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瀾君說——
改革開放初期，“傻子瓜子”給出了一道難題：僱12個人，算不算剝削？1984年，“傻子瓜子”僱傭人數過百，被鄧小平點名保護：“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10月24日，全國工商聯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名單》，“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位於其列。
今天，人們用“56789”來概括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如 @光明網評論員 所說，民營企業若“離場”，“場”又何存？
小平同志關心“傻子瓜子”
文／金濤
1982年底和1983年初，素以文教報道為特色的《光明日報》，突然把視線轉向極其敏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域。繼1982年11月7日至24日，分6次連載“安徽滁縣地區‘大包乾’生產責任制紀實”的長篇通訊，又於1982年12月20日在一版發表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的兩則消息。轉年的1月4日，又在二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介紹“傻子瓜子”的經營者年廣久的經歷以及因“傻子瓜子”而引發的一場尖銳的思想觀念的撞擊。
這篇報道即是題為《“傻子”和他的瓜子》的通訊。
蕪湖風浪急
儘管快到新年了，蕪湖的街頭巷尾多少也有過年的熱鬧氣氛，但我一到蕪湖，感到這裡的氣氛有些異樣，猶如陣陣撲面而來的寒風。
我來蕪湖之前，曾經事先和市委宣傳部的沐昌根同志取得聯繫。當我在蕪湖市委招待所安頓下來，向他說明來意，沐昌根除了表示全力支持，也向我透露了他的一些擔憂。
這個新聞事件的背景是，一方面，每一個嘗過“傻子瓜子”的人幾乎眾口一詞稱讚瓜子炒得好，口感好，價格又便宜又實惠。然而另一方面，有相當一部分人卻在品嚐瓜子的同時，思索著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這瓜子究竟是姓“資”還是姓“社”呢？許多人感到困惑。
此前不久，當地的《蕪湖報》發表了該報記者徐明熙採寫的關於“傻子瓜子”的報道，對年廣久自動降價的做法給予了肯定。這則報道一經發表，在蕪湖市引起截然不同的反響。廣大市民紛紛稱讚，並踴躍購買“傻子瓜子”；但是，有人尖銳地指出，這是為復辟資本主義吶喊，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現實反映。當即，一張大字報貼在鬧市街頭，據說大字報的作者是當地的一名幹部。
大字報是一首打油詩：
傻子瓜子呆子報，
呆子報道傻子笑，
四項原則全不要，
如此報紙實胡鬧。
這張大字報當即在全市廣為傳播。“傻子瓜子”的出現，最具代表性地衝擊了長期以來公有制經濟壟斷市場一統天下的局面，提出了個體經濟能否在中國市場經濟中佔有一定地位的嚴峻現實問題，人們在如此尖銳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問題面前感到困惑迷惘，對這樣巨大的衝擊似乎還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小小的瓜子，它所引發的思想衝突是如此尖銳，這正是我當時感到相當吃驚的。
用事實作出回答
我決定進行深入的社會調查，到群眾中去，直接傾聽群眾的看法與評價。
我來到年廣久的家，看他在作坊裡炒瓜子。我從年廣久那裡得知，蕪湖自古以來是長江中下游頗有名氣的瓜子城，以盛產瓜子炒貨而聞名。但是，長期以來由於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瓜子城的名聲早已名存實亡。由於貨源少，城市居民每年只能憑購貨本在過春節時每戶買半斤瓜子。這種狀況不僅限於蕪湖，全國各地大體相似。而蕪湖附近各縣的廣大農村，過去以生產籽瓜為生的農戶，因為計劃經濟的約束，也不種籽瓜了，收入大大降低。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策放開，城市經營瓜子的個體經濟蓬勃發展，一改過去多年憑證供應瓜子的局面，這不僅活躍了市場，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生活需要，也刺激了農民種籽瓜的積極性。
這些情況給我以極大的啟示。瓜子的生產，從過去國營企業壟斷市場的狀況一改為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局面，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憑證供應的商品短缺年代，瓜子也是緊缺商品！“傻子瓜子”的出現，意味著社會產品的豐富，滿足了市場的需要，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何罪之有？
另外，我也走訪了年廣久所在的管轄區的派出所和工商稅務管理部門。對這兩個部門的採訪，一是瞭解年廣久是否奉公守法，如實納稅；另一個問題則是涉及比較敏感的僱工問題，因為當時對個體經營的企業，僱多少工人算剝削，也是一個“姓資姓社”的理論問題，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我的心裡也沒有底。
