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劉遠航
麥兆輝和莊文強被安排在酒店的不同樓層接受採訪。工作人員和媒體記者樓上樓下來回忙活，視頻和錄音筆同時打開，快門不斷按下，粵語和普通話混雜在一起。如此高密度的工作方式，讓人恍惚間像是置身快節奏的香港。
麥兆輝穿著棒球服，看起來精力很充沛，語氣中總是透著幾分熱情，不時爆出笑聲。“香港人總可以找到一個方法去生存，適應能力很高。香港這個地方是這樣小。”麥兆輝用拳頭比劃著，“它的電影市場一直是外向型的，總會隨著環境的變化改變自己，以前是臺灣和馬來西亞，現在是內地。”
相比之下，編劇出身的莊文強要瘦很多，戴著眼鏡，顯得斯文而冷靜。他的對面立著一幅易拉寶，海報上的幾隻老虎都被鐵鏈束縛著，呼應著新電影《廉政風雲》的反貪主題。在最初的預告片裡，劉青雲扮演的角色在廉政公署任職，明確表示要打“大老虎”，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內地的反腐新聞。
“但是，香港也把貪汙的官員比作‘老虎’嗎？”《中國新聞週刊》問道。“也有（這種說法），但不是主流。”莊文強說，“老虎聽起來很有力量，我們一般會把他們形容為老鼠，比如警察貪汙，會比較黑暗一點，見不得光的。香港的權力不會那麼張揚。這其實是一個‘翻譯’的過程。”
時代大潮裹挾下，電影市場也經歷著轉向與裂變。麥兆輝和莊文強都在“九七”前後入行，在新世紀伊始開始合作，見證了香港電影的最後繁榮，也創造了《無間道》系列的輝煌。隨後，他們進入合拍片時代，作為金牌搭檔，既合作過《竊聽風雲》這樣根植於本土經驗的題材，也涉足過《關雲長》和《聽風者》這樣取材於內地經驗的故事，教訓和成績幾乎一樣多。
如今，香港和內地早已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影像經驗的轉化與騰挪之間，是不斷審視對岸並反觀己身的過程。有一個說法叫作“港片已死”。辯駁者則稱，死火也能重溫。一代人老去，有人在插科打諢與重複懷舊中透支觀眾對港片的記憶，也有人成功轉型，如林超賢那樣，將香港類型電影的商業基因植入內地的主流話語和情緒。
相比之下，麥兆輝和莊文強更加務實。以前，兩個人同為編導，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作品的結構，有評論者將其總結為對立又互動的關係，在人物角色的內在衝突與外在困境中展開。
近年來，他們改變了合作方式，試圖將各自的個性發揮到最大。去年國慶檔上映的《無雙》，莊文強擔任導演，麥兆輝是藝術總監。這部影片後來居上，最終取得了超過12億的票房。到了今年春節檔上映的《廉政風雲》，麥兆輝執導筒，莊文強則擔綱監製。影片宣傳強調反腐，這樣的嚴肅題材在一眾賀歲閤家歡電影中顯得很是另類。
雙生
“麥不離莊，莊不離麥”，這是圈內的說法。兩人是互為表裡，彼此映襯的。麥兆輝看起來活力四射，但創作起來講求務實沉穩，而莊文強外表斯文，做起編劇卻內心狂野。十多年來，兩個人合開公司，合寫劇本，合拍電影，一直如此。麥兆輝甚至開玩笑說，妻子都懷疑自己可能是同性戀。
具體到類型電影的創作方法，麥兆輝提到，自己平時會關注新聞事件，常常牽涉不同的類型元素，中間有一些是他不熟悉的空白，這些空白可以通過進一步的訪談和調研進行完善，在一段時間的沉澱思考之後，形成初步的劇本。而與莊文強搭檔合作的模式無疑填補了各自不擅長的創作缺口。
兩人的合作開始於2000年。此前，麥兆輝做了多年的副導演，給陳木勝和杜琪峰做副手，1996年才開始擔任導演。莊文強在圈子邊緣混跡日久，三十歲開始做編劇。二者在陳木勝電影《歡樂時光》劇組結識對方，其後開始嘗試合作。起初的兩次聯手《願望樹》和《別戀》）皆以失敗而告終。從《無間道》開始，二者把握住機會，在變動的市場格局中突然衝出一條路子，並在此後與多次合作的劉偉強分手。
