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黃包車劫案
廣州別名“五羊城”，又稱“穗城”。傳說周朝時廣州遭災，民不聊生。一日，南海上空飄來五朵彩色祥雲，上有騎著仙羊的五位仙人，仙羊口中銜著五色稻穗。仙人把稻穗賜予百姓，祝福當地永無饑荒，然後留下五隻仙羊飄然而去。從此，廣州果然風調雨順，連年豐收。這段傳說使廣州有了“五羊城”、“穗城”的別名，而五羊石雕則已成為廣州市的第一地標。
1950年4月11日上午9點，一個二十出頭的姑娘走進西山區的一傢俬營銀行，從坤包裡取出一本存摺，對櫃檯內的職員說要提取一百萬元（按：此係舊版人民幣，相當於後來使用的新版人民幣一百元。下同）。
這個姑娘名叫陳敏君，系私立“真民小學”老師。陳敏君出身於富家，父親陳逸臻系吉隆坡歸國華僑，在廣州、香港、澳門都有產業。陳家祖上三代都在吉隆坡經商，直到1930年陳逸臻繼承了父親的財產後，才離開吉隆坡回到廣州定居。陳家在吉隆坡也算大戶人家，家裡僱傭了多名雜役、女傭。回國前，陳逸臻決定遣散下人，給每人發放一筆遣散費。其他人都接受了，只有四十八歲的老黃堅決不受。老黃是陳家的雜役，他家到他這一代已經是第三代替陳家當雜役了。他對陳逸臻說，我父親臨終前當著老爺（指陳逸臻的父親）和少爺您的面叮囑過了，不論東家有什麼變故，讓我都不能離開少爺您，如今少爺要去廣州，我自然得跟去隨侍。
就這樣，老黃帶著妻子跟隨陳逸臻到了廣州。夫婦倆結婚多年，從未生育，只道命中註定應無子嗣，也就死了心，哪知到了廣州不到一年妻子就懷孕了，來年生下了一個大胖小子。老黃夫婦認為這與他們隨陳逸臻到廣州不無關係，是陳家給他們帶來的送子福，於是對陳家更是感激涕零。
陳逸臻雖然定居廣州，但因為在海外有產業，所以常年在外奔波。時勢漸漸緊張之時，像他這樣的人獲得消息的渠道當然要比一般資本家多些。他知道國民黨是守不住廣州的，生怕老黃一家三口還跟著自己不大妥當，於是就在一年前決定讓老黃離開他家自立門戶。當時，老黃已經年近六旬，早已不幹活而靠陳家養老了，陳逸臻就送給他們一幢平房，另給一筆安家費，加上他們的積蓄和在中藥店當店員的兒子的收入，一家三口足可過日子了。
昨天，老黃去拜訪東家，送去了一份大紅請柬，原來他兒子要結婚了。陳逸臻為老黃高興，他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決定贈送一筆款子作為賀禮，於是，今天早上他就吩咐女兒陳敏君到銀行提取一百萬元現金回來。
然而陳敏君走進銀行的時候卻沒有想到，身後有一雙貪婪的眼睛緊緊地盯著她。她，即將成為系列搶劫案的第一個受害者！
解放前，由於地理位置和歷史原因，廣州城治安之亂，全國範圍內大概難有哪個大城市可以與其比肩。解放伊始，新舊政權交替之際，更是案件頻發，最多時一天內全市發生的搶劫、盜竊案件竟然多達上百起！本案發生時，廣州已解放半年，經過軍方、警方的不斷打擊整治，治安狀況已經有所改觀，但尋常百姓出門時如攜帶較多錢鈔或者貴重細軟的，那還得小心在意，一不留神也許就會破財，弄不好連命都得搭上。
陳逸臻正是出於這種因素的考慮，所以特地關照女兒，從銀行取了錢款回家時，一定要坐車，中途不要再到其他地方去，直接讓車伕把她送回家。陳敏君很聽話，取了錢款出了銀行大門後，就站在那高高的臺階上不移步，正好看見有一輛黃包車從馬路對面經過，是空車，於是便抬手打了個手勢。黃包車就穿過馬路在臺階前停下。
車伕是一箇中高個頭的漢子，不胖，看上去很結實，穿著一身黑色洋布衣衫。廣州四月天的陽光已經有點兒厲害了，他頭上戴著一頂草帽，帽簷壓得比其他車伕似乎低了一些，所以陳敏君只看見了他的下半張臉，留給她的印象是這人有一張很寬的嘴巴，下頦稍稍有點兒凸出，當時心裡還閃過了一個想法：這人的下頦肌肉這樣發達，牙齒一定厲害，吃肉啃骨頭是一把好手，嘻嘻！
陳敏君上車後，車伕把座位後背的那個可以調節的油布活動罩拉上。陳敏君輕聲道謝，並且告訴車伕她要去的目的地。車伕點點頭，拉著黃包車就小跑前行了。
從銀行到陳敏君家路不算遠，大約一千六百米左右，不過七拐八彎的有點兒曲折。黃包車拐過兩個路口後，往前行了四五十米，馬路右側有一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三棵大樹。車伕忽然一個拐彎把黃包車朝空地上拉，陳敏君發現後有些吃驚，問這是幹什麼。車伕沒有吭聲，黃包車已經在一株大樹下停了下來。停車的方向是有講究的：之前撐起的那個油布活動罩正好對著馬路和右側，因為馬路上有車輛行人，右側有幾個賣蔬菜的地攤。
陳敏君此時感到有些不對頭，但她想這棵大樹離馬路和菜攤不過十來米距離，又是青天白日，車伕即便想搶劫，只怕也沒這個膽，她只要張嘴嚷一聲，人們就會擁過來的。她厲聲質問車伕：“你要幹什……”就像寒冬臘月迎面刮來了一陣猛烈的西北風，下面的話一下子給生生地咽回了喉嚨，因為車伕的左手已經摘下了頭上的那頂草帽，很自然地斜斜地拿著，正好擋住了右手那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刀尖對準了陳敏君的咽喉！
車伕臉上的神情是陳敏君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這種攔路搶劫隨時準備殺人的當兒，他竟然一臉的笑容，就像正在馬路上走著忽然遇見了一位多年不見的好友，情不自禁地露出一種久別重逢的歡愉，甚至說話聲調也很陽光，不過說出的內容可以使人一直冷到五臟六腑：“敢吭聲！死！把手錶、戒指都摘下來放包裡！包，放車上；人，下車！背對馬路在這塊石頭上乖乖坐著！快！”
陳敏君的大腦頓時一片空白，什麼馬路、菜攤離她不過十米的想法都被屏蔽了，只是下意識地給自己下達了一個指令：照辦。
陳敏君乖乖地下車坐在樹下那塊大石頭上，黃包車離開好久，她還坐著不動。事後回想，這倒不是膽小，而是蒙了！
大約十分鐘後，那邊賣菜的幾位攤販無意間看見了一直坐著不動的陳敏君，覺得不對勁兒，過來一問，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於是趕緊報案。
廣州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接到報案的時候，這輛黃包車的車伕已經犯下第二起搶劫案了——
第二起案件的受害人是個四十歲的男子，名叫季端方，是“益眾樓”的老闆。“益眾樓”是一家有著兩層三開間門面的中等檔次的飯館，始於清朝咸豐年間，傳到季端方手裡已經是第四代，也算是老字號了。季端方開著飯館，自己還有一手祖傳的烹飪手藝，燒得一手好粵菜，既是老闆又是兼職大廚，廚房裡忙不過來時常常自己下廚掌勺。當時的廚子幾乎都是胖子，即使不偷吃菜餚的君子廚師據說也被油煙燻出一身脂肪。可是，這位季老闆兼季大廚卻是一個瘦子，不單瘦，而且臉色也不好，是那種俗稱的“面黃肌瘦”，他本人也覺得身體似乎很差，當老闆當得非常吃力，經常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但他是一個生性節儉的人，儘管開飯館頗攢下了些銀兩，但就是捨不得花。直到最近，一位在北方的老友來廣州辦事順便登門拜訪，見狀大驚，反覆叮囑他必須找個醫生看看，這才促使他下決心破費一下。
季端方找的是一位姓唐的中醫，這位唐郎中也經營著祖傳了數代的診所，在廣州稍稍有些名氣。他對季端方的診斷是：肝病，肺也有疾。用西醫的說法，差不多就是肝炎加肺結核。這要在今天，季老闆的飯館就得關門了。但那時對於餐飲業的衛生和疾病防控還不像現在這麼嚴格，甚至季端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的健康狀況會對顧客造成怎樣的影響。
既然有了病，那就得看；看病要花錢，所以不但不能關店，還得招攬更多生意。季端方要掙錢，唐郎中也要謀生，加上醫家懸壺濟世的好德之心，所以他對季老闆很關心，別的病人去看一趟開七帖藥吃一個星期，季老闆是看一趟開三帖藥吃三天。這天，又是看病的日子，季端方去唐郎中的診所看了病，拿了藥方離開，出了巷子招了一輛黃包車。不幸的是，這輛黃包車正好是剛剛搶劫了陳敏君的那輛。
接下來發生的情況，跟陳敏君的遭遇相差無幾，也是拉了兩個路口後亮出匕首打劫。不過，打劫的地點不是在空地上的大樹下，而是在一條兩側都是大戶人家高高圍牆的空無一人的巷子裡。據季端方說，黃包車一個拐彎進了這條空巷子，他就意識到大禍臨頭了，立刻厲聲喝問：“你想幹什麼？”
車伕回答：“車壞了，修一下。”
說話間，車停了，接著季老闆就看見了“寒光閃閃”，他的反應跟女教師陳敏君有所不同，大腦沒有“一片空白”，而是有正常思維的，這個正常思維是：我要活下去！
在這個思維的指導下，季老闆按照對方的指令，交出了身上所有的東西：現鈔、掛錶、眼鏡、戒指和項鍊，還有那紙唐郎中剛剛開給他的處方。季老闆身上帶的現鈔沒陳敏君多，不過二十多萬元，但他的損失遠比前者大，因為掛錶、眼鏡、戒指、項鍊都是24K金的。前面說過，季端方是一個節儉的人，以前他根本沒用這些24K金裝飾過自己，連結婚時戴的那枚戒指也是假貨。這次被診斷出生了兩種內臟頑症之後，他去算了命，根據算命先生的指點，特地置辦了這幾樣24K金驅邪，沒想到此舉反倒把大邪引來了。
這回，車伕大盜可能覺得收穫頗豐，所以也玩了把慷慨，竟然連黃包車也不要了，轉身就走。季老闆還沒有蒙，正要叫嚷，背後腳步聲復起，車伕去而復歸。季端方以為對方改了主意，要財也要命，正嚇得渾身顫抖時，車伕把一張紙放到他手裡後離開了。
這張紙就是唐郎中開給季端方的新方子。
少頃，季端方狂呼“打劫”，終於引起路人的注意，拐進巷子一看，卻又覺得不可思議：廣州這段時間不知發生過多少搶劫案，眼前這一幕卻是從未見過的，受害人穩穩地坐在黃包車上，車伕卻不見蹤影，強盜更是不知去向。
不但路人不解，連派出所民警接到報案後也一頭霧水，仔細問了季端方這才弄明白，於是急報分局。
如果放在現在，不到半個小時內在一個派出所的管段內接連發生兩起搶劫案，那警方肯定會大吃一驚。但在當時，分局接警人員對於此類情況經歷得多了，所以並沒有大吃一驚，冷靜地聽派出所這邊簡述案情後，說二十分鐘前已經接到過另一報案了，看來案犯是同一個人。你們先把現場看起來，黃包車也看住了，一會兒會有刑警過去勘查的。
前往第二起案件現場勘查的兩名刑警，就是剛剛勘查過第一起搶劫案現場的那二位。這是兩個年輕刑警，都二十二三歲，分別叫金永豐、解秋生。前者是廣州人，國民黨警察局留用警員；後者是河北人，原是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的一名班長，參加了廣州戰役，廣州解放後被抽調到地方當了一名刑警。金、解兩人雖然年輕，從警時間都不算長，但半年來在案件頻發的廣州得到了相當多的歷練機會，具備了尋常年代起碼幹了數年偵查工作才具有的經驗。兩人勘查過現場後，拉上那輛強盜遺留的黃包車，帶著受害人季端方一起去了派出所。那裡，第一起搶劫案的受害人女教師陳敏君還在坐等接受刑警詢問。
那時也沒有詢問必須有兩名警員在場之類的規定，金永豐、解秋生兩人急著要破案，同時也不想讓受害人久等，因此就每人一個分別詢問了案子的情況。案情聽上去似乎不大複雜，但因為問得細緻，所以還是費了一些時間。反正到送走兩個受害人時，派出所這邊已經開飯了。
