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毛羚
攝影助理：楊心如
2016年5月，我們第一次採訪畢贛時，因為他剛剛做父親不久，我們浩浩蕩蕩近十人追到他的老家凱里完成了採訪。
坐在外婆家的屋頂上,他感慨道：這樣採訪很輕鬆，要是換在北京，肯定沒這麼舒服。
三年後的今天，在北京，還有幾個小時我們就可以再次見面了。突然被通知，因為畢贛導演要趕著回去休產假，採訪時間推後。
別人是三年抱倆，他是三年抱了四個，兩個娃，兩部片。娃很可愛，片子很美。
但是作為一個剛拍第二部電影的年輕導演，突然經歷從幾十萬到2000萬投資的巨大變化，你能想象這三年他經歷了什麼嗎？
畢贛在拍《地球最後的夜晚》（以下稱《地球》）時，感受最深、聽的話最多的就是兩個字：“沒錢”。
當他想要一名特效化妝師，有人告訴他：沒錢。當他想用一臺水下攝影機拍兩天，有人告訴他：沒錢。
反正，不管他要為電影做什麼，都有人過來跟他說：沒錢。
“我這個電影有2000萬（投資），但是錢花在哪兒了？為什麼連我都不知道？！”他很不解。
而且，更讓人不解的是，這部電影最後從2000萬變成4000萬，超支了100%，“我自己都不知道找誰說理去”。
他的處女作《路邊野餐》成本不過幾十萬，而且大部分是他的家人在承擔。
到了第二部電影《地球》的時候有了2000萬的投資，無論是對一部文藝片、還是對一位年輕導演來說，無疑都是一筆鉅款。
在我們看來，不知道能辦成多少事。
“我對錢真的沒有概念，每次一這麼說大家就笑，但真的沒概念，我既不知道怎麼使用錢，也不是我在管錢；第二，我的心也不放在那兒，我確實不太關心，因為每天要處理好多事情。”
當然，他不是在逃避、推卸責任。他真誠地對我們說：“有我很大的一部分責任，會不會是一開始的建立預算、安排進度，我們整個系統都是錯的？大家都忽視了怎麼樣才能做一部好電影。”
這個問題的原因，要歸結於前期預算規劃出現的巨大漏洞。
“當我走進電影拍攝的場景，發現沒有一件東西能達到我的要求，你看見的每一件東西都是在省錢。我的要求不是它要多精緻，而是他們找的這些東西不屬於這個空間，場景不是、牆壁不是、鏡面也不是，走進去像拍廣告。”
畢贛每天都要去現場溝通一遍，而他每一次去復景，那個場景始終都一模一樣，看不到有任何的改變。
受不了了他也會生氣：“你們到底在搞毛啊，為什麼每次來都一樣？”大家也不好意思，說：“我們改我們改……”
到最後，執行導演開始帶著導演組自己去找道具，包括錄音師也都來參與找道具……這種溝通信息很浪費成本，也很浪費他的創作時間。
有人跟畢贛說：“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月就過去了，你有那麼好的演員，那麼好的條件，那麼好的資源，你拍出來的東西總不會太差。”
畢贛也是這麼想，總不會太差吧。
可直到電影開機的第一天，6月15日。
“我發現到開拍那一天，整個劇組無論從造型、具體的場景、到美術這些最基礎的，跟之前復景時還是沒有變化，永遠是這樣，我也不知道到底誰在忽悠我。當時之前的美術指導跟我關係很好，他是一個很有才能、才華的美術指導，但我覺得不是他的問題，也許他更容易妥協吧，面對壓力、面對經濟狀況更容易妥協。所以他也很難做人，他知道我想要什麼，但是他辦不到，因為手上沒有任何經費。”
這一天，他終於沒有過去自己這關。當他發現每個人對電影的工業認知是那麼不同，很多人連最基礎的事情都做不好時，他決定再也不妥協了。
“停吧。多久調整好，多久再拍，調整不好就不拍了。”
第一天停機不要緊，調整一天繼續再拍也損失不大。但是第一天停機的原因是美術進度、工期都要重新調整的話，這個代價就是巨大的。因為演員、創作團隊、所有工作人員的時間都要重新調整；電影的資本、成本也要重新規劃。所以從第一天停機開始，整個劇組就面臨著巨大的後果：每一天都有可能拍不下去。