工商稅務管理部門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們不僅以滿意的口吻稱讚年廣久按時自動交管理費和稅金，而且他們講得很實在，由於過去市面蕭條，他們年年完不成稅收任務，而現在稅務部門的日子好過多了。因為年廣久是納稅大戶。所以他們認為，“傻子瓜子”沒有什麼不好。
這就等於告訴我，城市個體經濟的發展不僅有效地活躍了經濟生活，也為國家增加了稅收。
深入調查使我大為開竅。我和徐明熙同志後來在聯名發表的報道中總結了“傻子瓜子”的五大好處，正是從調查中總結出來的，這就是“一是作為國營經濟的補充，活躍了市場；二是促進了國營商業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三是增加了國家的收入；四是創出了名牌產品；五是解決了一部分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
雖然有了這樣堂堂正正的五條理由，但我們還是動了一番心思⋯⋯
尋找新聞切入點
在採訪過程中，我獲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蕪湖市果品公司，是歷來獨家經營瓜子加工銷售的國營企業，生產的瓜子以“迎春瓜子”為商標。在“傻子瓜子”問世之前，由於國營商業壟斷市場，“迎春瓜子”也是“皇帝女兒不愁嫁”，不僅質量差，而且價格昂貴。自從“傻子瓜子”打入市場，皇帝女兒的地位受到嚴重挑戰，因為年廣久也算得上是一個精明的有經營眼光的人物，他生產的瓜子不僅以質取勝，而且自動降價，在價格上向“迎春瓜子”挑戰，從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在這種形勢面前，有兩種辦法可以保持國營企業的壟斷地位，一是用行政干預手段取締“傻子瓜子”，消滅這個競爭對手，這在當時來說也是不難辦到的；二是根據市場經濟的法則，對國營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制度進行改革，在產、供、銷各個環節引入競爭機制，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價格，以質優價廉的產品打入市場，從而使國營的“迎春瓜子”贏得消費者的青睞。
我們在調查中高興地獲悉，蕪湖市果品公司正是按照後一種辦法迎接“傻子瓜子”的挑戰。據瞭解，“迎春瓜子”不僅質量大大提高，價格一再下調，當時市場零售價比“傻子瓜子”還低。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決定把“傻子瓜子”的報道定位在與國營企業的公平競爭上，以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來展開對“傻子瓜子”這一經濟現象的分析與肯定。這樣，新聞的切入點就不是單純地報道“傻子瓜子”，也避免了突出個體經濟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風波並未平息
由於“傻子瓜子”這個新聞畢竟是觸動了非常敏感、在黨內頗有爭議的問題，報道出去其後果如何尚難預料，不排除有很大的政治風險。所以，光明日報編輯部在版面安排上動了一番腦筋。先是在1982年12月20日《光明日報》一版刊登了兩條消息並配發了一篇短評。一條消息的標題是《個體經營的“傻子瓜子”價廉物美信譽高，國營企業的“迎春瓜子”面臨挑戰趕上去》，另一條消息的標題是《“傻子”年廣久向阜陽災區捐款五千元》。另外，以署名“肖巖”配發的短評題為《有點競爭好》，文章的著眼點是“看來，國營、集體、個體企業之間還是有點競爭好，這既搞活了‘一潭死水’，又促進了改革，既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又使國家、集體、個人都得到好處。此等好事，何樂而不為”！
這一組報道，在我看來，不過是一個鋪墊，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鋪墊。它淡化了突出“傻子瓜子”的印象，又強化了“傻子瓜子”的影響，似乎是一著不經意的閒棋，實際上卻是一著高棋。接著，重頭戲並沒有馬上開場，一直拖到1983年新年伊始的1月4日，《“傻子”和他的瓜子》這篇重點報道才見報，而且放在第二版刊登。現在看來，我認為當時報社領導是頗具匠心的，體現了高超的宣傳藝術。既避免了鋒芒畢露，又達到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效果。
小平同志說“不能動他”
後來學習《鄧小平文選》，發現小平同志對“傻子瓜子”曾經有過幾次重要講話，這使我感到無比欣慰。特別是，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提到“傻子瓜子”問題。
他說：“這次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一變就人心不安，人們就會說中央的政策變了。”“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
這次談話，小平同志把對待“傻子瓜子”的政策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並列，視之為“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明確指出“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1頁）。
1983年1月4日，《光明日報》刊登《“傻子”和他的瓜子》一文
“傻子”和他的瓜子
