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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任大剛/文】“中國製造”的產品質量引發全民焦慮，以至於全國“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也不得不提一筆，要發揚“工匠精神”。
說到工匠精神，自然讓人聯想到各地博物館裡那些嚴絲合縫的木製傢俱、製作精美的器皿服飾，以及少部分地方千年不倒的建築。如果再到日本的博物館看看，同一時期他們的東西，大多數簡直不值一哂（而今天我們卻對日貨趨之若鶩）。發願要把我們的“工匠精神”恢復起來，大概源出於此。
但數千年積澱下來一些寶貝，卻未必能反映工匠勞作的全部內涵，或至少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從那裡可以繼承一些“精神”。
傳統工匠有“精神”嗎？
蘇州大學歷史學者餘同元先生厚達500多頁的《傳統工匠現代轉型研究》一書，勾勒了傳統工匠真實的社會處境：
第一，人身依附強，社會地位低下。金文中的“百工”，是近似於奴隸的手工業勞動。後來的官府工匠中，不少來自罪犯刑徒。唐宋以後，手工業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但“重農抑商”仍是基本國策，到元代又開始通過嚴格的“匠戶”制度，對工匠進行中種種限制和奴役。
第二，身份世襲，職業固定。在清初廢除匠籍制度之前，工匠都受到政府匠戶和軍戶等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不僅職業世襲，而且一業終生，即便匠籍制度廢除後，工匠職業終生和世守家業的現象仍然存在。世守家業的好處是便於技術的積累，但從中是否會誕生“工匠精神”，卻是一個有待論證的問題。
第三是組織封閉，群體的話語權微小。中國很早就建立了匠戶制度和和管理工匠的職官，但是工匠自己的組織卻很晚才出現。這與歐洲中世紀的行會佔領城市，並在權力鬥爭中取得自治權很不一樣，甚至在浩如煙海的史書典籍中，我們很難知道幾個工匠的名字，更多是皇帝、政客、文人，等等。
綜上，中國古代的工匠，不僅社會與政治地位低下，而且一盤散沙，這樣的群體，怎麼會創造出一種叫做“精神”的東西？
至於中國古代的“工匠”能夠把他們的製作的東西做得足夠精美，除了上述身份世襲便於技術積累之外，還在於實行了“物勒工名”制度和“工師效工”制度。
所謂“物勒工名”，就是每一件產品上，必須刻上工匠的名字，以便上級有關部門檢驗查核。所謂“工師效工”，是指上級主管部門的領導“工師”會檢查考核工匠的產品，出現不合格產品，工匠會被治罪，反之，產品質量好，會得到獎勵。
而且事實上，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崇尚簡樸，反對“奇技淫巧”，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反對創新，要求墨守成規，大到修房造屋，小到製作傢俱玩物，都有固定程式，級別沒到很高的程度，創新是不被認可的。這與中國學術解經、注經的深厚傳統，可謂一脈相承。
迴光返照的現代工匠
清代以後，匠戶制度廢除，官匠散入民間，其技藝成為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
在傳統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現金收入，仍然是出售農副產品：糧食、經濟作物和牲畜等，說到底都是與土地打交道。中長期來看，對一個家庭來說，種什麼其實都一樣。不過偶爾會有一些例外，比如1984年前後，我川西老家的中藥材川芎一度賣到三四十塊錢一斤，一畝地可以有上萬元的收入，那一年種上川芎的，激動萬分，說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這麼多錢；沒有種植的擂胸頓足，痛失百年一遇的發財機會。
但這些都是“浮財”，風頭過後往往賤如泥垢，一腳踩上會折本一大截。除了種地謀生，更可靠的是學一門手藝。成為一名工匠，才是不錯的選擇。
一直到人民公社時代，對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和石匠都是另冊管理，不過時松時緊。他們被稱為“五匠人員”，是農村生活經常需要的，學的人也最多。