人的困境是他們貫穿始終的主題。身份的矛盾構成了《無間道》系列的結構推力，打破了善惡是非的二元局面。慾望是《竊聽風雲》系列的內在動因，讓人物陷入無法挽回的泥潭。到了這一次的《廉政風雲》系列，麥兆輝以一起菸草走私案為起點，試圖呈現人與人之間的曖昧與幽深，第一部以“煙幕”為題，呼應的正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煙霧。“他是比較踏實的一個人，我就比較虛。”莊文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廉政風雲》不會像《無雙》那種完全是虛幻的故事線，而是很實在的。”
《無雙》在去年的國慶檔取得了極大的票房成功，但是莊文強卻花了很多年才拿到投資，有機會將其搬上大銀幕。本來麥兆輝可以一起拍攝，但他拒絕了，讓莊文強自由發揮，自己只是擔任藝術總監。
那個關於“印假鈔”的故事最初由莊文強構思的時候，麥兆輝是不太有底的，莊文強甚至不認為麥兆輝聽懂了，因為整個故事的翻轉依賴於故事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但劇本支撐了影片的邏輯，影片的呈現與劇本高度一致。最終，莊文強算是“任性”了一次。從此以後，兩個人的合作模式變得更加自由，以前可能還會顧及彼此的情面，那樣的結果往往就是，在風格和敘事層面妥協、中和一些。
壓抑與張揚，曾是麥莊組合作品中的兩種內在推力，相互糾纏。到了《無雙》，這種雙重結構依然存在，郭富城負責壓抑，周潤發負責張揚。周潤發已經63歲，但他在此片中的槍戰表演讓觀眾恍然間回到了那個小馬哥的港片時代。在莊文強看來，這種不講理的張揚曾是所謂港片味道的重要面向。
合拍
商業導演根植於市場，如同蘆葦附生於水泊，麥兆輝和莊文強都沒有否認這一點。香港尤其如此。用最少的錢和最快的速度，獲得最大的收益，這曾是香港電影的取勝之道，雖然出現了大量粗製濫造的快銷品，卻也錘鍊出港片的節奏與筋骨。莊文強說，港片是最講究“功利主義”的，節奏要快，效果要足。
但是，貼合市場並不意味著一味迎合大眾。一方面，要遵循特定的創作規律和模式，在效果與成本之間反覆掂量；但另一方面，需要近身搏鬥，對社會的真實狀況保持敏銳的嗅覺，突破已有的範式，直至尋找到新的表達路徑。甚至可以說，好的類型片是時代精神狀況的溫度計。
“九七”之後，時代的鉅變給電影市場帶來了深遠影響。莊文強還記得，九十年代末期，香港每年出產電影超過360部，這意味著每天都有一部新的電影製作完成。但如今，香港本土的電影數量幾乎縮水了十倍。
電影市場的地理版圖經歷了迅速的重組和整合。麥兆輝和莊文強在此前的一次採訪中表示，香港電影從來就沒有自主過，一直跟著市場走。迴歸之前，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地是臺灣和東南亞地區。麥兆輝特別提到，《無間道》的結尾有兩個版本，許多觀眾以為那是針對內地市場修改出的“和諧版”，但這其實是馬來西亞版本，當時馬來西亞有這樣的審查要求。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審查制度束縛了合拍片時代的香港電影。但麥兆輝覺得，審查制度其實意外地帶來了一個積極的變化。原本香港導演常常是不需要劇本的，但在合拍片時代，為了通過審核，需要提前準備腳本。“香港電影從來就是一個很快的市場，往往不是從故事出發，會有很奇怪的要求，拉來一些演員，拼拼湊湊就拍出來了。”麥兆輝表示，但後來，為了應對政策要求，就必須事先打磨完備的劇本和故事。
儘管對於新環境的理解力很強，麥兆輝和莊文強在進入合拍模式的時候，也和許多北上的香港影人一樣，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適應過程。香港社會產生了警匪片的土壤，內地這邊的對應形象卻是公安與小偷，背後的文化差異很大。
一些同行想要去適應新環境，積極選用內地觀眾熟悉的演員，在內容上與內地的現實語境相互勾連。莊文強說，自己看到很多同行“就是為了討好這市場，去弄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故事。其實現在再看，可能它連故事都不是。”
