力，作詩不應成為少數人、少數樣本的專利。古體詩亦然如此。後進者首先要敢於寫，不要自縛手腳望而生畏，不要為“平仄”等等壓抑您的創作激情和衝動。不入律也不可怕，只要您發心聲、抒真情、出新境、有辭采，無論哪種形式都可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行、謠、吟都可以。首先要敢寫，不入律，也可以作“古風”觀，唐以前的大家，大都不入律，好詩多多。李白如此大才，入律的少，不入律的多，他的最負盛名的傳世之作，恰恰是“蜀道難”“將進酒”“夢遊天姥”這樣的自由體。現在的淺薄者，比對格律軟件用“平仄”堆出來的，自以為是“入律”，實際上大都是一堆被切成支離破碎的爛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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