金、解二人和派出所長以及幾名警員一起吃飯時，順便聊了聊這兩起搶劫案的情況，認為可以從尋找黃包車的車主著手調查。當然，按照規定的程序，像這樣的案件必須立案，所以，他們還得先回分局向刑警隊領導彙報情況，領導批准立案偵查後，方可正式開展工作。
刑警隊領導聽了金、解的彙報，說這兩起案件看來不能小覷啊！為什麼？匪徒的作案方式在廣州地面上從未有過，作案手法又是如此從容老到，看來這主兒是個慣犯——從外地流竄來廣州的慣犯。這種慣犯若是不迅速予以打擊的話，他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一定還會繼續進行類似方式的犯罪，那還不亂了套？人民群眾還敢單獨外出辦事？大家迎解放，迎來的難道是這種驚慌？所以，這兩起案子就不能單單從刑事犯罪的角度去看了，而是需要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這不是批不批准立案的事，應該馬上向領導報告。
分局領導聞知案情後，同意刑警隊的看法，指示即刻組建專案組偵查。由於警力緊張，偵辦這兩起案件，專案組一共也就三個刑警，除了金永豐、解秋生外，另外還派來一個刑警樸崇襄。樸崇襄是朝鮮族人，中共黨員，來廣州前曾在哈爾濱市公安局當刑警。解放軍南下時，他被作為公安力量抽調出來，到了廣州就留下不走了。
樸崇襄在哈爾濱參加過一些刑事案件的偵查，但對這樣的案件也是聞所未聞。他贊同金、解兩人關於先從追查黃包車車主著手開展調查的觀點，說事不宜遲，咱們這就開始行動吧。
找黃包車的車主應該是很容易的，因為黃包車、三輪車都是有牌照的，只要一查牌照號碼，再去交警隊看一看檔案資料就行了。刑警打了兩個電話，就弄清楚涉案黃包車的車主是長壽區“三鑫車行”老闆許三鑫。又查到了車行的電話，打過去一問，這位擁有幾十輛黃包車、三輪車的許老闆對自己的財產看得很緊，竟然不用查看記錄就能說出他的每一輛車的牌照號碼。當下聽刑警電話裡一說號碼，就說這輛車確是本行的，是包租給車伕劉三兒的。那麼，劉三兒此刻在哪裡呢？許老闆說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他找了鋪保來租了車，每天晚上到我這裡來付當天的租金就是了，其他事情我不管的，也管不了。
那麼，劉三兒在哪裡呢？此刻他已經走進了西山分局的大門，直線距離跟專案組三位刑警所在位置不過二十來米。
二、串案並偵
劉三兒三十掛零，廣東從化人氏，到廣州拉黃包車已經有七個年頭。他跟“三鑫車行”合作了五年有餘，從勞資關係來說，還是較為融洽的，因為他從來不拖欠黃包車的租金，逢年過節也知道給老闆許三鑫送上點兒小禮品。因此，許老闆對他印象還不錯，租給他的黃包車總是屬於車行裡第一流的那種。如果車行購置了新車，許老闆首先會想到劉三兒。新車舊車破車在招攬乘客方面差別很大，直接關係到車伕每天的營業收入。劉三兒是一個老實人，儘管拉黃包車不是一樁省力活兒，但他覺得有這樣的待遇，應該知足了。他經常對老婆說，在拉黃包車的這些人中，我劉三兒的運氣還算是好的。
可是，劉三兒的運氣到了今天就拐彎了，用他的話來說，倒黴到家了——他的黃包車竟然丟了。
今天早上7點多，劉三兒就把黃包車拉到馬路上開始營運了。他拉著空車轉悠了沒多久，就接到了一個活兒，那是一個老太太，要去定勝巷女兒家給外孫慶賀十歲生日。這個活兒不錯，老太太先讓劉三兒把車拉到糕團鋪子去取昨天預訂的糖糕，然後又到麵店去拿預訂的長壽麵，轉了一陣兒最後才去定勝巷。劉三兒跟老太太說定的車資是五千元，拉到定勝巷時大約花去了半個小時，他心裡喜滋滋的。
定勝巷是一條形狀有點兒奇怪的小巷子：兩頭各通祺德路、玉帶街，但不知兩側的住家和工廠圍牆當初是怎麼構築的，巷子竟然呈喇叭形，一頭寬，一頭窄，寬的那頭可以並排拉進去兩輛黃包車，窄的那頭卻只夠推一輛自行車進去。老太太的女兒家靠近窄的那一頭的玉帶街，所以黃包車走的也是玉帶街那條路線。這樣，劉三兒就只好把車停在巷子口，然後幫老太太把壽麵、糕團和她從家裡帶來的其他禮品都拎上，給她送進門。
這種服務形式不僅僅是劉三兒的個人行為，而是那時黃包車、三輪車行業不成文的行規，所有車伕都是這樣做的。劉三兒一點兒也不擔心黃包車是否會被人拉走，他幹這一行已經七年，不但自己沒碰上過這種情況，連聽也沒聽說過。可是，他不擔心的情況今天卻攤到了頭上：前後不過兩分鐘時間，等他把東西替老太太送到女兒門上，收了車錢返回巷口時，黃包車居然不見了！
劉三兒儘管吃驚，但還不至於驚慌失措，他以為是哪個半大不小的頑皮小子出於好玩心理，把車子拉一段路體驗體驗。可是，他站在路邊東張西望，卻沒見他那輛黃包車的影子。於是這才開始著急了，便向巷子口那家水果店鋪的店主打聽：您看見誰把我的車拉走了。店主說對不起我沒留心，剛才我正給顧客稱水果做買賣呢。又去問對面的南貨店，兩個店員也說沒有留心。
劉三兒暗叫不好，二話不說拔腿就跑。去哪裡？他沒想到報案，解放才半年，老百姓碰到這種事兒還沒習慣向警察求助，他按照以前的習慣思維，先自己尋找。
就這樣，劉三兒馬不停蹄在大街小巷尋了幾個小時，沒有任何收穫。最後，筋疲力盡地癱坐在馬路邊上，越想越著急，又沒什麼主意，只有雙手抱頭“嗚嗚”哭泣的份兒。這一哭，引來了路人的圍觀。一圍觀，又引起了在街頭執行巡邏任務的公安總隊（解放軍編制，相當於後來的武警）巡邏小組的注意，過來查問，知曉情況後給予指點：馬上向轄區公安分局報案。
定勝巷在西山區，所以劉三兒就來西山分局報案。劉三兒走進分局大門時臉上還掛著眼淚，不過，馬上就破涕為笑了。因為他一眼就看見院子裡的圍牆前停著他那輛丟失的黃包車，於是二話不說，上前拉了就想走。正好二樓一間辦公室的窗口前有個警察倚著窗口在抽菸，見狀馬上大喊：“喂！你幹嗎？這車是你的嗎？”
劉三兒冷不防嚇了一愣，隨即理直氣壯地說：“怎麼不是我的？這車就是我的——我向‘三鑫車行’許老闆租的！不信你去問！”
專案組三位刑警的辦公室就在底樓，這番對話自然聽得清清楚楚，不禁大喜，於是就把劉三兒請進了辦公室，請他講述丟車的過程。
然後，另有內容要向劉三兒瞭解：你出車後是否留心過被人跟蹤了？在定勝巷口停車時，是否發現有可疑對象在窺視你的黃包車？
劉三兒很願意配合刑警，這倒不是指望刑警抓住把他的黃包車拉走的那主兒，而是出於對公安人員的感激，所以想盡力幫助刑警。可是，這兩個問題他確實都不清楚，於是就只好遺憾地搖頭了。
刑警也非常遺憾地搖頭，尋思劉三兒是靠拉車餬口的，今天只拉了一趟活兒，還是趕緊讓他走吧。當然，走之前還得做一份簡單的筆錄，並且讓劉三兒留下指紋，以便和從黃包車上提取到的指紋相鑑別。
送走了劉三兒，三個刑警議了議，認為可以通過以下兩步進行調查：一是去向兩個受害人再次瞭解情況，重點是關於案犯的細節；二是去向定勝巷口玉帶街上的店鋪、住家調查，是否有人見到過劫匪竊走劉三兒的黃包車。
三個刑警分三路前往調查，待到他們返回分局彙總各自調查到的情況時，已是下班時候了。對於專案組來說，有這麼一件案子壓在肩上，當然不可能下班，三人去食堂打了晚飯，拿到辦公室邊吃邊談。
金永豐去玉帶街調查，沒發現什麼線索。樸崇襄走訪女教師陳敏君，也是一無所獲。另一位刑警解秋生的運氣好些，他走訪的是第二宗搶劫案的受害人季端方。季老闆生性節儉，但他有一項消費卻是節省不了的，那就是坐車。他當著飯館老闆，又客串大廚，還承擔了飯館的進貨，是個既懂經營又有技能的全能型餐飲業人才。由於飯館不小，所以無論作料還是原料，都是批量進貨，他就只好僱黃包車、三輪車。季老闆是個細心人，多年黃包車坐下來，他能夠分辨出車伕從業的時間。他向刑警解釋：拉黃包車是有講究的，不但步法有講究，身法也有講究，步法、身法合格，黃包車跑起來就平穩，不但車伕自己省力，坐在車上的乘客也會覺得舒適。季老闆坐黃包車時間長了，能夠感覺得到車伕屬於哪種技術檔次。現在回想起來，今天這個強盜拉的車子，不像老車伕的路數，但也不是新手，這廝的拉車水平應該屬於那種會拉黃包車但拉的時間不是很長的從業時間在半年左右的車伕。
專案組有了信心：既然作案者具有黃包車伕的經歷，那就結合其形貌特徵向本市黃包車行業調查就是。拉車的是要向車行租車的，即使作案者已經不幹這一行了，但車行方面對於曾經租過車子的對象肯定會有印象的；況且，車伕之間也不乏熟識的圈子，像滾雪球那樣一個個滾著調查，想來還是比較樂觀的。樸崇襄決定：明天上午開始分頭進行調查。
當晚，三人就睡在辦公室裡，臨入睡前，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決定明天竟然未能實施。
第二天上午，專案組三刑警剛要出動，卻接到刑警隊領導通知，說要開會。由於這是全分局的政治教育大會，所以除了正常的值班人員之外，其餘人是不能缺席的，三刑警也就只好放下手頭的活兒去參加了。會議結束，也就到中午了，於是就去食堂吃午飯吧。三刑警心裡惦記著案子，飯後也就沒有休息一會兒的念頭了，說我們還是趕緊出動吧，否則再有啥事找上來，一整天就這麼過去了。
但還是沒能走得了，因為話音剛落，刑警隊領導的電話就打來了，讓他們三人過去一趟。三刑警不知啥事，去領導那裡一問，領導也不開腔，只是指了指桌上的一份文件示意樸崇襄看一看。
這份文件是當時廣州市公安局每天上午8點派機要通訊員向全市各分局送達的《敵情簡報》。解放伊始，警方辦公條件極差，但他們所承擔的使命卻要求市局和分局之間、分局與分局之間必須儘快互通情況，於是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各分局每天凌晨2點必須向市局電話報告二十四小時內本分局轄區內發生的各類案子，市局將各分局報來的案件情況迅速整理成簡報，打印後，於上午8點前發至各分局。這種形式在其他一些城市的公安局也採用過。
今天上午8點，市局機要通訊員照例給西山分局送來了當天的《敵情簡報》，但由於上午分局開大會，所以秘書股（即現在的分局辦公室）未能立刻處理。中午，秘書股那位分管上報、收發此類材料的秘書小楊邊吃午飯邊瀏覽這份簡報，有了一個發現：昨天晚上東山分局轄區接連發生了三起跟本分局轄區昨天發生的那兩起搶劫案相似的案件。所謂“相似”，是因為本分局轄區昨天發生的那兩起搶劫案是利用黃包車作的案，而東山分局轄區的案子則是利用三輪車作的案，除了這一點不同之外，其他情節幾乎一模一樣，也是有的放矢地對準有錢、佩戴首飾的單身市民下手，最後也是把三輪車就地拋棄，作案者迅速逃遁，不知去向。
小楊於是立刻跟刑警隊聯繫，說了這一情況。刑警隊領導當然對此頗感興趣，便去秘書股把那份簡報借了出來，然後打電話把專案組三刑警喚去。
當下，樸崇襄看了簡報上用鉛筆勾出的那一段內容，倒抽了一口冷氣：犯罪手法完全相同，看來這是同一個強盜作的案了。這傢伙太囂張了！
領導問，你們對此有什麼想法？
樸崇襄說，立刻跟東山分局聯繫，這三起案件他們肯定也是專案偵查的，如果他們已有線索，那我們請求支援；如果他們還沒有獲得線索，那我們可以跟他們商量串案並偵。不過，串案並偵是需要經過分局批准的……
刑警隊領導說，你們這就過去吧，這邊的手續由我去辦理。
金、解、樸三刑警於是立馬直奔東山分局。那邊，確實已經組建了專案組，同樣警力緊張，也只有三名刑警，組長是歐望城，廣州郊區人，二十七歲，另兩個組員不過二十一二歲。歐望城原是東江縱隊的偵察員，抗戰勝利後縱隊主力調往山東時他奉命留下在廣州做地下工作。廣州解放後的第三天，被一位曾打入國民黨警察局、解放後擔任領導的老上司看中，遂調入東山分局當了一名刑警。樸崇襄三人登門時，歐望城也正動著跟西山分局聯繫的腦筋，於是雙方一拍即合，立刻坐下來通報案情，分析是否可以串案並偵。
