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墓道前的沉吟
——二月河
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暉”，再文雅點的說“萱堂”、“令慈”這樣的尊仰不怎麼聯繫得上。她有時也“手中線”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繚”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沒有握針，而是擦槍——一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油汙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裡喀喳組合著“對”起來，魔術般地又復原了：一杆閃著暗幽幽烤藍的“雙筆簫”手槍又握在手中——她是與新中國共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縣公安局的偵查股長。1949年已成為陝縣的公安局副局長了。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能打槍、騎馬，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兒子。因為我的淘氣調皮永遠長不大；因為我逃學不肯受調教；因為我諸門功課成績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歸竅——拖著拉著……夾著我殺豬樣的尖聲號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腳踢。當然，捱打的部位永遠是隻有一處，屁股……打過就忘了，以至於我永遠都以為，打屁股肯定補腦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媽媽。記得第一次捱打，是一個秋天。公安局的院子裡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樹，幾個農民裝束的人在樹上摘梨，手裡提著很長的麻袋，摘下就裝進袋裡。我當時四歲吧？就站在樹下，偶爾有落下的梨就撿起來，飛快送進屋裡塞進抽屜。如此往返，竟撿了多半抽屜磕爛了的梨。半夜時分，母親開會回來，我（其實一直熬著瞌睡在等她）從床上一躍而起拉開了抽屜，說：“媽！我撿的，你吃！”
母親的臉色立刻就變了：“你，怎麼敢，拿人家的梨？！”
“樹上掉的，我撿的……”
“掉了你就敢撿？”
“他們（別的小孩）都撿，我也撿！”
“你還嘴硬！”
……於是便開打。我的絕不認錯似乎更激怒了她，從裡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簷下……狠狠地照著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痠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聲驚動了所有的“公安”，拉著勸著才罷了手。但我現在一閉眼還能看見她的淚花。
許多年過後我才知道，當時那裡還沒有土改，公安局佔的是財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來的。地處伏牛山腰裡這個小縣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圍，而城裡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譟著預備蠢動，形勢是異常兇險……以後我還捱過許多次打，總沒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沒有記得那樣真切。然而儘管被打，我從來也沒有怕過她，時至今日想起來就不禁莞爾，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當時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採訪一下，必能寫出一篇意趣橫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這美麗的“假如”。
她逝世時年僅四十五歲，現在還安靜地躺在臥龍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幾年前有位記者來訪，問我：“你這樣堅強的毅力，哪裡來的？”我說：“母親給的。”
我的母親沒有上過學，從來翻看她的筆記日記文稿，連我這個“大有學問”的也驚訝不已。母親不但字寫得端秀清麗，那文采也是頗生動煥映的。那全是自學，一點一點啃下來的，寫總結寫報告鍛煉出來的。她死後二十年，我寫書。盛暑天熱饕蚊成陣，我用乾毛巾纏了胳臂（防著汗沾稿紙），兩腿插在冷水桶裡取涼防蚊；作文睏倦到極處，用香菸頭炙腕以清醒神經。記者知道了，無不為我的這樣耐苦堅毅震驚，殊不知這兩手是地地道道家教的真傳，毫不走樣學習母親當年工作的風範！20世紀60年代我回家鄉，父親指點我去看母親在家勞作的磨坊，石砌的牆上用炭條書的字跡宛然，如“牛”、“馬”、“羊”、“人”、“手”、“口”……父親告訴我：“這是你媽沒有參加工作前練習寫的字。”現在大約已經湮沒迷失了吧？
她的刻苦，她的嚴厲，形成了她的風格，大抵——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義加著一種頑強的執著與認真。從一個拈針走線推磨造炊的農村少婦，到一個能打槍騎馬識文斷字文武來得的職業革命者，經受了幾多磨難？我雖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煙的記憶裡，儘管她的聰明美麗，更多的成分卻是“威嚴不可犯”。幾個年輕警察在說笑，有人說一聲：“馬局長來了！”人立刻變得一臉莊重嚴肅——那時的公安局和監獄同院，串得蚱蜢串兒似的犯人在太陽下曬暖兒，見她過來，會拌動著腿哈腰低頭站起來，聽著她腳步過去才鬆一口氣。一句話，她“厲害”。
確實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5月，一個漆黑的夜晚悄悄離家出走，在虎嘯狼嚎的太行山黑黝黝的岡巒中，穿越老樹古藤林投奔抗日隊伍的。中間還過一條正泛水的大河，從敵佔區一氣跑到根據地。爸爸曾笑問媽媽：“你當時怎麼想的，就不害怕？”我當時在場，聽母親說：“心裡害怕就站住想：我沒有做過壞事，老天爺不保佑我保佑誰？”我後來也獨自夜走山路，心裡想：“老子有槍，他媽的不對就給他一傢伙！”這一比，我沒有母親勇敢。我有一個勇敢的母親。1947年在伏牛山，一頭狼半夜闖進她的住房，她出去開會未歸，只我獨自在家睡覺。我是被一聲脆裂的槍聲驚醒的，是母親開槍了。她回來見燈熄了，沒再點燈就睡，聽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聲，反手向床下扣動了扳機……狼奪門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媽媽是哭了，說：“萬一叼走了你，我怎麼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傳給了我，我沒有她勇敢，但也是個勇敢的人。當後來的苦難降臨，在井下掏煤被電擊，一步一顫背水泥登“死人崖”，從爆炸現場赤腳逃出時；當決意捨棄“士”途從文時，我覺得我所接受的是母親的偉大力量與豐厚賜予。
母親有一種大漠孤煙式的蒼涼雄渾氣質，然而恐怕沒有誰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細膩溫情的母愛的一面。有時到後半夜，母親會叫醒我，在耳邊輕聲說：“寶兒，到街上給媽買一張捲餅，或者是火燒夾肉。媽餓壞了，也累壞了……去吧，啊？”我就會順從地揉著惺忪的眼去“跑腿”。偶爾一個節日，她會弄點菠菜豆腐湯，滴幾滴香油，在火爐旁攪著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騰香氣迴盪的湯裡“撥魚”，先一碗一成不變的是我吃。1960年困難時，伙房裡只要有一點細糧，總是留給我們兄妹的，她說：“我不愛吃白麵。”這裡的母親，我常常覺得和那個舉槍對靶、槍口冒著青煙的她“封不上號”來。犯人脫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輕的叔叔們。他們垂手聽訓，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辭色，溫言撫卹一下，他們又都會高興得孩子一樣。
幹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著進來，橫著出去”。或者是命終於斯，或者是犯錯誤趕出去，都叫“橫著”。母親沒有犯過錯誤（當然是指一般性質而言），她終究是“橫著”從這崗位（她死時是法院副院長）走向了生命的歸宿。已經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記不起她活著時“休息”是什麼樣子。無論什麼時候我醒來，她都在工作，在“寫字”。她犯病也是盛暑從鄉里趕回，洗臉時暈倒的。半年後病不見起，按規定要扣工資，她說：“這樣歇著還領百分之八十工資，我已經很不安了。”
她去之後，我又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千山萬水輾轉流徙，二十二年。當我鬢髮漸白，事業有成時，到“馬翠蘭之墓”前扼腕沉吟，我發覺母親始終都在注目著我，跟隨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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