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團美玉似的敦煌
——阿來
對我來說，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那樣反覆閱讀在心，又從未身臨其境。不是沒有機會，而總是覺得要再做準備，再做些準備。這次前去還是沒有做好準備。好多地方，都是叫自己早些去，早些去吧。偏偏這個地方，總對自己說，還是知道再多一點，再多一點。
這個地方，就是敦煌。
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沿線，好些地方都去過不止一次。只有今年，就去過吐魯番，看高昌和交河。又入天山，去伊犁河谷。不久前，再去武威，為我向導的作家朋友葉舟已經做了從武威穿河西走廊直上敦煌的安排，但我還是取消行程，飛回了四川。
這次卻因為不能推辭的活動，不得不上路了。
其實，有時候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因為這地方的文化遺存如此豐富。豐富的另一種表達，就是複雜。豐富或複雜，正是頭緒繁多的深遠歷史決定的。總在紙上讀歷史。以前讀過的不算。今年又重讀唐代的邊塞詩與涼州詞，讀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考古記錄，讀林則徐和謝彬的西行日記。其間敦煌這個地名，是最吸引我的字眼。當然，還有那些傳法和求法路上中西僧人的行跡。這個地方，法顯去過，鳩摩羅什來過，後來，唐玄奘去過，也來過。
還有那麼多不同民族的身影在這條曾經的國際大通道上出現過，那麼多不同的語言在這個時空中響起過。他們彼此刀兵相向，用那些語言嘶喊；他們交易，用那些語言討價還價；他們和親通婚，用那些語言歌唱。這些人血緣駁雜而精神健旺。他們傳播並接納彼此的文化，用不同的語言講述儒家和道家的經典；講述祆教、景教和佛教的教義；他們從不同的方向彼此走近，用不同的語言彼此打探互為遠方的消息：國家、人民、信仰，風習、工具、衣冠，以及物產。
命名了絲綢之路的李希霍芬談到張騫通西域這段歷史時，不是隻注意軍事與政治的角力。他說：“張騫建立了關係，使得其後幾年裡能把栽培的植物傳到中國來。”
有記載說，張騫通西域發現中亞的汗血寶馬時，發現這種馬嗜食的草料是中國沒有的苜蓿。於是，他從大宛國帶回了苜蓿種子。漢武帝命人在皇宮旁的空地上遍植此草。這樣的歷史細節，中國史書中也有記載。比如創作於六世紀的《述異記》還記有此草由來：“張騫苜蓿園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
後來，這種本是牧草的植物還進入了中國人的食譜。南北朝時期的陶弘景留下了這樣的文字記錄：“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
張騫從中亞帶回的植物還有如今廣泛種植的葡萄。
這些植物已然改變了中國大地的面貌，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人是飲了葡萄酒的人，馬是食了苜蓿草的馬，何況還有琵琶！
“涼州七里十萬戶，胡人半解彈琵琶。”
琵琶就是敦煌石窟飛天女手裡的那個琵琶。樂音響起時，苜蓿花已經在中國原野開放，葡萄藤正在中國田園的籬架上攀爬。這些植物都曾和攜帶他們的遠行者一起，經過了敦煌。
飛機下降，敦煌在望，在機翼前方。我從舷窗俯瞰，看見過去稱為南山的祁連，積雪的山峰，綿延的山脈。融雪水順著清晰的溝岔流下。有些流進了綠洲，有些還未及滋潤出一點綠色，一叢草，一根樹，一個村莊，就在赭紅色的荒漠中消失不見。
這時，我想到的不是敦煌那些著名景點，只是專注地眺望著雪山水澆灌的綠洲。最迫切的願望就是要親手觸摸到融雪水滋潤的綠色，要到綠樹環繞、田疇整飭的綠洲上走走看看。
一下飛機，我就走向綠洲，這很容易，因為敦煌這個城市就置身於綠洲中間。
一條水渠把我引向了田野。
