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不合法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都是好的”

“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按:在《全球化時代》一書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聚焦於以菲律賓國父、小說家何塞·黎薩爾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義者,從文學文本和政治的雙重維度,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激進民族主義之間蘊藏的無政府主義力量。

黎薩爾曾於1882年至1892年旅居歐洲,在此期間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說《煽動者》。在安德森看來,該書完全算得上是一部世界小說(novela mundial)——他在其中發現了三個相互交錯穿插的“世界”:第一個是俾斯曼主宰的1860-1890年國家間的世界體系;第二個是全球左派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革命運動;第三個則是西班牙帝國內部的王位爭奪戰、民族-地區間劇烈的競爭、階級矛盾以及各種意識形態衝突。這三個“世界”輻射及了當時的西班牙、法國、意大利、俄羅斯、加勒比地區、美國和菲律賓等地。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深刻影響了黎薩爾的第二幅世界圖景。

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曾在全球引發的迴響,巴黎公社在短暫統治後遭受的嚴厲鎮壓,1883年馬克思逝世……一連串的事件為國際無政府主義的興起打開了大門。在以下章節裡,安德森帶我們梳理了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和實踐。他們掀起的風暴不僅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隨後為反殖民的菲律賓激進民族主義者所複製。

“所有不合法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都是好的”

節選自《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象》

黎薩爾出生那年,米哈伊爾·巴枯寧從西伯利亞逃往西歐(他在19世紀40年代因為密謀推翻沙皇統治而被判處終生放逐西伯利亞)。次年,也就是1862年,屠格涅夫發表了《父與子》,精妙地分析了某種類型的虛無主義的外表和心理。四年之後,一位名為卡拉科佐夫的莫斯科學生暗殺亞歷山大二世未遂,與其他四人在斯摩稜斯克廣場被當眾絞死。同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取得了火藥的專利。雖然他這項發明的主要成分是極不穩定的硝化甘油,但是製造出來的炸彈卻簡單易用、表現穩定、便於攜帶。1869年3月,22歲的虛無主義領袖謝爾蓋·內查耶夫(Sergei Nechayev)離開俄國;他與巴枯寧在日內瓦會面,共同撰寫了轟動性的《革命者教義問答》,幾個月後返回莫斯科。巴枯寧和這位虛無主義領袖一直保持著(緊張的)關係,即使後者謀殺了一位懷疑他的學生信徒一事已然是眾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將這起謀殺寫入了小說《群魔》。

到19世紀70年代末,接替虛無主義者的,是一小撮民粹派(narodniki),他們是秘密的激進反獨裁組織。不論成功與否,政治暗殺在1878年的俄國已經司空見慣:1月,薇拉·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槍殺聖彼得堡軍事長官費奧多爾·特雷波夫(Fyodor Trepov)將軍未遂;8月,謝爾蓋·克拉夫欽斯基(Sergei Kravchinski)刺死了沙皇秘密警察頭子梅津佐夫(Mezentsov)將軍。1879年:2月,格里高利·戈登伯格(Grigori Goldenberg)射殺了哈爾科夫的長官德米特里·克魯泡特金親王;4月,亞歷山大·索羅維夫(Alexander Soloviev)用同樣方式刺殺沙皇未成;11月,列夫·哈特曼(Lev Hartmann)爆破皇帝御用火車的計劃流產。1880年:史蒂芬·哈爾圖林(Stepan Khalturin)成功炸燬了皇宮一角—8人死亡,45人受傷。現在,諾貝爾的發明已經派上了政治用途。隨後在1881年3月1日—黎薩爾登陸馬賽的15個月前—一批稱自己為人民意志黨的人用炸彈暗殺了沙皇,全歐洲為之震動。(幾個月後,美國總統加菲爾德遭暗殺的事件幾乎沒有人注意。)

“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謝爾蓋·內查耶夫

俄國的風暴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可以代表這場風暴的有兩個人物,在第一個時期是1876年去世的巴枯寧(生於1814年),在第二個時期則是彼得·克魯泡特金親王(生於1842年),他於1876年從沙皇的監獄逃往西歐。

共產國際最開始的兩次大會都在寧靜的瑞士召開(1866年和1867年),進展也十分平靜,馬克思一直是大會的中心。但次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三次大會上,巴枯寧的影響就可以被強烈地感受到。到了1869年舉辦的第四次大會,巴枯寧主義者已經成了多數。第五次大會原定於在巴黎召開,但色當戰役使會議泡湯。待到1872年,會議總算在海牙再開的時候,它無可救藥地分裂了。巴枯寧去世時,會議已經解散,不過巴枯寧主義者的大會一直持續辦到1877年。

也正是在那一年出現了“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一詞。它擁有了技術和政治上的意義,並且迅速、廣泛地傳播到全世界(即便有關無政府主義的目標與方法,顯然有很多思想流派在相互競爭和交融)。

