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錢從哪來、錢到哪去”？這是全社會都在討論和關注的一個話題。
近期，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和浙商銀行共同發佈《錢去哪了：大資管框架下的資金流向和機制》報告，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殷劍峰及其研究團隊創設了一個新的宏觀金融指標——信用總量，來闡述全社會的“錢去哪來、錢到哪去”。
整個社會的資金總規模已經遠遠超過M2餘額：2009年，信用總量還只是M2的88%，而到2016年，信用總量已將相當於M2的1.2倍。換言之，社會中有20％的資金不在M2的統計範疇。根據信用總量這一指標，全社會資金的規模和流向就可以較為全面的呈現出來，而得出的一些現象甚至會讓人大跌眼鏡。
我們一起來看看<strong>全社會的"錢"去哪了？不同階層財富洗牌正在加劇
<strong>1.更多的“錢”流到了地方政府和居民
2016年在全部的182萬億信用總量中，政府部門佔比20%，較2009年上升5個百分點；其中，中央政府佔比從2009年的11%下降到2016年的7%；地方政府佔比在同期則由4%上升到14%。非金融企業佔比從2009年的71%下降到2016年的61%，居民部門佔比同期則由15%上升到19%。
因此，信用總量的部門分佈變化清晰地表明，雖然企業仍然是“錢”流向的大頭，但危機後“錢”更多地流到了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門。
<strong>2.居民部門快速加槓桿造成財富洗牌
居民部門是除地方政府外，第二大快速加槓桿的部門。2016年居民部門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新增居民債務超過新增儲蓄，居民部門成為淨融入資金部門。判斷居民部門風險的一個指標是居民部門負債與勞動者報酬之比，2016年我國這一指標已經達到90％。我國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只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60%，低於<strong>美國的70%。報告稱，所有收入和財產分配的指標，其含義只有一個：負債向收入中低端家庭累積，資產向收入中高端家庭積累。
<strong>3.非金融企業去槓桿不如想象中那麼迫切
2016年非金融企業槓桿率較2015年下降一個百分點。事實上，2009年“四萬億”之後，除了2011年至2012年有一個短期回升之外，非金融企業負債增長總體呈下降趨勢，這說明在扣除地方平臺和城投公司之後，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並非許多人想象得那麼糟糕。即使就<strong>國有企業來說，雖然在2009年後為應對危機而迅速加槓桿，但自2013年後也在去槓桿，目前國有工業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經接近2007年的最低水平。
<strong>4.“錢”還是主要來自銀行
隨著傳統銀行信貸下降、非傳統銀行業務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份額的上升，“錢”的來源日益多樣化，這也導致金融部門內部的相互負債不斷增加和金融部門槓桿持續上升。觀察金融部門內部的相互負債，非銀行金融機構對銀行的負債自2015年一季度起就成為最大科目，並且上升也最為迅速——這也進一步說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錢”有很多依然是銀行的“錢”。
就銀行而言，“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已經成為近些年資產擴張的主要科目。從2009年“四萬億”之後,這一科目的增速由20%上升到2011年的60%，並相對平穩地一直維持到2016年的三季度。至2017年一季度，“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已經接近28萬億元，佔銀行部門總資產的11%左右。
<strong>5.銀行理財資金流向被忽略的重要投資渠道——海外投資
截至2016年末，中國銀行理財的規模已經突破30萬億元，“存款理財化”、“存款搬家”已成為普遍現象，分析銀行理財資金的投資流向，也能夠很好地反映整個社會資金的流向。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目前銀行理財的投資以非標占主導（根據報告測算，非標資產規模投資為12.55萬億元，佔2016年末銀行理財規模比重為37.31%），但忽略了一項重要的投資渠道——全球資產配置或理財資金海外投資及其機制分析，而實現這一功能的主要突破口則是私人銀行理財業務。根據測算，2011年至2016年，我國平均每年通過私人銀行業務流出的資金規模約為340 億美元。 以香港為例，內地居民通過理財業務在 香港進行資金配置的主要方式有高端保險、股票滬港通、債券滬港通、基金滬港通、投資銀行以及私人銀行業務等。
近十年，貨幣/信貸/地產/金融的深刻變化，讓抓住其中機會的人成就了財富暴增的神話，而錯失機會的人則與財富失之交臂，讓大城市中有房者和無房者成了兩個社會階層。
全球財富大洗牌和利益再分配，是資源全球配置造成的；一國財富再轉移和利益騰挪，是資源全國配置造成的，這是大環境和大趨勢，在此期間肯定會有群體利益受損受挫，併成為競爭中的失敗者，個人能改變的唯有提高認知維度，並保持再選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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