麥兆輝和莊文強涉足過古裝領域，在2011年拍攝了《關雲長》，也嘗試過諜戰題材，在2012年拍攝了《聽風者》，兩部影片雖然票房尚可，但都引起了不小的爭議。莊文強承認做得沒有那麼好，但不認為這是在討好市場。他們試圖站在現代香港的原點，去對歷史和文化經驗進行新的闡釋，雖然這並不是他們所擅長的。
“那個時候我們一直在討論一個說法，叫‘接地氣’。我常常問，到底接哪裡的地氣？西北地區、南方地區，還是上海地區？但其實，原有的地域已經影響了你，逃不掉的。這幾年我們看到了曙光，
大家都開始不去接地氣了，就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怎麼把它弄得好看。”莊文強說。
突圍
麥兆輝近年來內地做宣傳的頻率少了，前些年，他經常來北京，但現在，大規模的路演已經不再是推廣電影的主流。主要還是傳播方式發生了變化。一些人認為，盜版影碟的流行曾經對香港電影的市場造成影響。此後，互聯網對電影市場進行了新一輪的洗牌，同時發生的，還有電視業的沒落。
那麼，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在內地，網絡調侃的“渣渣輝”的名號給新片主演張家輝帶來的知名度甚至比電影本身的影響還要大。轉換到電影市場，口碑對於電影市場的影響力日顯，這也解釋了《無雙》在去年的後來居上。
電影《無雙》北京發佈會現場 郭富城、周潤發
一切都在變，香港電影也經歷了重重轉型與裂變。“整個行業來說，其實以前的人才都走掉了，留不住那麼多人，片子也一樣。而且，有一些人已經老了。”麥兆輝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香港電影也許很難重現往日的輝煌，但港片的商業基因仍在，仍有回血重生的可能。莊文強提到了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林超賢的《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其實是《紅海行動》的試驗品。在那之後，他終於明白了遊戲怎麼樣玩，然後怎麼樣去讓自己的長處都發揮出來，然後才有《紅海行動》。”莊文強說。
《無雙》也有著同樣令人振奮的示範作用，其票房成績是去年國慶檔的冠軍。一個作品的成功往往意味著很多次碰壁，即使是莊文強這樣的導演也是如此。劇本故事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想好，最終卻只有後來的出品方博納影業一直在關注。這需要時機，莊文強說，寫好了沒人要，放在電腦裡，總會有出籠的一天。
現在，麥兆輝和莊文強走上了獨立執導、互相把關的合作模式，試圖在保持共性與發展個性之間取得最大限度的平衡，突破原有的界限。一定程度上，這其實可以看做是香港電影與內地市場關係的某種縮影與映射。
從技術層面而言，這樣的選擇也是為了提高電影製作的效率。於是，僅僅在《無雙》上映半年之後，麥兆輝和莊文強便帶著《廉政風雲》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
這部以廉政反貪為背景的新作根植於麥兆輝的個人經驗與香港的社會結構。警察家庭出身的麥兆輝依然記得童年時的很多往事。他父親是警察，全家住在警察宿舍。當時警察貪腐嚴重，警察之間的貧富差距明顯。廉政公署的成立改變了這一切，宿舍裡，曾有父親的同事開槍自殺。這些私人經驗成為了香港社會變遷的見證。
《人民的名義》給麥兆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看來，他從內地影視劇中汲取的感受也潛移默化地糅合進作品中，港片進入內地的“翻譯”的方式已經悄然變遷，他們歷經茫然和摸索，現在終於再一次逐漸成為熟練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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