東山分局轄區發生的這三起搶劫案的受害人分別是：經營染料的富商錢某、寡居的富婆李某和西醫姜某，三人都是在外出歸家途中僱三輪車代步，然後就被車伕打劫了。最後一位受害人姜某被搶劫後的境況跟飯館老闆季端方一樣，也是讓其待在車上別動，然後劫匪就消失了。三位受害人被劫的也是現鈔、首飾、手錶等，其中李某的損失最為慘重，她的那枚一克拉的白金鑽戒也被強盜搶走了。
東山分局的反應比西山分局快一些，因為昨晚分局值班的一位領導不知通過什麼途徑已經知曉了西山區當天上午曾經發生過兩起“黃包車搶劫案”，所以聞知發生第一起三輪車搶劫案時，尋思可能接著還會發生同樣的案件，於是一面跟公安總隊聯繫要求加強巡邏，一面當機立斷下令組建專案組。果然，前後總共不過一小時時間裡，竟然接連發生了三起搶劫案！
東山分局的專案組連夜偵查，今天又馬不停蹄折騰了一上午，除了找到三輪車伕張某外，其他線索一點兒也沒弄到手。張某的遭遇跟昨天的黃包車伕劉三兒一樣，也是臨時離開三輪車一小會兒（在一家小麵館吃了碗炒河粉）車就丟失了。這樣，東山分局專案組就想到了跟西山分局刑警串案並偵，他們已經獲得了分局領導的批准。
要串案並偵，首先得確認這兩宗系列案件確實是同一人所作。兩個專案組於是攤出了各自所獲得的調查內容，對照下來，相同點除了上述的犯罪思路、作案手法之外，受害人對於劫匪特徵的描述也是基本一致的。
有了這些，夠了吧？還不行！還得進行指紋鑑定。兩個專案組都從車上提取到了劫匪的指紋，鑑定比照一下就清楚了。眾刑警商議後決定請市公安局的專家進行鑑定。鑑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兩宗搶劫系列案確係同一劫匪所作。
兩個專案組於是決定串案並偵，正當六名刑警聚合一處準備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時，傳來了一個消息：廣州市公安局決定派員指導專案組偵查搶劫系列案。
三、調查失利
這個決定，是時任廣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長的陳泊親自作出的。陳泊，原名盧茂煥，別名布魯，是資深政治保衛工作專家。早在延安年代，他就擔任邊區政府保衛處處長，被毛澤東稱為“紅色福爾摩斯”。抗日戰爭勝利後，陳泊前往東北從事公安領導工作。1949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陳正人為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泊等人隨陳正人進駐南昌，陳泊為省委常委、社會部長兼省公安廳廳長。陳泊與副廳長朱明密切配合，組建公安隊伍，掃蕩殘存的武裝匪特，打擊黑社會勢力，使全省的社會治安迅速穩定下來。同年9月，人民解放軍四野、二野大軍進逼兩廣，葉劍英受命出任中共華南分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他帶領一批幹部來到江西贛州，與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副書記尹林平等人會合，組成中共華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準備接管尚在國民黨手中的廣州。對於廣東的社會治安和打擊匪盜特工作，葉劍英是有所考慮的。他在延安時期就知道陳泊的情況，很欣賞這位“紅色福爾摩斯”。於是，便幾次致電陳正人，請江西省委“割愛”，讓陳泊調到廣東，擔任廣州市公安局長。陳正人拗不過葉劍英的再三要求，只得同意放人。10月中旬，陳泊離開江西南昌來到廣州，擔任中共華南分局社會部長兼廣東省公安廳長、廣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長。三個多月後，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譚政文奉命赴粵出任省公安廳、市公安局正職，陳泊改任第一副廳長、第一副局長，主持市局的全部業務工作。
陳泊在這天上午一上班就前往市委參加會議，他帶了一份當天新出的《敵情簡報》，開會時見縫插針瀏覽後，便得知昨天本市發生的這五起罕見的搶劫案。憑著一個老公安的敏感和經驗，陳泊意識到這些系列搶劫案不可小覷，試想：一天之內利用搶劫的黃包車、三輪車連續作案五起，所劫贓款贓物案值合計高達數千萬元（在解放初期這是一個很大的數額），這肯定已經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不安。而且，從犯罪心理學來說，此類案犯容易“複製成功”，所以估計接下來還會有同類系列案件發生；如果不及時予以打擊，還會引發其他歹徒的仿效，那廣州的社會治安還得了？因此，陳泊在下午返回市局處理完幾樁緊急公務後，立刻讓秘書致電發生系列搶劫案的兩個分局，瞭解偵查工作進展情況，當他得知專案組至今未獲有效線索，已決定串案並偵的消息後，便從市局指派兩名刑警指導專案組的工作。
接下來發生的情況表明，陳泊的這個決定具有超前意識，對於防範、偵查工作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市局派出的兩名刑警，一個名叫彭睿繹，另一位叫祝天照，這二位都是陳泊局長從東北帶來的老部下，他們跟著老上司先到南昌，幹了幾個月，又隨陳泊來到廣州。當時，兩人分別是市局刑偵處的副科長和武裝便衣隊組長。次年，陳泊、陳坤（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蒙冤，廣東公安系統有七百多人受到牽連，彭、祝兩人也在其中。
彭、祝來到專案組後，此刻的專案組實際已經變成了市局、分局聯合偵查班子。儘管市局沒說明這一點，只稱彭、祝兩人是來“指導”的，而兩個分局也沒有宣佈變更專案組負責人，但所有成員都清楚，專案組的領導就是彭睿繹、祝天照了。
案情分析會上，彭、祝先聽兩個專案組介紹了案情，然後開始分析。眾人七嘴八舌一番討論後，偵察兵出身且在東北、江西有過不少公安偵查實踐經驗的彭睿繹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劫匪是怎樣盜竊被其作為作案工具的黃包車、三輪車的？
彭睿繹開口之前，在場的另外七名刑警中沒有一個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調查工作的切入點：失竊的那兩輛車子，都是在車伕停車暫時離開時被劫匪趁機下的手。黃包車、三輪車都是這樣失竊的，所以就得排除劫匪偶然竊車的可能性，顯然，他是先跟蹤然後候得了機會才下手行竊的。於是，問題就出現了，黃包車他步行勉強還跟得上，三輪車就難了。所以，劫匪跟蹤三輪車時，自己也得動用交通工具，他要麼騎自行車，要麼也僱了一輛三輪車或者馬車，甚至騎了馬。而對於三輪車伕來說，行車時對路人通常是不會注意的，對於自行車、馬車、黃包車和三輪車則會不由自主地加以留意，因為這關係到他自己的行車安全，尤其三輪車遭劫前車伕張某拉的最後一宗生意的行車路線中有一段路是隻有三米來寬的小街，所以他應當更加留意。
那麼，他是否留意到了什麼人呢？事不宜遲，儘管當時已經是晚上8點了，但專案組還是派員去找三輪車伕張某瞭解情況。
張某回憶說，在他的三輪車被竊前，有一輛比他的車舊些的三輪車一直在他後面七八米處不緊不慢地跟著。這種情況平時常有，所以他並未在意。
刑警問，那輛三輪車以前你見過嗎？
張某是個溫吞水樣的慢性子，腦子裡主管語言表達的那根神經跟常人稍稍有點兒不同，他的回答是：車子我記不得是不是見到過；車伕我倒是認識的。
刑警差點兒跳起來，暗忖那你幹嗎不早說呢？
於是就去找那個三輪車伕，也姓張，四十多歲，綽號“張瘋子”——不是神經有問題，而是年輕時打架不要命。張瘋子告訴刑警：傍晚，他確實在張某的三輪車後面跟過一段時間，那個乘客是在東山區義利街那邊的“天元茶食店”門口上車的，上車後他問先生你去哪裡，那人說少廢話，往前踩就是。張瘋子覺得這主兒似乎不善，尋思別是動著搶他車錢的腦筋，於是一邊行車，一邊吹噓自己學過武術，詠春拳如何了得，年輕時打架不要命人稱張瘋子，等等。那人聽著不吭聲，待張瘋子說得差不多時冷冷地開口道：就看你這樣子，還練拳呢？要不，把車停下來，咱倆路邊玩一把如何？張瘋子的大話被他識破，再也不敢出聲。行到前面十字路口，乘客忽然指著一輛載著乘客的三輪車道：“你就跟著那輛車走吧，他停你也停，車錢少不了你的。”
乘客所說的三輪車，就是張某那輛。張瘋子於是就在張某後面不緊不慢地跟著，一直到張某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停車。乘客便也讓張瘋子停車，掏出一把零錢，數也沒數就塞到了張瘋子手裡：“到了，去吧。”
這把零錢超過了正常價格的數倍，張瘋子大喜過望，蹬了車子就走。當時幹三輪車、黃包車這一行的，有點兒像如今開出租車的，什麼古怪的人和事都有可能碰上，張瘋子也就不去想那乘客是怎麼回事了，這會兒如若不是刑警來找他，早就把這一幕忘記了。
張瘋子停車的地點，距張某的三輪車失竊的那家小麵館不過三十來米。據張某之前的陳述，他把一個乘客送到祈福巷，覺得肚子餓了，記得前面有家麵館，於是就去吃飯。等到吃完飯出來時，停在門口的三輪車已經不見了。如此看來，劫匪把竊來的車作為作案工具是經過考慮的：他之所以竊車而不是劫車，是因為劫車的話，車伕立刻會報案，他往下的活兒幹起來就具有一定風險了。至於選擇誰的車子下手，那完全是出於一種隨機性。
刑警再問張瘋子，那個乘客是怎麼一副模樣。張瘋子說他長著怎麼一副臉面我沒有留心，只記得他穿著一身黑色衣衫，戴了一頂白色太陽帽，帆布的。
這跟三輪車劫案那三位受害人對於劫匪的描述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搶劫案發生時劫匪戴著一頂草帽——這頂草帽是三輪車伕張某的，他進麵館時生怕人家嫌他髒，就把草帽摘下來放在車上了。對於劫匪來說，之前他選擇帆布太陽帽作為道具是合適的，因為他當時的身份是乘客，帆布帽子可以摺疊，裝扮成車伕後往懷裡一揣就行了。
專案組於是分析：劫匪上午利用竊得的黃包車為作案工具連續作了兩起搶劫案，傍晚又再次竊車作案。這中間，他有大約半天時間的空閒，這半天他幹什麼去了？按照正常的邏輯，劫匪應當是吃午飯，然後休息，可能還會睡一覺，以便積蓄精力用於晚上的犯罪活動。休息後，會吃一點兒東西，然後出動。據張瘋子說，劫匪是在東山區義利街“天元茶食店”門口叫了他的車。那麼，按照通常的習慣，劫匪的落腳點應該就在上車地點附近。
行了！就以“天元茶食店”為中心進行查摸吧！
查摸是從第三天上午開始的，專案組八名刑警全體出動，請轄區派出所臨時派了兩名警員，十人分成五個小組，以“天元茶食店”為中心劃分了五個區域，各組分頭進行逐家逐戶的查訪。
三小時後，各小組在派出所會合，一攤情況，有兩個小組查到了三個可疑對象。這三個可疑對象的情況如下——
董某，三十六歲，廣州本地人氏，單身無業，以前曾在軍閥陳濟棠部隊當過兵，抗戰期間廣州淪陷後又在日偽警察局當過差，此外，還幹過攤販、黃包車伕、清道夫、幫會打手等。其體貌特徵與劫匪相似，目前經濟狀況窘迫，跟人閒談時曾流露過通過不法手段獲取錢財的想法。