記者 / 徐明熙 金濤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安徽蕪湖的鬧市區——長江路的十九道門巷口，裡三層外三層圍滿了人。人群之中，一個身材瘦削、頭髮蓬亂的中年人正在忙不迭地給顧客秤瓜子。在他背後的牆上，貼了一張十分醒目的廣告，上書“傻子瓜子”四個大字。
此人便是名譽江南、婦孺皆知的蕪湖“傻子”。
“傻子”從小拜巢縣人馬老四為師學做水果生意，十五歲單獨經營，對各色水果的儲藏保鮮積累了不少經驗。因為經營水果得法，“傻子”被人送以“水果大王”的美名。可是，自從吃了一場冤枉官司，“傻子”對經營水果心灰意懶了。
十年動亂之際，“傻子”挎著小籃子，在街頭巷尾賣起瓜子來了。當時做小商販是要冒點風險的。雄赳赳的民兵小分隊，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傻子”面前，“橫掃”了他“搞資本主義”的籃子，把瓜子塞進腰包。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傻子”上有老母，下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總得混碗飯吃，於是，他東藏西躲，用“游擊戰術”躲開小分隊的襲擊。
“四人幫”垮臺，他敏感地嗅出了市場氣息在變，黨的政策和過去不同。他不再挎著籃子東躲西藏了，他家的那條巷子——十九道門巷口便是蕪湖的鬧市，他買了一部舊板車，堂堂正正地在巷口擺出瓜子攤子。當時全市的瓜子攤販發展到近三百戶，唯獨“傻子”賣的瓜子最受顧客歡迎。
然而就在他春風得意之際，就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個新春，冒尖的“傻子”成了工商部門頭一個準備整頓的對象。一場精心策劃的“抄家”行動佈置停當，所幸的是，時代變了，有關部門對這種不合時令的“革命行動”提出異議，使“傻子”免遭了一場劫難。
然而，這股風卻在他的家裡興起一場軒然大波。他的妻子是個在職工人，聽說又要抄家，嚇得要死。她堅決要求跟“傻子”離婚。結果，這一對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夫妻終於分手了。
一場沒有實現的抄家虛驚之後，“傻子”伴著老母和兩個自願隨父的兒子，陷入了妻離子散的痛苦之中。逆境使人奮發。“傻子”決心在瓜子的行業闖出一條路來。
一九八一年三月春回大地之際，“傻子”請來一位保姆，安頓好家，便向老母辭行，說要出門三個月。
他揹著一個小行李捲兒，風塵僕僕地從上海、無錫、蘇州、揚州、鎮江、南京，一直來到江西、武漢等主要的瓜子產地。他一個大字不識，每到一地，就到瓜子攤上花一角錢買一小包瓜子，邊嗑邊體會各地瓜子的風味，琢磨它們的配料和特點，默記於心。他發現揚州的瓜子帶有甜味，上海的瓜子甜中帶酸，北方的和江西、四川的瓜子鹹中帶辣，南北口味頗為懸殊。他還通過訪問，掌握了椒鹽、奶油、桂花、甘草、玫瑰、百合、辣椒、臭滷、五香等七十二個品種瓜子的配料。整整一百天過去了，當“傻子”回到蕪湖他那間破房時，一個醞釀已久的想法成熟了：他要創制一種博採眾家之長、溶南北口味於一爐的新瓜子，打入市場。
“八·一”建軍節後，停業四個月的“傻子”重新出現在十九道門巷口。使人吃驚的是，他的瓜子看上去又大又飽滿，吃起來一嗑就開，口味是甜中有辣，食後令人叫絕。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瓜子每斤價格由二塊四角降為一塊七角六分。
“傻子”瓜子開了降價的頭炮，一下震動了蕪湖市場。
九月五日，《蕪湖報》專訪“傻子”的報道見報了，“傻子”激動得滿面泛紅。許多群眾，拿著當天的報紙，慕名而至，專程來買“傻子”瓜子，觀者、購者把“傻子”攤位圍得水洩不通。也就從這一天起，他的瓜子日銷量由五六百斤猛增到三千斤。
“傻子”瓜子的轟動，無疑對國營商業是個促進。不久，供銷系統的果品公司春光商店、貿易貨棧，分別請來名師高手，製作出以多味為特點的“春光”瓜子和以純奶味為特點的“迎春”瓜子，脫穎應市。接著，舉辦了“春光”“迎春”瓜子展銷會。其價格也從每斤兩塊四降為一塊七角四分。比“傻子”瓜子還低二分，一舉改變了過去價高質次無人問津的局面。跟著，全市三百多家瓜子攤販，也不得不把價格拉到相近的水平。
國營的“迎春”瓜子和個體的“傻子”瓜子形成了比翼奮飛的局面。他們的競爭給市場經濟帶來了清新氣息，讓人們看到國營商業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1983.1.4 有刪節）
這是我們的“舊報新讀”欄目——
世間文章千千萬，總有那些“不尋常”，如航標，如星宿，熠熠發光。它們或是歲月的刻痕，或是歷史的見證，或是時代的座標，或是命運的吶喊，或是人世的長歌……這些文章不僅“美”，而且“真”，還很“實”，彰顯出文字的勁道與力度。朱光潛先生說過：“年代久遠常常使最尋常的物體也具有一種美。”何況，一些文章一開始就如此“不尋常”。
40年前，中國的大門敞開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如壯麗畫卷，徐徐鋪展開來。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醒來，中國在蛻變，中國在騰躍，中國在飛翔。這個進程波瀾壯闊，這個過程扣人心絃，這個歷程回味無窮。
觀點流開辦“舊報新讀——看那40年”專欄，設想將此間那些動人而“不尋常”的篇章重新打開，重新喚醒，重新編排，請你讀，請你品，請你思，請你想，這一塊塊新時代的基石,助你登高望遠，朝著未來的方向。
• end •
觀點流
有價值的觀點在流動中聚合
觀點 · 聚合 · 價值
主編 | 劉 昆
副主編 | 龔孟關
※本號內容專屬於光明日報 · 觀瀾工作室
閱讀更多 觀點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