我看到了田野裡的葡萄園，看到了剛過花期的苜蓿草。兩千年過去，它們已經從漢代皇家宮苑中種植的西方異草，逸生為尋常的野生植物。我在渠邊的白楊樹下發現了它們，不是很多，但確實是苜蓿。我所以留意於此，是因為法國人伯希和於一九〇八年到達敦煌的時候，也注意這種可作中西交流史證明的植物。他認為，張騫當年是在康居國採集到的苜蓿種子。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新疆，至處都是苜蓿。”“到達敦煌以來，我們就再也見不到它們了，也可能直到北京都再也見不到它們了。”此前，我曾在走進敦煌南倚的祁連山中時，見到過逸生到野外的苜蓿。伯希和寫這篇日記的時間是二月二十四日，那時的敦煌還沒有春天的氣息，那些去秋枯萎的植株早就被風沙摧折掃蕩乾淨了，所以他才沒有發現吧。
敦煌是有苜蓿的，而且古代敦煌還種植苜蓿。敦煌遺書中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廿日，粟四鬥，壘苜蓿園……”這是說，用了四鬥粟，付僱人壘苜蓿園的工錢。苜蓿不只是優良飼草，青嫩的苗尖還可以作為蔬菜食用。最新版的《敦煌市志》對古代敦煌農作物考據詳細。將苜蓿列為古代敦煌主要的八種蔬菜之一。“莖葉嫩時可做蔬菜，苜蓿花可以提取香料。”並引敦煌遺書，某年端午節一位陳姓小吏送上司賀節禮：“香棗花兩盤，苜蓿香兩盤，青木香根兩盤，艾兩盤，酒兩甕。”真是清雅可愛。
敦煌此地，即便不是從複雜的歷史、文化、語言尋找入口，就是從一株野草閒花、一種看似尋常的植物入手，其蘊含也是如此豐富，如此充滿歷史況味。我走過一些麥地、一些瓜田、一些果園，灌溉這片綠洲的渠水在白楊樹陰涼下嘩嘩流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在這裡，植物也是我自己的歷史課上的生動材料。
西域的植物經過敦煌東來中國。中國的植物也藉由絲綢之路，經過敦煌去往了世界。美國人勞費爾關於物質交流史的著作《伊朗中國編》就說道，中國的桃和杏就是藉由這個通道傳到了外國。勞費爾說：“儘管出產野杏樹的地帶從突厥斯坦一直延伸到遜加里亞，蒙古東南部和喜馬拉雅山，但中國人從古代起就最先種植這種果樹，這卻是一件歷史事實。”
“以前的作者把桃杏向西方移植這件事很公平地看作與中國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後和西亞來往密切是有關聯的。”
關於中國的桃樹在印度的出現，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有記載。印度有一個叫司乞特的王國，一名叫作加膩色迦的國王在朝時，一些甘肅河西的人到了那個王國，這位國王善待這些來自中國的人，分配給他們土地和宅邸。他們居住的地方就叫中國地。這些中國人在中國地上栽種了他們帶來的桃和梨。以後，這個王國的人就把桃叫作“至那你”，意思就是中國桃。而中國梨的名字則叫作“至那羅閣弗旦邏”，意思是中國王子。
唐玄奘去印度求法取經時，經過敦煌時虛心苦身，回來再經敦煌，除了滿心佛學上的正知正見，還從異國帶回了這樣美麗的中國故事。“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那些當年進入印度的中國人的行藏早就無處蹤跡，但桃花卻在異國春天永遠開放。
晚上，在酒店吃著醒酒的瓜，又想起這些汁液甘甜的果實的來歷，想起它們對不同自然條件與文化習慣的適應，想起因此而起的品種改良與增加。更想起它們的流佈，敦煌都是一個繞不開的中轉站。
這裡是一個國際性的文明集散地、文化中轉站。
這裡發生的故事，不止有不同族群間的流血衝突，不只是不同文化在生存競爭中一較高下，還有交往、交流、交融。交融是最終的結果。即便最初的形式，文明的競爭以流血開始，最後的結果還是相互融合。即便是失敗的一方，也還向勝利的一方輸送了某些生命基因與生存的智慧和經驗。在我們這個國度，大多數人的歷史觀的養成靠那些演義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歷史書。網絡時代了，這種歷史觀反倒得以更方便地蔓延。在這種歷史觀的籠罩下，民族間的歷史就是戰爭故事。每個人心中都是一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簡潔版攻伐史與謀略史。隨便哪朝哪代都是某朝“那些事”，而真正的歷史應該是一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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