梁某，三十二歲，廣州郊區增城人，其體貌特徵與劫匪相似，原系碼頭搬運工，三年前與夏姓寡婦結婚，搬到本轄區夏寡婦家居住，改行做菜販子，用夏寡婦的錢置辦了一輛三輪車（指三個輪子、可以載貨的簡易交通工具，非上述被用於作案的那種載客三輪車），經常蹬著車到郊區收購蔬菜，送到市區批發給賣蔬菜的小販。他經常穿一身黑色衣衫、戴頂草帽，但最近這幾天卻沒見他這副穿戴，而是另外弄了一套打著好幾個補丁的破衣衫穿在身上，草帽卻是新的。
錢某，三十三歲，體貌特徵與劫匪相似，廣州本地人，已婚，靠打雜工謀生，不難想象，他幹過的行當就多了。這人十八歲時參加過強盜幫夥，後來被警察緝拿，因為不過是幫裡的小角色，所以最後也沒有送交法院處理，關押了半年就放出來了。
專案組把這三個嫌疑對象傳喚到派出所當面接觸。訊問結果很快就出來了，這三人各自的回答都表明他們沒有作案時間。於是隨即予以調查核實，經向多名證人查詢，證實三人的回答屬實，他們沒有作案時間。
這樣一折騰，也就差不多是下班時間了。專案組返回設於西山分局的駐地，眾人白白折騰了一天，又沮喪又勞累，只有繼續開會分析案情。午夜前，一無所獲的案情分析會結束，眾刑警就地休息。明天再幹吧。怎麼幹？幹什麼？沒有其他路走，還是去“天元茶食店”那邊調查——這是目前僅有的線索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電話打進了專案組駐地！
四、戲院門前驚悚一幕
這個電話，是市局值班室打來的，向專案組通報了一樁剛剛發生的搶劫案——
搶劫案發生在海幢區。當時的廣東人喜歡看“廣東大戲”，就是粵劇。這天，“盛元戲院”上演粵劇傳統劇目《羅成寫書》，受到了觀眾的熱捧。可能是氣候原因，許多廣州人都有夜生活的嗜好。儘管散場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鐘，但還是有不少人三五成群結伴在戲院附近的一些餐館、排檔吃夜宵。這起案件的受害人區陽庵，是這些人中的一位。
四十多歲的區陽庵是一傢俬營船廠的高級職員，同時也是船廠的參股人之一，所以收入頗豐。他家就住在戲院附近，步行不過七八分鐘。廣州人喜歡粵劇，區陽庵卻是例外，可能是因為曾留過洋的原因，他喜歡的是歌劇、芭蕾舞、交響樂。這天，他是應幾位朋友之邀陪同他們來看粵劇的。散場出來，他提議去吃夜宵，於是一行人就進了戲院側邊巷子裡的一家海鮮餐館。儘管大家興致頗濃，但因為次日還各有事情要做，不可能起得很晚，吃喝了不到一個小時也就結束了。
區陽庵會了賬出來，朋友已經替他叫好了黃包車。他說你們路遠，坐車回去吧，我家離這邊不過幾分鐘，走幾步就到了。有朋友說這麼晚了，當心遇到打劫的。區陽庵說我從小就習練詠春拳，在英國又學了西洋拳擊，以一敵三不成問題。如果碰上強盜打劫，那我正好練練手，拿下來交給政府去處理，也算是為民除害。區陽庵不像張瘋子那麼吹牛，這話是真的。可是，他還是吃了虧。
區陽庵跟朋友分別後，一個人沿著馬路往前走了二三十米，忽然從剛經過的右側小巷裡躥出一輛自行車，一個拐彎，從左側超越他的同時，騎車人伸出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扯下了他脖頸上那條粗粗的黃金項鍊。區陽庵的反應算快的了，下意識地抬起左腿想把自行車踢翻。但強盜的動作比他還快，得手之後腳下一用勁，早把自行車蹬到前頭去了。
區陽庵喊著“打劫”，拔腿急追。但自行車比他的速度要快，兩者之間的距離迅速拉開。接下來出現的一幕，讓人不能不佩服這個強盜的心理素質和他的車技之高——這時，馬路上還有一些吃過夜宵的戲迷們三三兩兩地行走著，聽見區陽庵喊“打劫”，自是要回頭看。那強盜的自行車蹬得飛快，有一個富家女打扮的行人挽著男友回頭張望時，正好露出了脖頸上的項鍊。強盜在高速行駛中竟然看得非常真切，順手扯下了她的項鍊，腳下一點兒沒停繼續蹬車逃竄！
一片驚叫聲中，從戲院後面巷子裡衝出一支解放軍夜間巡邏隊，見狀立刻朝天鳴槍，警告歹徒下車投降。那傢伙根本沒回頭，像是沒聽見似的只管朝前猛蹬。巡邏隊帶隊的那位郭排長大怒，隨手抓過旁邊一個路人推著的自行車，飛身上車便追。排長此舉出乎眾人意料，接著便一迭聲叫好，有人還鼓掌。原來大家發現郭排長的車技很好——他們不知道他是膠東半島的武工隊出身，自行車、騎馬甚至摩托車都玩得極為嫻熟，是屬於《敵後武工隊》中魏強一類的人物。
郭排長的車技確實很好，他腳下猛踩，一手掌握自行車龍頭，另一手竟然還能用手槍射擊。先是朝天鳴槍，警告歹徒停車投降——這時也不得不朝天鳴槍，儘管路人都退避三舍，但他還是擔心出現誤傷。大約追了五十來米，郭排長見前面已無路人，便不客氣地對準歹徒開槍了。這時雙方的距離大約二十來米，郭排長連發兩槍，不料就在他開槍的當兒，歹徒一個急轉彎將自行車拐進了一條巷子，子彈落空了。
槍聲未落，郭排長已經把車蹬到巷子口，正想拐進去，卻是一個激靈，原來馬路上亮著路燈，巷子裡卻是一團漆黑。明暗轉換太過迅速，瞳孔還來不及完全適應巷子裡的光線，所以根本看不清什麼。這時，後面的其他巡邏隊員已經奔過來了，打起手電往巷裡一照，發現巷子裡面竟然別有洞天，入巷不到十米，便有三條岔道，一條巷子變成了三條。眾人也不管是否還會分成幾條，立刻分頭搜索。最後在右側那條巷子出口的小河邊，發現了自行車輪胎的痕跡。
這回，不單單是其他不會騎車的巡邏隊員，就是一邊騎車一邊用“二十響”打過日本鬼子的武工隊員郭排長也不得不歎服歹徒的車技了：從巷子裡出來，就是大片大片的農田，田埂不足一尺寬。歹徒竟然在夜間不打手電（他也不可能打手電）的情況下，在這麼狹窄的田埂上一路順暢地騎行了三十多米，直到河邊。從輪胎痕跡看，竟然一次也沒有滑落下來。
歹徒到了河邊又去哪裡了呢？手電光照射出去，河水波瀾不興，漣漪全無，河面上和對岸既無人影，也無船影。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有船隻預先停泊在此接應，二是把自行車扔進河裡後，人游過去了。
一個精通水性的戰士下了河，立刻發現了自行車，就在靠近河岸一側的水裡，於是就打撈起來。如此看來，歹徒是遊過河逃到對岸去了。郭排長心猶不死，命令四個戰士過河去搜索，意圖繼續追捕。但對岸並沒有發現什麼痕跡。事後估計，歹徒是下河後順流游出一段距離再上岸逃跑的。
軍方巡邏隊的使命中沒有偵查犯罪活動這一項，現行犯未能抓獲，那就只好把案子移交給公安機關了，於是郭排長就給海幢公安分局打了電話。
其時，廣州市各公安分局、派出所都已經從市局下發的《敵情簡報》和《關於密切注意防範利用黃包車、三輪車等交通工具作案的緊急通知》中知曉了本市發生系列搶劫案的情況。海幢分局接到巡邏隊的電話後一面派員前往現場處理，一面立刻電告市局。市局值班室接到電話後，便向專案組這邊打了電話，通報了案情，並轉達了值班領導關於“串案並偵”的意見。
專案組這邊接到電話後，彭睿繹跟祝天照以及兩位分局的專案組長樸崇襄、歐望城簡單交換了意見，決定全體出動前往海幢區現場。
專案組一行八人趕到現場時，海幢分局的三位刑警已經在那裡勘查了。他們還不知道市局關於“串案並偵”的指示，聽說後自是高興。這麼多刑警一起勘查現場就熱鬧了，彭睿繹把眾人分成三路：一路向受害人區陽庵及目擊者瞭解情況；一路勘查從馬路到巷子裡的痕跡；一路勘查出了巷子後的痕跡。
經勘查，發現郭排長的子彈還是打中了歹徒的，從巷子口穿過巷子一直到小河邊的地面上都發現了斷斷續續滴落的血跡。從血跡狀況判斷，歹徒被擊中的位置可能是下肢。
那麼，這個利用自行車作案的歹徒究竟是不是之前那個“黃包車、三輪車大盜”呢？從刑事偵查工作的程序來說，這也是串案並偵的一個前提條件。要辨別這一點，最有效的方法是鑑別今晚這個歹徒的指紋。可是，把那輛從河裡撈出來的自行車送到市局，連夜請專家鑑定後，結論卻是搖頭——無法鑑定。那輛很可能留有歹徒指紋的自行車經過河水的浸泡，打撈時又經過巡邏隊多名戰士的接觸，已經無法提取到什麼清晰的指紋了。
這樣，就只好從受害人和目擊者對於歹徒體貌特徵的描述來作粗略的判斷了。由於當時是夜間，又事發突然，目擊者的描述都比較模糊，這些模糊的描述大體上符合之前那個“黃包車、三輪車大盜”的形體特徵。於是，決定可以串案並偵。
海幢分局指派了王姓、邢姓兩名刑警參加專案組偵查工作，至此，專案組已經有十名刑警了。這在當時廣州乃至全國各大城市的刑事專案偵查中，成員陣容已經算是第一等規模的了。
偵查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勘查完現場，專案組立刻借用“盛元戲院”舉行了案情分析會，對如何抓捕劫匪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時間很短，半小時就搞定了，作出了以下三項佈置——
第一，派員化裝後秘密前往劫匪逃遁的小河那裡去蹲守，因為劫匪可能去而復歸或者另外派人回到現場來撈取那輛自行車。
第二，劫匪已經中彈受傷，有可能會去醫院或者診所治療，所以宜迅速對全市有處理外傷能力的各醫院、診所（包括藥店）進行布控，發現有可疑對象前往治療或者購藥，立刻採取措施。
第三，循著那輛作案用的自行車追查劫匪線索。
這三項措施中，前兩項即刻實施，後一項視前兩項的實施效果如何再決定是否付諸實施。
會議結束後，立刻分頭行動，兩名刑警去小河現場秘密蹲守，其餘刑警分頭前往各區，請區政府衛生科值班人員提供轄區內有處理外傷能力的公私衛生機構，並通知派出所連夜布控。
刑警金永豐和海幢分局派出的偵查員老王兩人奉命執行第一項措施，前往小河那裡秘密蹲守。兩人在距劫匪下水處二十餘米外的一架破風車下守著，一直守到天亮也沒有任何動靜。沒有命令還不能撤離，但天色漸漸放亮，風車這邊無遮無掩容易暴露，於是就轉移到了小巷那裡靠近小河這邊的一戶居民家裡繼續守候。
執行第二項調查任務的刑警有了收穫：海幢分局派出參加專案偵查的刑警老邢根據分工前往本區，他先向海幢區政府衛生科的值班人員索取了該區所有有處理外傷能力的公私醫院、診所、藥店的名稱、地址、電話等資料，然後就借用區政府值班室的電話分別給這些醫院、診所和藥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打電話，以市局名義要求派出所立刻派人前往本轄區各布控點，向醫院、診所和藥店的負責人下達布控通知，一旦發現符合劫匪特徵的可疑對象立刻報告警方。
然後，老邢就去了他工作的海幢公安分局，這是專案組指定的一個報告點。該區如發現可疑對象，派出所接到電話後應立刻電告坐鎮分局的專案組刑警。老邢自己的辦公室是好幾個刑警擠在一起辦公的那種，而且沒有電話，這顯然已經不適宜執行此刻的專案使命了。於是，他就向分局值班領導彙報了情況，領導馬上給他安排了一間有電話的小辦公室。老邢坐定後，正想閤眼稍稍打個盹，電話就打進來了：辰德路派出所值班民警小王前往沒有電話機的位於群英里的“金福來外科診所”當面通知布控，診所的金大夫聽他一說情況就失聲道：“半小時前剛有這麼一個人來治過傷啊，是槍傷！”
半小時前，熟睡中的金大夫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開私人診所的都有夜晚被求醫者驚醒的經歷，有時還要出診。金大夫毫無怨言地接待了來人——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男子，頭戴一頂帽簷壓得很低的長舌咔嘰帽，鼻樑上還架著一副太陽鏡。這人穿著一套淺色休閒服，右大腿外側部位有鮮血滲出。他告訴金大夫說，這是在阻止喝醉了酒的兄弟跟鄰居持械鬥毆時，被遷怒於他的兄弟用鋼叉戳傷的。
