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平凡 日本不穩定無產者的生存實驗

只要平凡 日本不稳定无产者的生存实验

松本哉

松本曾因街頭抗議上過法庭,在得知司法人員擔心他有畏罪逃跑的意圖時,他說:“我的時薪只有800日元(合人民幣約50元),每週工作3天,一個月的工資滿打滿算也只有8萬日元(合人民幣約5000元)。這叫我怎麼跑?跑了可會餓死啊!”法庭頓時充滿了笑聲,不再是“無聊、嚴肅”的空間。

只要平凡 日本不稳定无产者的生存实验

松本哉提出了“窮人逆襲”一說。攝影/冷君曉

只要平凡 日本不稳定无产者的生存实验

松本哉作品《素人之亂》(臺灣版)。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泡沫經濟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衝擊之下,出現了一批處於不穩定僱用狀態的勞動者。日本的不穩定無產者以年輕人為主,廣義上包含不具備穩定僱用合同,或收入在平均線(200萬日元/年)以下的人群。他們缺乏保障,從事臨時或不規律的勞動,也因此被崇尚終身僱用和企業家族式忠誠的主流社會所排斥。

面對這種無法向上流動的窘境,日本人一般會有兩種應對態度。一種是執拗於中產階級的生活標準——大部分人選擇徒勞地堅持;而另一種則是放棄這種執念,理直氣壯地過起“笨蛋”的生活。松本哉的《窮人的逆襲!——不花一分錢過日子指南》一書講述了這樣一群日本青年聚合起來試圖創造一種不依靠國家也不被公司所束縛的生活。在日本學者柄谷行人看來,這是一種“與階級間差距作鬥爭的歡樂聯盟”。本文主要梳理了日本飛特族們在都市裡的另類生存實驗,此前,他們在中國主流媒體並未受到太多關注。

虛弱的年輕人?

在青壯年時期直面泡沫經濟,於1976-1996年間出生的年輕人被譽為“新新人類/餘裕世代”,但這裡的“新新”、“餘裕”並不意味著放任自由、生活富足。他們在泡沫經濟和就業冰河期時受盡打磨,同時也受到了西式自我本位自由競爭價值觀念的影響,是新與舊兩種元素的整合。

藉助藝術和創業獲取穩定生活和傳統中產社會地位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使得潛在的創新者成為名副其實的邊緣群體,只要主流人群依舊以穩定的中產生活為目標,他們就很難被社會認同。

在多數西方視角的日本分析者看來,這些不穩定無產者是個難成大器的群體,因為他們很少發動有影響力的抵抗。比如,托維農將這群人歸為“無聲的獨行俠(quiet maverick)”,卡塞格認為這群人是“玩樂賦權(play empowerment)”的發明者,香港作家湯兆禎認為這群人是“冷靜的調試型”。這些標籤似乎都透露出虛弱的氣息。然而,就此認定餘裕世代不具備反抗力,似乎又是偏頗的。

日常生活的反抗?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日本雖然缺乏公開的社會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反抗的動力源進入休止狀態。卡塞格認為,這一動力源來自庶民群體,包括飛特族、尼特族、御宅族、流浪漢、外籍勞工等等。日常的反抗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只不過日常反抗(如偷懶、喧譁、逃跑)因其平凡而從未被載入史冊,儘管他們比起聲勢浩大的正面對抗更加有效。

卡塞格通過研究柄谷行人發起的新聯合主義運動(NAM),注意到柄谷試圖通過頂層設計來引導日常形式的反抗——通過在多個城市內(包含東京、大阪)創造出一個溫室空間,為邊緣人群塑造超越資本、國家和民族的生活。作為資本交換的替代,電子地域通貨系統Q被髮明出來,人們通過參與幫助邊緣人群的活動(如在面向厭學者的非盈利學校志願教學)可以獲得貨幣Q。但烏托邦式的技術頂層設計與最需要NAM服務的庶民脫節了,他們依舊難以積累足夠的Q貨幣,就像平日裡賺不到錢一樣。

日本文藝批評家絓秀実參加過日本的68風暴,他敏銳地覺察到柄谷對日常的調整恰恰使之變成了反日常:一般人很難理解什麼是超越資本和國族的體制。他揶揄道,上世紀60年代末的街戰創造了凝聚的實踐空間,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其中蘊含了快樂和人與人之間實際的情感碰撞,因為用行動打破了抽象的秩序,建立了屬於反叛者的真實,所以是能帶來影響的。柄谷沒有創造出這樣的空間,他只是做了黃粱一夢。

幽默地說不!