“我是要承擔很大責任的，為什麼我一開始不強硬些？”在此之前畢贛確實是個“不強硬”、“不吵架”的導演，因為他不想傷害別人。
現在，“我不去想這些，我只告訴我自己：不能再讓別人告訴我應該怎麼樣，我不會再聽那些，我也不會再質疑我的所有初衷和決定，就這樣一直到最後。”
劇組進行了巨大的調整。換了全新的製片組和製片主任，請了新的美術指導劉強老師加入，“我們所有的溝通都是靠一點點默契和他的美術修養。”
因為按照正常流程，導演要跟美術指導先溝通半年，再去看景。但是他們沒有時間，只能現場溝通、立刻實施去做，連思考的時間都沒有，甚至連畫圖的機會也沒有，因為圖紙沒了，買不起。那個時候劇組已經沒有錢了。
當投資人代表萬總來了解完超支狀況後對畢贛說：“前面就是出問題了，你要交學費。”
“毋庸置疑，我的投資人、製片人、監製他們在大方向上一定是支持我的，不然我怎麼拍完？在超支那麼嚴重的情況下，投資方還是以我的標準為原則，凡事都建立在‘我過關’的原則上，再去想辦法怎麼節省預算、怎麼把進度展開得更好。即使已經超出了他們的‘合理’和‘儘可能’了，他們還是支持我。我挺感激他們的，我和我的製片人現在每天都在反省，這些‘至暗時刻’。”
他覺得如果《地球》當初定的是3000萬，也許不會出現這樣大的問題。“當這個電影只能做成2000萬的樣子時，就需要把原來導演的創作設想壓縮出1000萬，甚至1200萬、1300萬出來，那從哪兒壓縮？就是方方面面了，具體到每一個場景去壓縮，也要從時間、週期等方面壓縮。”
比如，跟其他劇組相比，《地球》劇組的條件算差的。“但你說和《野餐》相比，哪個好呢？說實話，看起來這個劇組好些，至少有個正常的賓館住。”
到了拍攝的後期，劇組彈盡糧絕。製片人去跟每家投資人彙報新的投資規劃又存在一個時間差。
在最危難的時刻，演員黃覺找了他的朋友們：袁弘、張歆藝，黃曉明等，他們得知這個消息後紛紛解囊投資，不求回報。
最初的電影拍攝週期只有2個月，等到調整完，週期就拖成了1年。除了投資方們的支持，演員們的配合與奉獻也是影片能拍完的重要因素。
“電影需要他們配合的程度太高了，又是面對一個才拍第二部電影的新導演，真的是很支持了。他們(所有演員)三番四次回來拍，把所有休息的時間都劃出來給了這部電影，像是湯湯、鴻其，尤其是張姐（張艾嘉），覺哥（黃覺）就更不用說了，一陪就陪了我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而且我們也沒有那麼多費用好好支付人家，我覺得特別抱歉。”
他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特別關愛我，當時可能是連電影都拍不下去了。
好事多磨，終於，《地球最後的夜晚》成為了他夢寐以求的電影，電影也呈現出了很多意外驚喜，那是他在劇作的時候都沒有想到的，“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電影了”，他忍不住給黃覺發微信。
以前，畢贛對自己的電影票房是沒有什麼期待的，因為他的創作從不去考慮市場。但現在影片拍完比原先超支了一倍，讓他有了壓力。
他在想：投資方怎麼辦？
現在所有的創作內容都做完以後，畢贛也想回來“上上班”——參與影片宣傳的諸多工作。
“其實很多事情我的製片、監製是不會叫我去做的，但比如，他們不得已想要我上綜藝節目時，他們就會拿五個讓我挑一個去就可以了。可我心裡想的是，別讓大家虧了，這是一個導演的基本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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