傷口已經用白布包紮過了，還上過一些類似雲南白藥的止血粉末，但未能止住血。金大夫憑著多年行醫經驗發現這傷口是被水浸泡過的，問了問，對方承認當時被兄弟一鋼叉叉到了河裡。抗戰時，金大夫曾志願上前線救治抗日部隊的傷員，經驗非常豐富。在給傷口消毒時，金大夫暗吃一驚，因為他一眼看出這個傷口並非什麼鋼叉所致，而是槍傷——子彈貫通傷。但是，他並沒有說穿，甚至沒問對方受傷經過，默默替他止血、消毒、上藥，然後給他開了些消炎片。對方問了診療費，掏錢付了。金大夫關照他，頭三天必須每天來診所清洗傷口、換藥，否則，一旦發炎，後果難以想象，截肢甚至喪命都有可能。
對方道謝而去後，金大夫對妻子說：“這個人很可疑，他的傷是手槍子彈打的。天亮後，我要去派出所報告。”
金大夫的預感是準確的，他剛把一應醫療器械收拾好準備歇息時，警察就上門了。當下，小王大喜，立馬兒在附近找了一家有電話的工廠，直接打到分局向老邢報告了情況。
老邢隨即向設在東山分局的專案組留守負責人祝天照報告了情況，祝天照決定：老邢立刻會同派出所小王前往診所，當面向金大夫詳細瞭解情況，並製作筆錄。
老邢去了“金福來外科診所”，對於反覆打擾人家自是要表示一番歉意。金大夫是一個通情達理的知識分子，對於警方的工作表示理解，願意積極配合。老邢跟金大夫聊著情況，小王在一旁記錄。剛剛談完，彭睿繹和歐望城趕來了。他們簡略問了問情況後，對金大夫表示感謝，然後問金大夫：“你讓那個傷員頭三天裡每天來換一次藥，你估計他會來嗎？”
金大夫說：“我想他是應該來換藥的。他那傷口，如果不及時清洗、消毒和換藥，發炎的可能性極大！”
專案組於是作出決定：派員前往診所蹲守，那廝一旦出現，先拿下再說！
這樣，專案組刑警就輪流在小河邊現場和“金福來外科診所”兩處蹲點守候。一連守了兩天兩夜，那廝竟然沒有出現！
專案組覺得不對頭了，於是撤回蹲守的刑警，轉而進行案情分析會上決定的第三項調查：對那輛從河裡打撈起來的自行車的來路進行追查。
這是一輛沒有牌照的舊自行車，看不出是什麼牌子、何處生產的。當然，肯定是進口貨，因為舊中國沒有生產自行車的廠家，新中國剛成立不久，還沒有組建自行車廠。刑警把自行車送到路邊一個修車攤，請修車師傅判斷這是什麼牌子的車，得知這是一輛日本生產的“三井”車，是日本國內的雜牌車。從車子的成色來看，起碼已經出廠十五年了。也就是說，這還是抗日戰爭之前的產品。修車師傅估計這輛自行車是隨侵華日軍的通訊部隊一起來到中國的，當時日軍中隊（相當於連級）以上建制都有自行車通信兵，這是配備給通信兵的自行車。日本投降後，許多軍用品就流入民間，這輛“三井”自行車應該是其中的一件。
但是，即使按照國民黨時期的警察局規定，自行車也是應當上牌照的，這輛被民間人士買下的車為何沒有牌照呢？這就要檢查三角架了，結果發現上面的出廠鋼號被磨掉了，於是判斷這是一輛贓車。盜賊行竊得手後，當然要把贓車牌照扔掉的。
既然是贓車，那就去公安局查報案記錄吧。那個年代，一輛自行車可是一個家庭的一項大宗財產，誰家丟了車都會向公安局報案的。且慢！從鋼號銼磨痕跡判斷，這輛車的被竊時間估計已經超過一年了，所以如果報案，那材料也得從原國民黨警察局的刑事檔案裡去找。
專案組陷入了兩難境地：循著這條線索往下查找吧，不說從舊檔案中查找一個報失記錄的工作量，就是找到了失主，又能怎麼樣呢？失主如果知道自己的車子在誰的手裡，還不早就去要回來了！可放棄這條線索吧，眼前似乎已經沒有其他路可走了。
專案組又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討論究竟應該怎麼行動。市局刑警祝天照後來透露，他對於自行車飛車劫案的作案者與“黃包車、三輪車大盜”是同一人的觀點，內心是有異議的，但因為缺乏依據，說了也是白說，所以沒有開腔。他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劫匪作的案子，但要他說出明確的理由，一時又覺得犯難。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天多，他覺得應該開口了，於是就談了自己的想法，認為還是應該回到之前的老路上去調查，盯著“黃包車、三輪車大盜”一查到底。祝天照的觀點得到了歐望城等另外兩位刑警的贊同，於是會上分成了兩派開始爭論。
西山分局的專案組長樸崇襄似乎對於這種爭論沒有興趣，他縮在一旁手裡拿著當天的《敵情簡報》漫不經心地翻閱著。突然，他站起來，有點兒激動地指著《敵情簡報》道：“這上面有條消息可能跟我們的專案有關係！我給大家讀一讀吧。”
五、案情驚動葉劍英
這條消息是：今天凌晨2點10分，一名竊賊乘黑夜翻牆潛入本市長壽區郵電局大院，撬竊一輛兩輪摩托車。得手後竊賊推著摩托車準備從後門溜走，被郵電局守夜人員發現，遂丟下贓物越牆而遁。守夜人員立刻致電分局報警，分局出動警察前往郵電局一帶搜索，未有結果。
樸崇襄之所以要把這條消息讀給大夥兒聽，是因為他認為這個盜竊郵電局摩托車未遂的傢伙，很有可能就是“黃包車、三輪車大盜”。理由是：劫匪用盜竊的黃包車作為作案工具，作案後將之拋棄，後又盜竊三輪車作為作案工具，那麼，他把三輪車拋棄後就有可能動腦筋盜竊摩托車作為工具準備下一次作案。
其他刑警聽了，覺得樸崇襄的猜測似有道理。有人就提議，那何不去郵電局看看現場，昨晚那賊不是已經接觸過摩托車了嗎，如果在摩托車上留下了指紋，這就能夠甄別是否跟“黃包車、三輪車大盜”是同一人了。
長壽區郵電局當時只有一輛摩托車，是專門用於送電報的。那年頭使用電報進行信息溝通的人極少，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發電報的，一個字三百元，相當於一個雞蛋或者一個燒餅的價錢，太貴了。因此，這輛差點兒被竊的摩托車這半天裡還沒使用過。這給提取指紋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指紋鑑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與之前送檢的兩份指紋相同。
這就是說，潛入郵電局企圖盜竊摩托車的這個傢伙就是之前頻頻作案的“黃包車、三輪車大盜”。樸崇襄的判斷是準確的，這廝想繼續搞升級版本，可是這次運氣不佳，偷竊摩托車沒有成功。
這個結論，同時也是對“盛元戲院”門前發生的飛車搶劫案案犯跟“黃包車、三輪車大盜”是同一人的否定：一個腿部受了貫通槍傷的人，是不可能在僅僅兩天之後輕鬆自如地在兩米多高的圍牆上攀進爬出的。後來，“黃包車、三輪車大盜”落網後，刑警查明“盛元戲院”飛車劫案並非該犯所作。這起案件始終未能偵破，究竟是何人作的案至今還是一個不解之謎。
專案組立即通知全市各郵電局，密切注意防範摩托車失竊；同時通知各分局轉達派出所，提醒本管段內擁有摩托車的市民（在當時屬於鳳毛麟角），務必看牢自己的車子，因為已經有竊賊在動竊車的腦筋了。
防範措施到位後，專案組下一步的工作是查訪郵電局附近的居民，指望能夠發現昨晚那竊賊潛入郵電局大院前後的行蹤。
這時是1950年4月17日上午10時許，專案組刑警在走訪郵電局附近的居民時，劫匪也開始行動了。
當時廣州市區西北方向的市郊結合部有一個名叫“黃泥塘”的地方，中國人民解放軍駐穗部隊在此設有軍用物資倉庫，倉庫西側有一個團級編制的部隊醫院，代號“208醫院”，用於收治駐廣州地區部隊的傷病員。駐穗部隊是四野，官兵以北方人居多。他們在廣東迎來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季，對於南方地區的溼熱氣候頗多不適，免疫力下降，所以，患病的軍人數量較多，其中有不少營、連級軍官。
當時，解放軍不斷打勝仗，繳獲的裝備頗多，一些營、連就把戰利品中的小吉普、三輪或者兩輪摩托車留下，暫時當作交通工具使用。那些營、連的指揮官住進208醫院後，部隊同僚要來看住院的戰友，或者派警衛員來送東西，自然要動用車輛了。這樣，醫院這邊的小吉普、摩托車也就多起來了。
上午10時許，一輛兩輪摩托車載著兩個軍人來到208醫院，這是駐穗部隊的一位教導員帶著警衛員前來探望昨天入院的副營長。駕車的警衛員把摩托車停在醫院旁邊的空地上，拔下鑰匙後和教導員一起拎著營養品進了醫院。他們剛剛離開，一個穿藍色休閒夾克衫、頭戴白色帆布太陽帽的男子不知從哪裡閃了出來，四下稍一觀望，走向這輛摩托車。
這塊比籃球場大一些的空地，是208醫院的停車場，上面停著醫院的卡車、馬車、板車，以及另外一些前往醫院探望傷病員的部隊軍官開來的小吉普和摩托車。這個男子之所以選中剛剛停的這輛摩托車，因為這是一輛八成新的美國車，馬力強大，性能優越。他要利用摩托車作案，對於車子的性能自然是需要首先考慮到的。
那時，別說部隊使用的軍用摩托了，就是私人摩托車也基本是沒有車鎖的。當時機動車駕駛技術尚未普及，能夠駕駛汽車、摩托車的人鳳毛麟角，所以也不必擔心停下後會被人把車偷走。作案者對於摩托車很熟悉，他在車前駐步，背對著醫院大門方向。據一個看見他竊車的老百姓事後說，從後面看去，只見他雙手在身子前面估計是摩托車的什麼部位動了片刻，引擎就發動了。然後，他就上了車，把摩托車開了就走。
五六十年後，廣州地面上經常遭到警方打擊的那些飛車黨徒，其車技常常令人驚歎。但是，這些歹徒如果投到本文中這個大盜的門下，他一檢驗他們的車技恐怕只有兩個動作：先是搖頭，後是吐出四個字——“重新回爐！”
這個大盜竊車得手後，駕車一路飛馳，直奔廣州著名的商業街西關上下九步街。所謂“上下九步街”，是上九步街、下九步街、第十甫街三合一的統稱。早在公元六世紀，這一帶已是商業繁榮的地區，印度高僧達摩在此登岸傳教，因而得名“西來初地”。到二十世紀，這裡已成為廣州市蜚聲海內外的傳統商業中心。大盜騎著摩托在這條一千二百多米長的商業街上鳴笛而馳，行進中幾次三番對路人下手，搶奪項鍊、坤包，整個作案過程不過四五分鐘，但遭其搶奪的受害者竟有十一人之多！那時還沒有什麼手機，商家有電話的也不多，況且外面馬路上的事兒一時也不會被正在店堂裡接待顧客的店員注意到。反正等到有路人遭劫後奔進某家店鋪要求撥打電話報警時，大盜早已駕著摩托車揚長而去了。
這十一起系列搶奪案，在社會上的影響之大，從傳播速度上就可以充分體現。專案組接到市局的電話時，駐地辦公室裡只有彭睿繹和刑警小馬在，彭睿繹二話不說，馬上一躍而起：“肯定是那個龜孫作的案！小馬，走，去現場！”然後，彭睿繹給駐地東山分局電話總機接線員打了個電話，讓接線員告知打這個電話找他的專案組刑警（他們都外出調查去了）立刻奔赴西關現場。當兩人走出分局大門時，竟然已經聽見路邊有群眾在議論飛車大盜猖狂作案的消息了。
彭睿繹和小馬到現場後，會同轄區分局刑警一起勘查現場，走訪目擊者和受害人。不一會兒，專案組又有三名刑警匆匆趕來了。彭睿繹到旁邊一家商店去借用電話，是打給市局的，要求派一輛兩輪摩托車，選一駕駛技術出眾的同志開過來，他要坐在摩托車上循著劫匪作案的路線走一遍。
不一會兒，一位中年警察駕著摩托車趕到了。彭睿繹遞給他一張草草描畫的劫匪作案時的行車路線圖，說麻煩你載著我在保證不撞到人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按照這條路線走一趟。