無政府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與自治,懷疑等級制(“官僚制”)組織,而且喜好用諷刺作為自己的文字武器。這讓它在右翼政權嚴酷鎮壓的政治條件下顯得別具吸引力。保守政權發現,追蹤、滲透、摧毀一批自我生成、自我治理的小團體,比粉碎工會和政黨要困難得多。無政府主義理論不像當時的主流馬克思主義那樣有輕視農民和鄉村勞動的傾向。我們可以說它骨子裡也更反教權。這些條件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革命性的無政府主義在仍然以農民為主的社會中傳播得最為成功,如在信仰天主教的、後巴黎公社的法國,復辟時期的西班牙,以及統一後的意大利、古巴,乃至鍍金時代移民勞工的美國;而在大體信仰新教的、工業化、半民主的北歐卻不及主流馬克思主義那麼流行。

“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共產國際大會

不論如何,在淒涼的19世紀70年代行至末尾的時候,無政府主義思想圈子裡出現了這樣一個理論性的概念:“用行為做宣傳”。也就是以謀殺反動政治家和資本家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在震懾前者的同時,鼓勵受壓迫者為革命重做準備。1877年4月,那不勒斯東北部貝內文託的起義以喜劇性的失敗告終。歷史學家通常以此作為這一新階段開始的標誌。這場起義由兩位那不勒斯青年發起:埃里科·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和他富庶的朋友卡爾洛·卡菲耶羅(Carlo Cafiero,他先前在安全的馬焦雷湖北岸為巴枯寧提供資金支持),以及25歲的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克拉夫欽斯基[人稱斯泰普尼亞克(Stepniak),1852—1895年。此人參與了1875年波斯尼亞的反土耳其起義,後來又刺殺了沙皇秘密警察的頭目]。兩人因此受到審判。但1878年翁貝託一世繼位,一片普天同慶的氛圍下,這兩位意大利人也被宣判無罪。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年輕的廚師、無政府主義者喬瓦尼·帕薩南特(Giovanni Passanante)輕易地擺脫了麻煩。而他此前差點就用一把刻有“國際共和國萬歲”的刀刺殺了這位年輕的國王。貝內文託事件的兩個月後,安德里亞·科斯塔(他與馬拉泰斯塔有密切協作)在日內瓦發表講話,為新的戰術確立了理論。8月初,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在激進的《汝拉聯邦公報》(

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上發表文章,稱紙上談兵已經不足以喚醒民眾意識;俄羅斯人的事已經表明,無政府主義者需要像沙皇體制一樣嚴酷無情。紳士的克魯泡特金隨即大張旗鼓地行動起來,在1880年12月25日那期《反叛者》上,為無政府主義下了理論上的定義,即“用言語、寫作、匕首、燧發槍、火藥進行永久反叛……所有不合法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都是好的”。就等1883年9月2日的《黑旗》秘密發表《法國虛無主義者宣言》了。在宣言中,作者聲明:

聯盟誕生後的三年裡,數以百計的布爾喬亞家庭付出了致命的代價,被某種神秘的、醫學無法定義和解決的病症所吞噬。

“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埃里科·馬拉泰斯塔

它慫恿革命者繼續在暗中進行大規模投毒計劃(黎薩爾幾周前第一次快樂地遊覽了巴黎)。這些跡象無不表明,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正在思考一種新型的暴力,它將以俄國的方式實施,不僅針對國家領導人,而且還要襲擊那些被視為階級敵人的人。

......

波無政府主義“暴行”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在巴黎的時間也與此類似。黎薩爾在1885年後的經歷大多是在德國、英國和比利時這些無政府主義活動不怎麼顯著的國家。不過,他喜愛讀報,一直熱心關注世界政治走向。現在就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問題:他是否真的與歐洲的哪位激進主義者有私交?證據並不充分,但不失趣味。

黎薩爾的好友特立尼達·帕多·德·塔維拉在晚年寫過一篇文章,描述了他與巴黎的兩代俄國虛無主義者之間密切的關係。他說道,自己曾經也是亞歷山大二世的崇拜者。

但與此同時,我又敬仰虛無主義者勇敢而巨大的責任感。這些信息,我是從俄語老師米哈伊爾·阿欽那斯基(Michael Atchinatski)那裡得知的。從他口中,這些事變得越發感人。老師是一位著名的虛無主義者,由於密謀暗殺那位沙皇,他已三次被判死刑。

注:題圖為俄國二月革命期間的無政府主義隊伍。

“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全球化時代》

副書名: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董子云 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16664-5

已上架

19世紀晚期,電報、萬國郵政聯盟、鐵路與蒸汽船使得跨國連接成為可能,早期全球化已然開端。人口遷移與觀念傳播同時進行,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相遇,其信奉者實施了目標和次數都引人注目的暗殺行動,引發了早期的“反恐怖主義”立法;古巴與菲律賓作為西班牙帝國僅存的兩處重要殖民地,幾乎同時爆發民族主義起義,其間革命者互通有無、協調行動,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全球性合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菲律賓下筆,逐漸向歐洲、美洲和亞洲發散,聚焦於以菲律賓國父、小說家何塞·黎薩爾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義者,再現了“一戰”前的世界政治與文化圖景。在此基礎上,他試圖闡明早期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如何影響了民族主義,而全球組織網絡又如何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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