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種的家風
——劉兆林
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卻種出唯有讀書高的家風來，這似乎不合情理。
我爺爺，生於生有孔聖人的山東；我父親，生於我爺爺帶領全家逃荒關東的路上；我生於新中國誕生那年，爺爺用籮筐挑著父親落了腳就沒挪窩的黑土小鎮。爺爺逃荒東北20多年後，仍是一字不識的菜農，但他帶到黑龍江的四個兒子，都從小讀書，且一個比一個讀得多。排行最小的父親，讀完本鎮的新學堂，又到縣城讀“國高”，再到外省省城讀軍校。新中國成立後，三伯是鎮政府文教助理，父親則是本鎮最高學府的職業教師。到了我們一大幫孫子輩，不管男女，起碼讀完初中再參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讀大專，畢業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沒出本縣，後來成了縣長，這在當時一個區區小鎮，可算大事了。而姥姥家大我四五歲的老姨，小學竟和我同班，沒畢業就輟學了。姥姥家的女孩沒有一個讀書的，男孩也沒一個讀到高中的。
同是不識一字的農民，因何種出兩種家風？從孔聖人老家逃荒到關外的爺爺，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影響，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見識，與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層卻較薄的坐地農戶，眼光定有不同。但畢竟爺爺也是農民，他想的唯有讀書高，不會是做官當老爺，而是讀書能出息人、過好日子。看見正幫父親挖菜園累出一頭汗的我，爺爺說，這孩子真懶，寫作業去！在他眼裡，學生不刻苦讀書就是懶。見開著雜貨店卻坐那兒埋頭讀許多雜書的我大伯，他會說，你不能再這麼懶，孩子沒媽，你得緊盯著他書念得咋樣！對當教師的我父親，一放暑假他便會問，柴火夠燒了嗎？父親就得帶上母親，讓屋後堆起夠燒一年的柴山。對家庭婦女的母親，爺爺偶爾會問，夜校還天天去吧？對剛上初中的我，爺爺開始常叫我睡前給他和奶奶念一會兒《水滸傳》《楊家將》什麼的，既是幫他解悶，又是督促我多讀書認字、長見識。我愛上文學寫作，就是從小受這影響。而爺爺的“讀書高”思想，還包含能提高生活質量和做人質量。比如，年年被推舉為給社裡看瓜果的“老瓜頭”，他對我能用所學知識幫他修理手電筒、收音機、理髮推子這“三大件”看園武器，分外高興。爺爺有句話我至今印象很深：“社裡東西，不能往家拿！”這是我到瓜果園幫他修理“三大件”時聽到的。為防自己寂寞，也為防別人偷瓜果，爺爺總好揹著收音機，拎了手電筒各處轉。頭髮長了、收音機和手電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果園去理、去修。我當然招之即來，卻不願揮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點口福。對此爺爺極有分寸，摘個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讓我吃了，便打發我走，卻不讓我往兜裡裝。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號，他也會說，讓你吃點，是你修手電幫社裡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時也見爺爺往家帶過瓜果，那是每個社員都有份的。我也碰巧見過隊領導叫人捎條子，讓爺爺給縣上來的人摘些瓜果送去，這時爺爺絕不求我念那條子，而說他一個大字不識，誰的字條都不認得。記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間爺爺打盹兒，帶了幾個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爺爺發覺，偷果不成反被攆了好遠，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戰戰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財物不能私佔，至今是我心頭的律條，當然這律條也死貼在父親的心上了。
我獨生兒子報考大學時，我已當上有文憑的軍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這是爺爺種下的家風使然：寫書比讀書更高。關於選哪個專業讓兒子去讀，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讀軍校文科。我知道爺爺曾同意父親讀軍校，但沒讀完學校黃了，父親才回家鄉當教師的。妻子是中學教師，我是武人堆裡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兒子培養成文武雙全的人。我說的武，不是指當將校，而是性格中軍人那種陽剛之氣。那時我是家族中唯一有過正式軍齡的人，知道軍隊文科大學最能培養這種氣質的文人。兒子如了我的願，獲得軍校文科學士學位，又獲人大文學碩士學位，再獲北大文學博士學位，最後投身部隊，終成武人堆裡能寫書的文人。這既隨了祖父種植的家風，也合乎中華民族的家國情懷。每念及此就彷彿看到，故去多年的爺爺坐在老家舊屋前，背靠早早備下的紅漆棺材看著我，暖暖日光下的閃閃白髮與喜洋洋的棺材，輝映給老人家一臉金紅的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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