這個警察是留用人員，據說早年當過軍閥陳炯明的傳令兵，開過數年摩托車，其技術不是一般的棒，在當時的廣東省公安系統絕對是名列第一。但是，那個劫匪在飛車黨中可能也坐得上第一把交椅。第一PK第一，這位當過陳炯明傳令兵的警察的成績竟然處於下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路線，也不勞他做貌似單手脫把搶劫的動作，所花的時間竟比劫匪慢了整整一分鐘。停車後，他還對彭睿繹說：“這是我發揮得最好的一次。”
彭睿繹問：“如果讓你單手脫把開這一段路呢？能不能快一點兒？”
對方用懷疑的眼神盯著彭睿繹，以為自己聽錯了。
但他沒有聽錯，彭睿繹還補充：“那隻脫把的手還要作案。而且，眼睛還得盯著別人身上是否有值得他下手的財物。”
那警察就只有連連搖頭的份兒了。
於是，彭睿繹也就掂出飛車大盜的車技水平了。然後，彭睿繹就去了市公安局，向刑偵處領導彙報該案情況。不一會兒，一個電話打了過來，是陳泊局長打來的，向刑偵處詢問飛車搶奪案的情況。刑偵處領導說專案組同志已經過來了，正說著呢。陳泊說那就到我這邊來說，我一起聽聽。
到了陳泊的辦公室，彭睿繹才知道，陳局長剛從省委參加常委會回來。常委會結束前，外面傳進來一張紙條，直接遞交給了省委書記葉劍英。葉劍英只一看，臉色就馬上嚴峻起來，說剛才西關鬧市區發生了歹徒駕著摩托車瘋狂搶奪過往群眾錢款財物的系列案件，一共有十一位群眾受害，損失很大。這天，省委常委、省公安廳長兼市局局長譚政文去北京參加公安部會議了，未能出席常委會。會後，葉劍英把陳泊留了下來，要求迅即偵破該系列案，抓獲歹徒，給社會一個圓滿的交待，還人民群眾一份安全。
陳泊聽了彭睿繹關於飛車系列搶奪案的案情彙報後，當即下達指示：通知下去——撤銷原西山、東山兩分局的專案組，改由市公安局出面組建市局專案組，彭睿繹、祝天照分任正副組長；專案組成員在原有基礎上視情增加。同時，給專案組配備吉普車一輛、摩托車兩輛，改變原來只能用自行車外出辦案的落後狀況。
刑偵處領導問彭睿繹還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一併解決。彭睿繹說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才導致出現了今天這樣的驚動省委領導的大案子，內疚都來不及，哪裡還有什麼要求？一定要說要求的話，那就是：儘管我們目前還拿不出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摩托飛車搶奪案的作案人就是之前的“黃包車、三輪車大盜”，可是我們相信這是同一個劫匪在作案。由於劫匪作案後駕車逃跑，未像之前那樣把作案工具一扔了之，所以我擔心這傢伙還會繼續作案；因此，請市局迅即將案情通報公安總隊和駐軍司令部，請他們增派人員上街巡邏，密切防範。
陳泊說這個意見有道理，應該馬上予以落實。又對彭睿繹說，葉劍英書記的指示我剛才已經傳達了，此刻時間很緊，也就不多說了，小彭你得使出全力，把案子破了！
彭睿繹返回專案組時，專案組全體刑警已經聚在一起討論案情了。彭睿繹向大家傳達了領導的指示，宣佈了關於撤銷原分局專案組、組建市局專案偵查組的決定，說本次會議也就是市局專案組的首次案情分析會了，大家暢所欲言吧。
出於刑警職業的特點，眾刑警首先議論的就是“作案者是否同一人”的問題，這個討論立刻被彭睿繹打斷了，他說關於此事，我剛才在市局已經向領導彙報過想法了，我們目前沒有必要再在這上面花費時間。眼下的情勢是：不管作案者是不是同一個人，我們必須趕快尋找線索，先把今天瘋狂飛車作案的這個大盜拿下了再說。只要抓獲了，如果是同一個人，那當然最好；如若不是同一個人，那也先破了一宗大案，接下來再破“黃包車、三輪車劫案”就是嘛。所以，我們的案情分析是命題討論：怎樣找到這個飛車大盜？
眾人提出了兩種觀點。一種是：可以從查摸摩托車著手。另有人提出：通過現場調查目擊者發現線索。最後決定：這兩步同時進行，立即投入工作。
六、準備出境調查
調查摩托車的那一路刑警，一上來就遇到了難題：據現場多位目擊者反映，那輛摩托車是沒有牌照的，看上去像國民黨軍隊的那種軍用摩托。
半年前，解放軍發起廣州戰役時，駐守廣州的國民黨軍隊自知無法抵擋解放軍的進攻，還沒開打就已軍心渙散，一片混亂。有些官兵不想送死，於是就動了開小差臨陣脫逃的腦筋。滑腳前，就把包括槍支、摩托車、自行車等在內的不適宜帶走而又能變賣成大洋的東西全部廉價變賣。但老百姓中極少有人敢接手買下他們的東西，於是這些傢伙就採取強迫手段，把要出賣的東西拿到某個商鋪或者住戶門前，開一個價錢，你不買也得買！不買？那就“咔嚓咔嚓”——拉槍栓上子彈，你怕不怕？怕，那就拿銀子來吧！如此，就有一些東西流落到了民間。
老百姓被迫“買下”這類東西后，武器當然是不敢拿出來的，只好偷偷藏起來，或者乾脆一扔了之。摩托車、自行車，那倒是可以用用的，廣州解放後還有人去稅務部門交了稅領取牌照（當然不會說真實的來路）。但“買下”摩托車的就不敢上牌照了，因為摩托車上牌照不像自行車，得去公安局。公安局對於像摩托車這樣的物品是視為“家庭大宗財產”的，就像房子那樣要拿出來源憑證，哪怕是你自己拼裝的，也得有街坊鄰居和保甲的證明。所以，此類摩托車通常都是沒有牌照的無證車輛。那時政府還騰不出精力來抓無牌車整治，所以廣州地面上有時可見無牌摩托車呼嘯而過，連交警也不在意。當然，車主為了少惹麻煩，往往都會改變漆色，噴上紅、藍、橙色的油漆，也有黑色或者白色的，就是不能用黃色、草綠色，以免讓人看見了往軍用車輛上靠。
但是，目擊者反映飛車大盜用於作案的這輛摩托車是土黃色的軍用車輛，那就需要琢磨琢磨了。刑警這一琢磨，就想到了經常在馬路上看到的子弟兵駕駛的那種繳獲的戰利品，於是就決定去部隊打聽。
回過頭來說一下丟失摩托車的那兩位解放軍同志。那位教導員帶著警衛員在208醫院探望過住院的副營長出來後，發現摩托車沒了，在周圍轉了一圈沒有找到，便向醫院門口站崗的哨兵打聽是否看見有人把摩托車開走了，哨兵說沒有留心。於是就去找醫院保衛科，保衛科長很驚奇，因為之前這邊從來沒有發生過此類情況。保衛科長說這樣吧，我先找輛車把你們二位送回部隊駐地，我們這邊替你們找找，有了消息馬上通知你們。
教導員二人返回部隊駐地後，對營部其他幾位軍官說了此事。當時，部隊也沒有什麼“固定資產登記制度”，對於摩托車之類的東西處置比較隨便，有時來個好久不見關係很鐵的戰友，大家喝了酒後豪興大發，沒準兒就把摩托車送給對方了，也不必找誰申請審批。因此，營長等人聽教導員說丟了摩托車，根本沒當回事。其實，這當兒劫匪已經開著摩托車在鬧市區飛車作案了。
直到下午，營長接到了上級的電話通知，說上午有歹徒駕駛一輛沒有牌照的軍用摩托車在鬧市區瘋狂作案，讓部隊在執行巡邏任務時密切注意防範。營長暗吃一驚，尋思教導員丟失的那輛摩托別就是給這個歹徒偷走的？找來教導員，兩人越議越覺得有這個可能，於是就給司令部打電話報告了上午在208醫院丟車的情況。
駐軍司令部保衛部門於是就給廣州市公安局打電話通報此事。這樣，專案組就派了刑警金永豐、解秋生、小馬三人前往208醫院調查。
刑警找上午站崗的哨兵瞭解情況，沒有打聽到什麼，四下轉了轉，發現停車場一側的一株大樹下停著一輛自行車。於是就上前查看，這一看就看出了名堂：這輛自行車的車鎖是撬壞了的，而且撬痕是新的。三刑警於是認定這是一輛贓車，但是否跟摩托車失竊案有關係呢？這還需要調查。
208醫院保衛科積極協助刑警調查情況，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問遍了全院醫務人員和前往看病、探望住院傷病員的人，沒有人跟這輛自行車有關。於是，刑警就認定這輛自行車是劫匪作為交通工具從其他地方騎到醫院來的，騎來之後，劫匪下手盜竊了摩托車，就把自行車扔下了。
那就循著自行車追查吧。這輛自行車是有牌照的，刑警於是得以順利地找到了車主李家昊。李家昊是電廠職員，他告訴刑警，這輛自行車是他在抗戰勝利那年從一個抗戰時逃來廣州避難、勝利後返回南洋準備重振事業的華僑馬先生那裡買下的，當時付款後就去國民黨政府的稅務所辦理了過戶手續。這輛英國車的質量不錯，幾年騎下來，儘管他沒好好保養，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故障。三天前，他的小舅子前來借用，說次日要去郊遊。這在以往也曾有過，從來沒有出過事，李家昊於是就放心地把自行車借給小舅子了。哪知，以往不出事不等於這回也不出事，小舅子把車子騎去後，當晚就給人偷了。
李家昊的小舅子姓丁，是個十八歲的高中學生。丟車過程是這樣的：他那天下午四點多去向姐夫借車，因為晚上還要上晚自習，就把車騎到學校來了，當時就停在教室外面的操場一側，是上了鎖的。沒想到上完晚自習下課出來時，竟然失竊了！當時他急得想哭，全班同學都幫他尋找，校內校外全轉到了，沒有發現自行車的影子。這輛自行車就這樣丟了，於是他在老師的陪同下連夜去派出所報了案。
今天上午，有同學告訴小丁，說有人看見你那輛自行車是“小瘌痢”偷的。“小瘌痢”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他經常在學校一帶轉悠，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滿頭瘌瘡，是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小瘌痢”經常溜到學校來，主要是在飯廳開過飯後幫廚子幹些雜活，換取一些剩飯剩菜。他從來不進教室，也沒有聽說過他有偷竊行為。但這回不知怎麼被人指證偷竊了小丁的自行車。
小丁不管三七二十一，中午休息時立刻去了派出所，向警察報告了這個傳言。至於派出所是否會調查，小丁就不清楚了。刑警於是決定立刻去派出所，臨走時告訴小丁你那丟失的自行車已經找到了，日後我們會發還的，小丁高興得差點兒舉手歡呼。
派出所方面對刑警說的情況，證明小丁所言完全屬實，至於小丁提供的竊車嫌疑人“小瘌痢”，他們尚未找到。派出所警察向刑警說了“小瘌痢”的情況：孤兒，以行乞或替學校幫工謀生，當然，跟所有乞丐一樣，當飢腸轆轆難以支撐，或者有某個機會主動送到面前時，他也會下手偷竊，但都是小偷小摸行為，從沒聽說“小瘌痢”做過撬竊自行車這種事。
三位刑警就地商議，認為“小瘌痢”是一條線索，應該儘快找到他，查清自行車是不是他偷竊的，是誰指使他行竊的等等問題，以期順藤摸瓜找到飛車大盜的線索。所以，不能指著派出所這邊找到“小瘌痢”，而是應當主動積極地尋找。刑警解秋生隨即打電話向專案組長彭睿繹彙報了情況，說了他們的設想，獲得了彭睿繹的認同。
三位刑警叫上派出所戶籍警，四人正要出門時，卻見一個警察把“小瘌痢”帶進派出所了。原來，這個警察剛才出去辦事，路過茶館時無意間一轉臉，卻見“小瘌痢”和另外兩個小乞丐正坐在一副靠窗口的座頭上喝茶。這個警察知道小丁中午前往派出所反映“小瘌痢”竊車的事，於是就進茶館把“小瘌痢”揪住了帶了回來。
“小瘌痢”向刑警交代：確實是他撬竊了自行車，是一個不知姓名的男子花三十萬元錢僱傭他下手的。那天他從學校裡蹭了剩飯出來，在校門口旁邊的那條馬路上被一個男子揮手叫了過去，說你是經常去這學堂裡混的吧，咱們做筆買賣怎麼樣？“小瘌痢”點了頭，對方於是就說：你給我弄一輛自行車出來，我給你三十萬元。“小瘌痢”一聽，不假思索就同意了。於是，兩人約定當晚九點在前面拐彎處的一堆磚頭前碰頭，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小瘌痢”於是就撬竊了小丁的那輛自行車，當晚把車子交給那個男子，對方給了他一個錢包，裡面是三十萬元鈔票。
