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本經濟的成長深受地緣政治的賜予和牽制，而其發展故事經由本土、西方及中國的述說和轉譯而有不同版本。
近年來，中國對日本的理解和關注逐漸跳出早年情緒化的反應，日益受到書籍譯介及媒體報道的影響和塑造，許多遲來的譯作陸續面世。早年，人們閱讀日本，試圖從中尋找可供複製的模式，而如今人們心繫日本，則多少有些為危機爬梳線索、未雨綢繆的意味。
20世紀七八十年代 “日本學”的興起
近兩年，美國學者傅高義的專著《日本第一》和《日本新中產階級》分別於2016年、2017年發行中譯本。《日本新中產階級》作為傅高義早年的成名之作，研究1950-1960年間日本中產階級家庭的興起，奠定了此後日本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基礎。其中譯本面世之時，這種研究方法已不再新鮮；而世紀之交經歷了新中產階級崛起的中國人，對這一歷史過程也早已不再陌生。《日本第一》一書距離發表之初也有近四十年，最初是寫給美國人看、勸其學習日本發展之道的著作。諷刺的是，該書出版數年，日本就從泡沫經濟的狂飆突進轉入了“失去的20年”，漫長的衰敗期至今未有休止。
20世紀70年代是日本學（Japannology）的顯學時代，這是日本因經濟繁榮而備受國際關注的結果。出自西方人之筆的《菊與刀》傳播度最廣，不過其作者魯思·本尼迪克特不通日文、也從未去過日本，只是根據對日本戰俘和收容所中的日僑採訪而成。日本文化研究者劉檸指出，那些不戴戰後有色眼鏡、友好看待日本的西方研究亦受到日本人的重視，從威廉·阿斯頓、小泉雲八到愛德華·塞登史蒂克、賴肖爾，從約翰·道兒到傅高義。英國的日本問題專家羅納德·多爾稱讚，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的後進國家”，結合了西洋與東洋的優勢。
1979年，傅高義出版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其實》或許是個典型。傅高義聽從師訓，為拓展自己的跨文化研究視野而來到日本，並被此地迷住。他在《日本第一》後記中表明初心：“我是發自對自己的祖國美國的不可抑制的愛國心而寫的。”正如一個聰明人能從任何人身上學到東西，正值發展減速期的美國也應拜別國為師，順應新形勢，學習後進者。這本書迅速成為西方學界日本學中最暢銷、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就連新加坡政府也將其列為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必讀書。
上世紀80年代，美國已對日本的經濟競爭力感到擔憂。此後十年都吹“向日本學習”的風，海外投資者和日本年輕人都認為“今後是日本的時代”。在此類敘事中，日本雖資源貧乏，但在成為工業社會以及處理後工業社會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上出類拔萃，其現代組織、經濟團體、企業文化等都成為值得學習的對象。
然而，1989年日本市場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的發展敘事經歷了急轉直下的話語轉型。許多國家感到日本不再是一個有用的榜樣，本國人也質疑，二十年來行之有效的日本政策，今後是否仍然行之有效？儘管傅高義在後記中重申“普通日本人還是享受了非常舒適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運轉良好”，但當所有西方財經報紙及日本社會自身都在談論失落感時，這種肯定顯得有些乏力。
“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本土的哀嘆
日本戰後經濟史的敘事，是一個從後發展國家到發達國家、從“日本第一”到“失去的二十年”（如今已近三十年）的變調故事。如果說傅高義的觀看多少帶有“師夷長技”的外來者目光，那麼野口悠紀雄作為1940年前後出生的日本人，則在《戰後日本經濟史》一書中以親身經歷帶出了日本經濟的潮起潮落。野口從一個興高采烈、秩序井然、勤勞有加的時代走過來，那種從喧囂到沉寂的體歷、隨時代潮漲潮落的命運感甚為深刻。
野口的寫作訴諸直覺，而發展的信念始終縈繞在“不對勁兒”的感覺之中。他將日本的幸與不幸歸結到“1940年體制”——二戰期間日本建立起“國家總動員體制”，動用全國資源為戰爭服務。與之配套的經濟制度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成為戰後日本的發展基礎。