不過每個匠種對人的資質要求略有不同。對人的聰明程度要求最高的是木匠，其次是泥水匠；雕匠主要是木雕，要有很高的審美能力；“解匠”（“解”在方言中讀如“改”，當年解放軍攻佔四川，鄉人稱之為“改放軍”，幾乎是一代人之後，才改稱“解放軍”）是兩個人用五尺來長的大鋸，將原木鋸成板材的活計，屬重體力活。身體瘦弱的成都詩人流沙河“文革”期間被遣回原籍金堂的木材加工廠，幹了近10年解匠，累得生不如死，這種懲罰暗含的意思，仍是將工匠視為“賤業”；石匠主要是把石頭加工成生活或生產工具。
最具嚴格師承關係的是木匠。木匠分為大木和小木，大木主要負責修造房屋，小木主要負責做木製傢俱。要把為數眾多、各種規格、各種形狀的木頭加工打磨好，然後嚴絲合縫地拼接在一起，沒有三年或以上的辛苦，幾乎不可能學會。因此學木匠活的，多是心思活泛的農村青年，學成之後，在主人家幹活，按天取酬，供應一日三餐，晚上酒肉款待；如果人笨，師傅多不願意收為徒弟，即便勉強滿師，將來也不容易找到活幹。
退而求其次可以去學泥水匠。泥水匠的工作環境不如木匠乾淨。但這個活與木匠比起來，要容易得多，它講究砌牆橫平豎直，磚縫看上去是一條直線，不像木匠那麼繁雜。當然也有絕活，比如砌灶頭，有的泥水匠做的灶頭，不旺火，太耗費柴禾，而有的泥水匠做的灶頭，卻能讓人稱心如意。
學雕匠和石匠的要少得多，主要是活少，競爭也不激烈，所以他們的活多顯得有些粗糙，沒有特殊要求，主人家也是將就了事。
解匠往往是雙人組合，他們在木架前，面對面站著，手臂一左一右拉送一整天，而且還不能把木板鋸得起伏不平，因此要有一身好力氣，好眼力。
現代工匠灰飛煙滅
上述五匠人員更重要的身份是農民。他們幹五匠的活，多半是在農閒時期，農忙時節，主人家也不大會安排修房造屋做傢俱等等。在人民公社時代，五匠人員從事五匠勞作，多在農閒時節，農忙時候不服從生產隊安排，非但掙不到公分，而且要受到處罰，折中的辦法是向生產隊繳納現金。
改革開放後的那些年，沒有這些限制了，經濟迅速發展，五匠人員的活動範圍不再限於本鄉本土，一些人到城裡、到外地去承包工地，很快成了包工頭。
第一批包工頭主要是泥水匠。這是因為，城裡的土木工程已經使用動力設施，木匠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泥水匠的需求無比強勁，泥水匠的地位脫穎而出，其中頭腦靈活的搖身一變成為管理者或承包商。第一批百萬富翁，多是泥水匠出身。這批人中的極少數，如果沒有被市場淘汰，倖存下來的後來多拉起了建築公司，家產巨億的，所在多有。
鄉下的木匠，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此前不怎麼瞧得上眼的泥水匠發財致富，他們要麼在家鄉給農民做做門窗，要麼在工地上做做模板，小日子也算過得去，上世紀90年代，一種多用途的小型電動木器加工機器迅速普及，木匠活不再需要三五年時間的訓練，只需要幾個月乃至更短時間就可以上手。更要命的是，現代傢俱廠迅速建立，產品光滑油亮，設計現代時尚，而傳統實木手工傢俱無論從設計到做工，總存在這樣那樣的瑕疵，因此迅速落敗。房屋建造中木料使用也大幅減少，塑鋼窗和訂製門，使傳統木匠徹底失去市場。
隨著電動工具用於木頭和石頭雕刻，雕匠和石匠的傳統手藝也迅速落敗；電鋸的到來，使開出來的木板又平又直又快，解匠也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終。
在我的老家，老派工匠正在老去，傳統手藝事實上正在消失。在更早工業化的江南一帶，傳統工匠的消失要更早一些，前些日子在上海朱家角古鎮，我遇到一名快60歲的制匾人，他早先也是木匠出身，祖傳的手藝，到他這一代就沒有生意了，索性改做牌匾，他的兒子寧願到公司裡去做一個收入不高的“白領”，也不願意繼承他的祖傳手藝。
傳統工匠在現代機械面前，破敗得摧枯拉朽，讓人回不過神來，在這種情況下，呼籲工匠精神，是在向誰喊話呢？
任何稱之為“精神”的東西，均是自由意志的產物，在這層意義上，莊子所讚許的庖丁，其分割牛肉才“技進於道”，進入精神創造的境界。當工匠的社會地位形如奴隸，不會有所謂“工匠精神”；當工匠社會地位低下，他的職業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而已，一有機會便要脫離，怎麼會有心思去創造“精神”？當對工匠工人的獎勵是“以工代幹”時，同樣也創造不出“精神”。直至今天，高考完畢，考生報考培養高級工匠的高職院校，多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社會氛圍對工匠造成的壓抑，遠未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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