那個錢包還在，刑警取過一看，竟是一個女式錢包。於是馬上想到會不會是黃包車劫案的第一個受害人陳敏君的錢包？這當然要去請陳敏君辨認，但在辨認前先得送市局進行指紋鑑定。鑑定結果是：錢包以及錢包裡“小瘌痢”花剩的紙幣上遺留的指紋中都發現了跟“黃包車、三輪車搶劫案”的作案者相同的指紋。再請陳敏君辨認錢包，她也確認是自己被強盜搶去的那個。
與此同時，刑警在珠江畔的一片草叢裡，發現了被劫匪丟棄的那輛軍用摩托車，在車上也發現了劫匪的指紋。於是，專案組確認飛車大盜跟之前發生的“黃包車、三輪車搶劫案”的作案者是同一個人。
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刑警根據飛車大盜那超常出眾的車技和心理素質作出一個推測：會不會這廝是雜技藝人出身？
西山分局刑警金永豐是留用警員，他想起大約在廣州解放前半個月，他曾聽一位從澳門來廣州進行刑事調查的澳門刑警說起，當時澳門發生過駕駛摩托車飛車搶奪的案件，情節跟眼下這個飛車大盜如出一轍，尋思會不會是澳門那個劫匪潛到廣州來作案了？他一說，眾刑警認為似有這種可能。組長彭睿繹便說，看來有必要派員前往澳門瞭解相關情況。於是便決定向上級提出出境調查的要求。
七、暴露於最後一次作案
正當專案組計議停當準備派偵查員前往澳門去調查時，飛車大盜忽然主動冒出來了。
一般說來，人是比較喜歡複製成功的，一件事如若做成功了，以後再做同類事時，往往習慣性地要按照前面已經成功的範例去實行。罪犯也是人，作案也是“做事”，因此，從犯罪心理學角度來看，犯罪分子也喜歡複製成功。對於屢屢作案的累犯來說，他就難免會在一次又一次複製成功的運作中暴露出自己的犯罪特徵。這是一個套套，從哲學上來說，可以稱為規律，飛車大盜同樣不能擺脫這個套套。
當然，專案組的這個對手的智商是比較高的，比如他幾次三番改變作案工具就是一個例子。但是，他的犯罪思維擺脫不了一個基本點——動用交通工具作案。因為這是他唯一的特長。
當然，他的力氣也很大，還會一些初級技擊術，所以，這次他在搶劫交通工具時，因為情況特殊，無意中把他的技擊功夫顯露了一下，傷了一個人。
不幸受傷的人是馬車伕老周。載客馬車在舊時也是廣州的一個行業，跟黃包車、三輪車、出租車並存，但馬車的數量沒有黃包車、三輪車多，通常是由馬車行出租給車伕的，老周的馬車也是向馬車行老闆租的。這天晚上七時許，老周在逢源區載了兩個客人去長壽區。客人下車後，老周把馬車停在一家小飯店對面，自己進飯店要了一碗米飯、一個湯算是晚飯。他正在等跑堂把飯菜送上桌時，忽然聽見外面傳來馬嘶。站起來探身一看，大吃一驚：一個身穿黑色獵裝的男子站在他那輛馬車前，正把馬從車轅上解下來。
老周當即往外奔，嘴裡叫著：“你想幹嗎？”他奔過馬路時，對方已把馬解下來了。老周急了，二話不說，上前就是一記“沖天錘”。那男子一閃躲過，抓住老周的手腕，底下冷不丁兒飛起一腳直襲襠部，老周頓時癱倒。然後，那男子飛身上馬，雙腳一夾，伸手往馬屁股上拍了一掌，那馬長嘶一聲，疾馳而去。
這一幕發生得實在太快。馬路上是有路人經過的，甚至馬路邊人行道上還有幾個攤販。所有人都看見了這一幕，但所有人都沒有來得及做出什麼反應，只是呆若木雞地站在原地看著。直到歹徒騎上馬飛奔而去後，大家這才回過神來，有人驚歎，有人喊“打劫”，有人則去攙扶那個吃了虧的馬車伕。那時沒有什麼手機，也沒有“110”，所以報案肯定是慢了幾拍的。而且，長壽分局接到報案時，值班警員並沒有把這起搶劫案跟飛車大盜聯繫起來，所以，沒有立刻向專案組通報。
劫匪顯然事先已經策劃好行動方案，他搶劫馬匹得手之後，策馬而奔，前往哪裡？去了珠江公安分局石湧口派出所的轄區。
當時的珠江上，有舊社會留下來的一個行業：花船。這花船並非做出售鮮花生意的小舟，而是另具功能：一種是比較大的船隻，上面設有廚房，可以舉辦數十人的宴請活動，還有類似日本藝伎那樣的美貌女子提供樂器演奏、唱歌唱曲之類的服務。但客人如想“進一步”，那可沒門兒，除非你跟美貌女子私自約好了去岸上另擇地方。這是純餐飲的一種，另有純娛樂的花船，就是不提供宴請服務，只提供喝茶、觀賞美女歌舞服務。想色情？也沒門兒。還有一種則是上面有暗娼的水上賣淫妓院了。
這三種服務內容的花船上的客人也不同，但可以想象：不管去哪一類花船消費的客人，肯定不是窮人。劫匪正是這樣考慮的，他策馬來到珠江邊，為的就是搶劫光顧花船的客人。這當兒，正是花船上客的時候，江邊馬路上三三兩兩行走著男男女女。這種對象，劫匪是看不上的，因為油水有限。他看中的對象是坐車來的，坐黃包車、三輪車、馬車的都行，最好是坐小轎車來的。其時廣州已經解放半年了，有私家車的人家即使是以前最喜歡露富大搞顯擺的，也已經不敢張揚，小轎車能不用就不用，尤其是開到這種地方來高消費的，那更是不敢用了。所以，一個星期也難得有一輛小轎車載著客人上花船。
事後，據在場那些三三兩兩的步行客人向專案組刑警反映，劫匪騎著這匹棗紅色的高頭大馬來到現場後，並沒有立刻下手，而是騎著馬來回小跑。解放後，廣州地面上馬車不少，但騎馬的卻不多，有的通常也是解放軍。而解放軍是不會到這種地方來溜達的。所以，現在冷不防冒出一個騎者來，而且還跑來跑去，這使人們覺得有點兒奇怪，還有人議論猜測著這位騎者的身份和使命。
答案很快就有了：一輛三輪車行至一艘名喚“江上仙宮”的花船前，下來一對男女。這是兩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一看便知是有錢人。男的身穿米色西裝，鼻樑上架著一副金框平光眼鏡，攙扶同行的小姐下車時，右手腕上那粗粗的黃金手鐲和左手無名指上的白金鑽戒在路燈下閃著富貴之光。而那位小姐更是渾身珠光寶氣，手上的戒指、手鐲都是成雙成對的，脖頸上的項鍊也特別粗，吊著一塊沉甸甸的黃金鎖片，左小臂上還掛著一個高級坤包。這是一對從香港來廣州走親戚的情侶，男女雙方都出身富家。有著這等家庭背景的，在廣州的親戚想來也不是尋常人家。今晚，主人在珠江花船上設宴款待這對男女，還請來了若干親友作陪。他們誰也沒有想到，竟然這麼巧撞上了飛車大盜！
劫匪策馬來來回回跑著，就是在物色最理想的作案對象。他為了作這起案子，先特地搶劫了一匹馬，還傷了馬車伕，犯罪成本很高，所以可想而知，劫匪對這次作案所獲不義之財的心理期待是很高的。他落網後交代，由於他之前頻頻作案，已經引起了警方的密切注意，所以他打算只作一起，而且這是全部系列案件中的最後一起了。這對富家男女的出現，使劫匪眼睛一亮，立刻作出決定：就是這二位了！
劫匪驅馬上前，來到剛從三輪車上下來的那個富家子面前，在馬上欠身，伸出右手道：“先生，您好！”
富家子的思維沒有那麼敏捷，根本來不及分辨這位騎者是何許人，但出於禮貌，他還以一聲“您好”，同時伸手去握騎者的手。騎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擼下了對方右手腕上的金手鐲，順手抓住對方的左手，用自己的左手擼下了對方無名指上那枚醒目耀眼的白金鑽戒。然後用力一推，在富家子往後倒退的同時摘下了他那副金框眼鏡。富家子後退數步，仰面朝天跌倒在地。
這一幕已經足顯劫匪手段了得，接下來發生的情形，可以說能使所有在場的目擊者終生難忘——
劫匪對富家子下手時，那富家女在一旁嚇得不知所措，瑟瑟發抖。所有人都以為劫匪對富家子得手後立刻會策馬逃離現場，哪知他竟從馬上探身向下，一把抱住呆若木雞的富家女，提起來橫置於馬鞍上，這才雙腿一夾，蹄聲篤篤而去。
這時，跌翻在地的富家子剛剛掙扎著撐起半截身子，見狀大叫一聲（估計是叫女友的名字），當場昏厥。
從花船上下來迎接這對富家情侶的眾親友大驚，哭的哭，叫的叫。旁邊有人提醒他們趕快報警，這才有人反應過來，拿出些錢請路邊賣香菸的攤販前往離現場最近的石湧口派出所報案。
石湧口派出所接到報案後，值班的那位副所長頭腦裡馬上閃過市局通報過的飛車大盜系列案，尋思難道那廝改用馬匹作案了？當下也來不及多想，立刻給專案組打了電話。然後，帶了兩個警察直奔現場。
派出所三個警察到現場時，那個被劫的富家女已經找到了，不過嚇得不輕，神志也似乎有點兒問題，被眾親友簇擁著，不說話，只是哭泣。她的手裡還抓著一個半圓形的鍍金白銅環，那是她那個坤包兩個拎襻中的一個。原來，遭劫時她下意識地緊抓住坤包不肯放手，劫匪就用刀子割斷了跟這個金屬拎襻相連的皮革。眾親友見了都暗道“僥倖”：若是那強盜一怒之下順手往她臉部劃上一刀，那豈不破相了？
原來，劫匪把富家女劫走的用意僅僅是圖財。他已經對富家子下手了，如果還在原地對富家女下手行搶，那安全係數可能就大打折扣。在場有那麼多人，如果有人反應過來，叫喊一聲眾人來個圍捕，那就糟糕了。因此，他乾脆把下一個作案目標掠上馬背，策馬逃離現場，就在馬背上作案，把富家女那成雙成對的黃金戒指、手鐲和項鍊悉數搶去。然後，收緊韁繩讓馬在一個出售草蓆的地攤前停步，把富家女放下。富家女雙腳剛著地，立刻跌倒在旁邊的草蓆堆上，被攤主扶了起來。正問情況時，一班親友也追過來了。
警察見狀，來不及詢問情況，立刻先從旁邊看熱鬧的一個報童那裡買了一張報紙，把富家女手裡的那個拎襻包了起來，留作證據。然後，副所長借用花船向兩個受害人詢問被劫情況，兩個警員則勘查現場，走訪目擊者。
一會兒，專案組一班刑警趕到了，聽那兩個警察說了瞭解到的劫匪的體貌特徵，初步斷定跟前面利用黃包車、三輪車和摩托車作案的是同一個傢伙。專案組長彭睿繹聽說富家女手裡留下了一個坤包拎襻，便馬上指派一名刑警駕著摩托車前往市局請專家鑑定指紋。
專案組隨即對被搶的那對情侶進行了詢問，其受害過程已由副所長問過並且做了筆錄，刑警就略過不談，專門盯著細節瞭解，特別是盯著被劫匪劫持過的富家女詢問。反覆詢問下來，從富家女的回憶中梳理出了其對劫匪的以下印象。此刻，這種印象是可以作為劫匪的特徵來進行案情分析的：
其一，那個年代，瘦並不是美女的評判標準，過瘦的女子容易被人認為患了癆病（肺結核）。當然，也不像唐代那樣以胖為美，不胖不瘦才是理想身材。這個香港富家女的身材就屬於這個標準，一米六的身高，體重大約在一百零八市斤。而劫匪騎在馬上，只用單手就把她輕而易舉地提上了馬背，被他隨手一橫放倒在鞍子上也沒覺得弄痛了哪裡，後來把她放下時也是如此，這說明劫匪頗有一些膂力。
其二，劫匪驅馬奔逃時，富家女明顯感覺到從他嘴裡噴出的氣息中帶著異味，那是酒精和羊肉混雜在一起的氣味。
與此同時，其他刑警在走訪目擊者時也瞭解到跟富家女提供的特徵相同的內容。有一個提著一籃新鮮水果向花船兜售的小老頭向刑警提供了一個只有他才注意到的細節：強盜騎著作案的那匹棗紅馬的左側臀腿交界處，烙著一個茶杯口大的“福”字。
專案組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是追查馬匹的下落，由於有了賣水果老頭提供的那個“福”字的細節，這件事做起來就比較容易。刑警判斷：馬身上烙字，那是馬主人為防止馬匹走失後被人冒領而採取的措施，這通常是擁有多匹馬的人所為。廣州地面上擁有多匹馬的人，只有馬車行老闆了，所以，劫匪作案時所騎的那匹馬應該是屬於馬車行的。
於是就去馬車行公會調查。這時已是晚上九點多鐘，馬車行公會早就沒人了。但刑警不能等到次日再瞭解，於是設法打聽到了馬車行公會的一位成員的家庭住址，找上門去求教。對方一聽馬身上烙著個“福”字，想都沒想就說那是黃沙區七仙坊老甄家的馬。