那麼,幫助邊緣者打破偏見認知的社會實踐是否存在呢?

在東京高円寺車站附近喧囂一時的玩樂運動(play movement)則沒有樹立挑戰資本系統的遠大目標。

二手電器店主松本哉堪稱是玩樂運動的靈魂人物。2006年,他在新宿車站發起了反對電器用品安全法(PSE)的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由一輛卡車開路,隨行的尼特族穿著卡通戲服,管制的警察在一旁呵斥:“都這麼大的人了,還不知道社會人的規矩嗎?”在一個聖誕夜,松本和朋友來到六本木的豪華商圈,在街道旁架起火鍋,號稱要“粉碎資本主義消費”,這和法國黃馬甲運動的街道塗鴉“布爾喬亞階級沒有聖誕節”有異曲同工之處,只不過他們的火鍋最終還是被警察收走了。在此之後的素人遊行都具備較大規模的感召力,2011年的反核電站遊行達到了參加者2萬人以上的規模(遊行只起到拖延一時的效果,日本全國範圍內的核電站現在基本已經恢復運營)。

當學者卡塞格發現這個群體時,只找到賦權(empowerment)這一笨拙的詞加以形容。嚴格而言,這些運動更多是一種“應激反應”:面對不盡如人意的勞動關係和勞動狀況,參與者走上街頭,用玩耍和偷懶抵抗主流意識形態。

素人運動在凸顯自我身份和訴求的同時,巧妙地利用“貧窮”、“無能”的屬性博取同情,塑造出一個既存秩序很難介入,介入了也會變成笑料的玩樂空間。玩樂中攜帶的酷元素,巧妙借用了流行文化工業的表現形式,使用歇斯底里的喇叭喊話和搞笑的音樂、裝扮將抗爭的戰線軟化,利用樂趣的磁力吸引更多人加入“革命”,可以認為正是玩樂賦予了他們人格尊嚴和行動力。

這令人想起朗西埃提倡的“歧感性”形式,原有的抽象秩序被撕裂,新的感性分配得到實現。只有當看似不理性、不合適、甚至矛盾的新類型出現並主體化,與那些明確的類型產生交鋒,並在吸引注意力上更勝一籌時,傑出的政治行動就誕生了。素人的玩樂手段拒絕了上世紀乃至上上世紀的血腥鬥爭路線,推行“後革命”的松本等人,採用的是和平但不妥協的表達手段,似乎有機會等到不一樣的未來。

玩樂運動!

東京藝術大學教授毛利嘉孝對不穩定無產者抱有自我批判式的同情。儘管“階級消亡”在日本幾乎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但大多數國民還是承認“有各種各樣的日本人”。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鬥爭思想不同,不穩定無產者擁有直白的思想(ストリートの思想),他們更願意抓住現在,延伸對現在的想象,實現社會主義、世界和平的宏圖大業和他們無關。

毛利認為直白的思想有以下四個特徵:

1、呈點狀分佈,乍一看是流動零散的思想,實際能夠跨越空間,在一些特殊事件發生時(如伊拉克戰爭、國會通過PSE法律、福島核爆)連接成“線”,催生社會運動,但在事後很難把握或複製。2、是從基層生髮出的實踐思想。3、沒有冠名,是屬於一大批無名者(諸眾)的思想。4、以電子文化(如音樂、視頻等)的非言語形式表現出來。直白的思想生產出擁有別樣意義的快樂和輕鬆,其內在邏輯是反消費主義的。最典型的表現是松本的火鍋遊行,他提倡人與人之間的親密交流,或馬克思口中“積極的社會關係”。直白的思想不從屬於金錢,它將既存的資本流動現象當成在別的場所發生的事情。

玩樂運動製造出了卸去偽裝的亞文化空間。在龐大的社會壓力下,不穩定者正在逐漸失去發聲器官,玩樂運動則是隱蔽的驅逐事實浮出水面的瞬間。我們拿起放大鏡仔細觀察這個瞬間,於是發現“逃避可恥但有用”成為越來越多的不穩定者的人生信條。身處光鮮硬幣的另一面,他們的生存實驗還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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