上世紀50年代，日本不再依賴戰爭“遺產”（戰後復興需求或朝鮮特需）拉動建設，而開始真正依靠投資和消費等內需增長拉動經濟。上世紀60年代的製造業高潮給日本帶來了大規模的鋼鐵廠和石油化工廠，工業化推動了城市人口的劇增。此後汽車、半導體等產業亦有突破性發展。日本靠著舉國一致的體系，妥善解決了貿易、資本自由化和石油價格高漲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日本模式備受禮讚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野口看來，日本社會結構的轉換就在這種禮讚聲中錯失了。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到90年代，世界經濟的基礎條件逐漸改變，日本未能良好適應。1990年股價下跌，1991年地價下跌，此後鋼鐵、造船等大型工業成為“結構性蕭條產業”。2004年日元貶值期間，企業曾有一派生機，但本質上無法應對整個世界經濟的改天換地。
上世紀80年代，野口參加過自由主義思想家弗裡德曼、哈耶克的學術團體“朝聖山學社”在柏林召開的會議。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這一學術群體的經濟理念在撒切爾夫人的英國和里根的美國得到了充分實踐。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改革也漂洋過海影響到日本。
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理財技術”逐漸普及，金融日趨自由化。投資對象從城市不動產到高爾夫球場，從海外度假勝地到美術品。房地產開發公司雄心勃勃，東京市中心地價飛漲。日本的泡沫波及海外，“賣掉東京就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直至泡沫崩潰，人們才意識到飛漲純屬異常。此後數十年，日本社會仍在為當年的瘋狂買單，社會各方面都未能恢復到上世紀90年代的最高水平。
著作等身的野口，是率先對房地產泡沫提出警告的日本經濟學家之一。儘管野口在追憶中透露出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怨念，然而他的知識結構同樣存在侷限，即美國學術訓練下的冷戰思維。野口在書中感嘆：天道未必酬勤，鉅富源於“虛業”，只靠倒買倒賣土地獲得鉅額財富，這樣的世界是錯誤的。而像他這樣的全盛時期親歷者，曾擔任本國經濟發展的重任，目睹日本產品橫掃世界的榮耀；而臨近退休，又不得不眼睜睜看著日本經濟走向衰落，前途未卜。
當“我們現在身處何方”成為一個難題，追憶往昔成了最易拿出的方案。平成年代是近代以來的承平歲月，而整個社會的關鍵詞卻是“失去”；作為日本現代生活原點的“昭和三十年”（1955年-1965年）雖早已遠去，卻成了親歷者及未曾親歷者不散的時代鄉愁。
當代中日從對望到親密
如果說日本是第一個經歷了罕見的發展飛躍及慾望衰退的“先驅”，那麼在改革開放後迎來經濟騰飛、如今面臨產業結構轉型之不定陰晴的中國，也無法將目光從日本的諸種現狀中移開。
中國的改革開放肇始於“中日友好”蜜月期的對望。1978年鄧小平訪日後，留下“歡迎工業發達的國家，特別是日本產業界的朋友們對中國的現代化進行合作，這也將加深兩國政治關係”的寄語。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仍代表了國人心中的“現代化”。在新世紀，“世界經濟第二”的身份中日易手，日本在經濟上的存在感逐漸削弱，退出了中國精英的戰略視野；但相較政治上的張力十足，日本文化對於中國而言卻有滲透性的影響。
長期為國內媒體寫作日本評論的劉檸認為，由於歷史的積怨，政治、社會制度及文化差異，中日兩國媒體在互相凝視的過程中，會發生某種程度上的焦點模糊、失真，甚至錯位。然而伴隨全球化消費時代的深入，這種情形發生變化，中日互動從宏觀的政治經濟層面逐漸深入到具體的個人生活、出行及求學當中。2016年初，日本NHK頻道播出電視紀錄片《我們喜歡日本的理由——中國開始變化的日本觀》，體現出新一代中國年輕人對日本的不同觀點。
中國年輕大眾對日本的普遍認識，深受近年日本的文化軟實力及媒體關鍵詞所重塑。中國中產階級在旅行中將日本當作大超市；日本動漫、音樂、電影有一批忠實擁躉；而萌、Cosplay等日文表達也進入日常生活。網生代的中國青年像日本青年那樣進入了後現代語境，二者的共同經驗將兩國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更深刻地聯繫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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