老甄名叫甄增福，是“增福記馬車行”老闆，這人是“一貫道”骨幹分子，後來清除反動會道門時家裡又搜出十幾支長短槍和上千發子彈，就給政府判處死刑一槍崩了。但當時他沒對專案組使壞，刑警連夜登門，一說棗紅馬，他就說哦我知道了，是老周給人打傷了搶走馬的事兒吧？原來，老周遭劫且被劫匪打傷後，被前往現場出警的警察送去了醫院，然後就跟老甄這邊聯繫，老甄派了個打雜的去醫院交了點兒費用。現在，他正惦念著丟失的那匹馬呢。
刑警隨即又去了醫院，撲了個空。老周沒有住院，讓家人接回去了。幸虧事先已向老甄問明瞭老周家的地址，於是就尋了過去。
老周挨的那一腳實在不輕，雖經醫生處理，但他還是無法站立，躺在床上哼個不停。不過，老周還是強打著精神把他遇劫的情況向刑警說了個明白。
老周也說到了劫匪的異味問題，他是個積年酒徒，對於烈酒的辨別能力很強，如此倉促間聞到的酒味竟然還能說得出來路：“那是‘老高粱’！”
前往調查的刑警是歐望城和小馬，這二位都是滴酒不沾的人。所以對於什麼“老高粱”一無所知，正要請教，老周又說出了一句使他們目瞪口呆的話：“這強盜是蒙古族人！”
何以見得呢？老周說出了理由：一是這傢伙既喝“老高粱”又吃羊肉，那是蒙族人的習慣。二是騎術精湛。三是其對烈馬的那份潛在的威懾力。須知這匹棗紅馬是“增福記馬車行”二十多匹馬中性子最烈的一匹，沒有人敢租這匹馬拉車，老闆只好降價。當初老周貪便宜剛租到手時，憑著以前曾幹過騎兵的根底，費了很大勁才把它馴服的。這匹烈馬被老周降服後，只認他一個人，連原先的東家老甄也別想伸手撫它一下，否則飛起一腳，鐵蹄伺候。可它面對著這個強盜，卻溫和得像只家貓似的。由此可見，這個強盜肯定是一位馴馬高手，不知馴服過多少烈馬了。他的身上有一股對馬的威懾之氣，而馬是極具靈性的，強盜一走近它就已經感知了這股神秘氣息，知道對方是一個什麼人，所以就只有乖乖順從的份兒。四是強盜從馬車上把馬解下後，當時老周已經叫喊著往馬路對面衝過去了，但強盜竟然還順手把解下的繩索系在車上，那份熟練以及所打的繩結，在老周這個曾在草原上待過幾年的人看來，只有牧民出身的漢子才做得到。
綜上所述，老周就斷定強盜是蒙古族人。
刑警聽著，覺得似有道理。但是，以眼前的情況來看，別說知道作案者是什麼民族的人了，就是知道了姓名也不一定有用，專案組最需要知道的是這個傢伙藏身何處，怎樣拿下。所以，刑警就問老周：依你看來，怎樣才能打聽到這人的底細？
別看老周是一個粗漢，此刻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他倒是有點兒心思的。他對刑警說，他還在醫院時就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了，因為他必須得找到那廝，好把馬要回來。要打聽這個強盜，看來只有找“老高粱”。
“老高粱”？“老高粱”是誰啊？
老周的回答有點兒像繞口令：“老高粱”就是從“老高粱”打的酒！
刑警再問，老周用奇怪的眼光看著他們：連“老高粱”都不知道？這才開口解釋。原來，“老高粱”是一種烈性燒酒的名稱，這是由逢源區鳴鼓巷一家無名小酒坊自釀的一種高度烈酒。這種酒烈到什麼程度？劃根火柴燒得比醫用酒精還旺。在草原上待過的老周也算是能喝些燒酒的，可是喝“老高粱”就只敢乾兩杯，第三杯拿到手裡就要哆嗦了。廣州人不大習慣喝烈性酒，所以當地人沒有去鳴鼓巷沽酒的。鳴鼓巷那家小酒坊的“老高粱”專供旅居廣州這邊的嗜酒的北方漢子，其中頗有一些是蒙族人。時間長了，那些前往沽酒的人就給那家無名小酒坊起了個名稱，也叫“老高粱”。
老周的意思是：既然那強盜喝的是“老高粱”，所以，多半是能夠從鳴鼓巷“老高粱酒坊”打聽到強盜消息的。
歐望城和小馬兩人返回專案組駐地，向組長彭睿繹彙報了調查情況。專案組這邊也已經有了收穫：經市局專家對專案組遞送的坤包拎襻的鑑定，認定作案者就是之前那個飛車大盜。大家根據之前查摸到的線索，綜合分析後也認為劫匪可能是蒙古族人——一個經歷相當豐富的蒙古族人。現在聽歐、張二刑警如此這般一彙報，彭睿繹說那就定下方案，先去鳴鼓巷找“老高粱”的老闆瞭解情況吧。此刻時間已晚，半夜三更敲門會驚動鄰居，只有明天上午走一趟了。
次日上午，解秋生、老王、老邢三刑警前往鳴鼓巷。彭睿繹之所以要派老王、老邢，是因為這二位家住逢源區，他們對於本區的相關情況應該是比較熟悉的。可是，王、邢兩人互相一聊，竟然都不知鳴鼓巷在哪裡，甚至聽也沒聽說過。至於“老高粱酒坊”，那更是聞所未聞。那就只有邊開車邊打聽了，接連問了幾個路口的交警，方才弄清了鳴鼓巷的方位，終於把車開到了離鳴鼓巷一箭之地處停下，步行前往巷內。
之所以下車步行，是因為通往鳴鼓巷有一座木橋，只有三尺寬，吉普車是過不去的。事後想來，也幸虧這座木橋，才使刑警撞上了好運。
三刑警過了木橋，進了鳴鼓巷，這是一條狹窄幽深的小巷，兩側住家那斑駁的磚牆上長滿了青苔。三人在巷口一打聽，得知“老高粱”在巷尾倒數第三家。三人相視而笑，說這真是“好酒不怕巷子深”了。
“老高粱”是一家前店鋪後作坊格局的自產自銷的鋪子，除了出售七八種自釀的各類酒，也賣油鹽醬醋，以及醬菜。進門是一個不大的院子，穿過院子便是店堂了。店堂裡，坐著兩個男子，正喝茶聊天。見便衣刑警出現，其中一個顯然是老闆身份的老者以為是顧客臨門，站起來迎到櫃檯前：“三位先生，想買什麼？”
走在頭裡的老王忽然指著另一個男子喝問：“你是什麼人？”
不能不佩服老王那雙眼睛，這個男子竟然就是劫匪！喝問之下，那人一躍而起，拔腿就往後面逃。三刑警二話不說，拔槍在手，跳過櫃檯，跟著追了進去。“老高粱”後面有一大塊空地，那是生產作坊，再往後就是一條十幾米寬的小河。劫匪逃到河邊，正要往水裡跳的時候，刑警開槍了，擊傷了他的左腿，立時倒地就擒。
刑警立刻給他包紮止血，三人抬著他往外走過木橋時，不禁暗道“僥倖”：如果小吉普能夠開進巷子的話，這傢伙早就聞聲而遁了。
訊問進行得很順利：劫匪名叫鈕裕釗，果然是蒙古族人，原名叫格力樂。一問其職業，在場的最早參加專案偵查的三刑警之一金永豐盯著劫匪的臉仔細一看，不禁失聲道：“原來是你！”
大約一個月之前，金永豐那碼頭工人出身的老爸老風溼發作，疼痛難忍。有位老夥伴來看他時對金永豐說：逢源區有一位專治風溼病的“蒙醫”，據說效果不錯的，你可以帶你爸去請他看看。金永豐於是就借了輛載貨的三輪車，放了張竹椅把老爸載上，和弟弟兩個蹬車前往逢源區。一路打聽，最後終於在一條名叫“恩源坊”的小巷子裡找到了這位“蒙醫”，門口牆上還寫著“蒙醫格力樂，專治風溼”的字樣。進門後，接待他們的正是眼前這個劫匪。老爸用了他自制的膏藥，又吃了據說是用祖傳秘方配製的丸藥，半個月後病情有所緩解，但並未根治。金永豐沒有想到，那位看病的“蒙醫”竟然就是專案組大費周折方才緝拿到案的飛車大盜。
那麼，放著好好一份醫生工作不做，幹嗎偏偏要做大盜呢？這要鈕裕釗自己說了。先看一下這個身手不凡、掌握多種技能的傢伙的簡歷：格力樂，四十年前出生於霍林郭勒一個富裕牧民家庭，自幼嗜騎馬，練就了出色的騎術和馴馬本領。十七歲隨父親到張家口經商，結識了當地駐軍的一名軍官，這個軍官有一輛摩托車，鈕裕釗學著騎了沒幾天就已經十分嫻熟。於是，他那商人老爸就託人從北平給兒子買了一輛二手德國造摩托車。鈕裕釗的車技就是這樣練出來的。後來，鈕裕釗的老爸因為生意上的糾紛被人暗殺，商號同時被焚。那時，鈕裕釗已經二十一歲了，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他發誓要報仇雪恨。為此，他設法買了一支手槍和大量子彈，跑到草原上苦練了整整一年。當時，仇人已經去了天津。鈕裕釗便前往天津，於一個風高月黑之夜把仇人一家八口全部殺害。
報了仇之後，鈕裕釗逃到了武漢，隱瞞了蒙古族身份，變成了口外來的漢族人。他在武漢為謀生做過多份工作，其中一份就是拉了半年當時被稱為“洋車”的黃包車；還在一個馬戲團表演了兩年馬術。抗戰爆發，武漢淪陷，鈕裕釗又恢復了蒙古族身份，先是無師自通地做了幾年“蒙醫”，後來看看做不下去了，靈機一動，穿著蒙古族服裝前往日軍憲兵隊要求“效命”，憲兵隊測試了他的技能後，決定錄用他，讓其當了一名便衣特務。鈕裕釗便很賣力地時而蒙古族時而漢族，時而商人時而醫生時而馬戲演員，甚至還裝扮過一段時間的郵電局送報（電報）員，積極地為日本憲兵隊收集情報。
抗戰勝利後，鈕裕釗看看在武漢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國民黨肯定要請他進大牢，弄不好還有可能一槍給崩了，於是就南下廣州。廣州地面上也在懲辦漢奸，鈕裕釗生怕待著不牢靠，就去了香港。他想以行醫謀生，但英國人治下的香港不比內地，沒有行醫資格證書縱然你是世界級名醫也別想掛牌開張。沒辦法，只好當了一名苦力。苦力的日子不好過，過了一段時間，鈕裕釗聽說內地懲辦漢奸的風頭已經過去，於是就決定返回廣州。臨離開香港時，他以這次在廣州作案的形式搶劫了黃包車、三輪車連續作案六起，弄得一筆錢財後逃到了廣州。
鈕裕釗二次來到廣州，用在香港作案所得的贓款，在逢源區思源坊購買了房子，還原了蒙古族身份，以“專治風溼”的“蒙醫”名義對外行醫。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對於中醫業採取“不管”方針，因為中醫沒有學歷資格證明之類，只說得出師傅是誰，其他民族的醫術比如“藏醫”、“苗醫”、“蒙醫”等也享受同樣待遇。因此，鈕裕釗的掛牌沒有受到阻止。廣州解放後，他這家只有一個醫務人員的小小診所同樣被人民政府的衛生管理部門登記備案，成為合法經營者了。
但鈕裕釗並未鬆一口氣，因為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他對於自己以往所犯下的那些事兒是否能夠逃過人民政府的追查缺乏信心。無論是天津的殺人案還是武漢的漢奸案，都足可判處死刑。因此，鈕裕釗反覆考慮後，決定逃離廣州。去哪裡？先去香港，到了香港再視情而定。剛從香港逃來廣州時，鈕裕釗曾擔心香港警察會順藤摸瓜追蹤到廣州來緝拿他這個搶劫犯，為此他特地訂了一份香港報紙，天天看報，發現香港警方對於他所作的那幾起搶劫案早已不聞不問了。所以，鈕裕釗相信他這會兒逃到香港去可以落腳。鑑於香港不能做什麼“蒙醫”，得另外找份職業，他就打算開家蒙古風味的餐館。開餐館需要資金，鈕裕釗行醫謀生所得吃吃喝喝收支正好持平，沒有積蓄。所以，出逃之前先得籌集一大筆資金。這樣，鈕裕釗就決定把他以前在香港做過的事兒複製一遍。於是，廣州地面上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搶劫、盜竊黃包車、三輪車、摩托車和馬匹以及以此作為作案工具的搶劫案件。
鈕裕釗當初購房時之所以選擇逢源區這邊，就是因為“老高粱”。他原本就嗜酒，酒量極好。他認為既然以“蒙醫”名義對外營業，那就要給登門求醫的病人一個徹徹底底的蒙古族人印象，所以，酒是少不了的。廣州的蒙古族人喝酒只喝“老高粱”，所以他也就喝“老高粱”。為沽酒方便，鈕裕釗乾脆住到了距鳴鼓巷僅一箭之地的思源坊。
鈕裕釗經常去打酒，跟“老高粱”的店主很熟。每次去打酒時就會在店堂裡坐一會兒，喝喝茶，聊聊天。今天是他跟店主的最後一次聊天。
對於鈕裕釗的司法處理時間稍稍長了些，因為司法機關需要北上張家口、天津、武漢核查鈕裕釗交代的內容，所以該案一直到1950年底才作出判決：依法判處鈕裕釗死刑，立即執行。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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